释永信的财富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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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章晋博客

在今天的中国，该用怎样的座标体系去评价释永信，评价少林寺，去看待传统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复苏现象，恐怕全社会没有共识。对释永信来说，对内，如何管理僧众、沙弥以及少林寺内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何管理庞大的财务，如何管理隶属的商业机构;对外，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与上级管理部门理顺关系，如何与周围的居民相处，如何与外界各种合作方式不同的机构打交道。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释永信注定是中国最受非议的宗教人士。

外形上，这个人丝毫没有国人心中高僧大德慈眉善目、睿智深沉的影子，反有几分精明犀利农民企业家味道;他的履历出身，与文学作品勾勒出的少林方丈印象更是相去甚远;而他升座方丈后一系列轰轰烈烈举动，更与传统宗教的形象背道而驰。

中国找不到第二个宗教人士像释永信一样，从出现在公众视野，就一直遭遇公共形象危机。事实上，面对公众质疑，释永信一直在不断自我调整和学习。然而，对他的争议和质疑却不断升级，从他到底是个宗教人士还是个商人，逐渐上升到他是否侵吞财产，最终出现包养女大学生、嫖娼以及与女明星有染的谣传。

但是，少林寺是一个太过特殊的寺庙。作为一个最有国际影响力、收入最多寺庙的方丈，释永信无可避免地身处复杂纠结的利益漩涡中心。他要面对的处理的问题，远非常人可比，某种程度上，在他这个位置上，非议和传闻无可避免，换一个人，未必就能做得比释永信更好。

没有答案，只有非议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少林寺的方丈该怎么做?没有人能告诉释永信。

少林寺自清康熙五年始，曾长达320多年无方丈，后又在战乱中迭遭兵燹，僧人多次弃寺而逃，1949年时，该寺只剩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僧。到释永信22岁成为住持时，他在佛门青灯下不过6年时光而已。

假使少林寺千年传承不绝，释永信曾受大德高僧多年熏陶，前辈们的经验也完全无法适用于今日世界。过去的寺院，靠寺院所辖的土地山林和香火供养，今日寺院土地房产均非宗教社团所有，已不可能靠田产、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而每日涌来成千上万游客和前来投效的习武爱好者，更为过去无法想象。

甚至，对释永信是否该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少林寺，舆论本身就存在极大争议。赞同者云，市场经济时代，少林寺就该盘活少林寺品牌的资产，释永信的种种努力符合弘扬少林的本意。而质疑者认为，少林寺已是个企业集团，而非佛门净地，但也无法给出一个少林寺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的边界。

佛家的传统形象是苦寒清贫，今日的少林寺则是财大气粗，看上去与苦修早已绝缘。不过，与更多被少林寺挡住了舆论子弹的寺庙相比，少林寺的僧众物质生活待遇甚至可算微薄。不少香火稍微旺盛的寺庙，小和尚月工资比大都市白领更高。现代社会无可避免地要颠覆僧侣传统形象，譬如日本和尚不但可娶妻生子，安家寺庙附近，每天像在公司上班。

不能不考虑的是，只要“武侠热”存在一天，在中国武侠文化中占据最重要座标的少林寺，就是个市场价值极大的商业品牌，释永信不用，与少林寺沾边不沾边的人，都会打它的旗号。少林寺品牌在国外被人大量抢注即是证明。这份特殊“荣耀”，是全世界任何宗教社团都没有的。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该用怎样的座标体系去评价释永信，去评价少林寺，去看待传统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复苏现象，除了认为释永信做得不好之外，恐怕全社会没有任何共识。

人们在以传统眼光，甚至是影视剧中少林方丈的标准形象来衡量释永信的同时，少林寺又被目为一个旅游胜地和武学圣地。宗教场所变成旅游景点，是今日世界的一个共同现象，这种异化程度，恐怕没有哪里可与中国相比，而少林寺则是典型中的典型。

仅仅是每年高达150万的游客，就使少林寺不可能成为清净之地。对释永信来说，对内，如何管理僧众、沙弥以及少林寺内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何管理庞大的财务，如何管理隶属的商业机构;对外，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与上级管理部门理顺关系，如何与周围的居民相处，如何与外界各种合作方式不同的机构打交道。凡此种种，都是前人无法给出答案，社会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难题。

有生财之门，无散财之道

少林寺虽然在商业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但平心而论，好歹它还保住了底线。要知道，今天商业开发宗教资源的投资主体五花八门，从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宗教人士、信徒，到企业、商人、社团，几乎无所不包。它甚至是市场准入最宽松的一个领域。

现行宗教政策加上种种优惠政策，如土地无偿划拨、建设费减免、经营税免征等，令投资寺庙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事业之一。

如无释永信的强势，谁知道少林寺是否会面临寺庙常见的命运：寺庙不必为僧侣管理掌控，或承包、或分成，完全视乎投资者意愿。甚至专门充任门面的职业假和尚群体也应运而生----上述遍布中国大陆的奇观，被挡在少林寺院墙之外，可算释永信的一大功绩。

强势如释永信者，也曾多次对媒体公开抱怨不公：少林寺被包裹在当地规划的少林大景区中，整个景区门票与少林寺捆绑销售，门票收入，少林寺与地方政府三七分成。但是，当少林寺拿着官方发布的游客数字去结账时，往往会被告知“那是对外宣传”。实际结账要打不少折扣。于是少林寺在庙门口自己加装了检票器，专门派人守在门口二次验票。甚至少林寺的僧人回寺院被景区大门的保安拦住盘问亦时有发生。两者的利益矛盾，归根到底是“少林寺”品牌的归属。在登封市政府眼里，“少林寺”的品牌就算不是明确的国有资产，也绝不是释永信私人所有或少林寺集体所有。所以，出现了地方和少林寺共同使用“少林寺”品牌的格局。

不过，双方各自使用“少林寺”品牌开公司还可相安无事，但2009年12月，释永信从媒体上得知由当地与港资合资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并准备于2011年上市时，终于对簿公堂。虽然“上市风波”最终平息，但根本利益纠结却未解开。

按一些法学家的解释，由于历代少林寺的修整，多由官方出资，而文革后少林寺的修整重建，亦有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出资，故少林寺当属国有资产无疑。至于大陆土地所有制，更是明确了宗教团体在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对土地和房屋均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释永信和少林寺所有的，只是他开发“少林寺”这个品牌积累起来的财富。

没有人能说得清少林寺积累了多大一笔财富，也没有人知晓这笔财富的管理方式，少林寺的一切尽在释永信个人的掌控之中。巨额财富和高度不透明的财富管理方式，自然让释永信难以摆脱时不时的怀疑和指控。

佛门生财有道，却鲜见散财济贫，释永信自然想扭转其负面公共形象。2005年，少林寺先后开设收养孤儿的少林慈幼院和药局、书局，释永信希望能展开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动。

但这些慈善活动几乎不为媒体所知，效果亦未尽理想。

如少林药局，除一些有成本的中成药，其他的药免费，看病全部免费。然而少林药局已成立5年有余，周围山民大多从未来过，一位老妇想起自己曾在犯关节炎时去扎过针，说“扎针没要钱，但那一小瓶药100多，太贵了，我没拿。”

若做横向比较，或许不难理解为何少林寺始终遭舆论非难。

在现代欧洲，教会一直是慈善事业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受捐赠者，也是捐赠者。其善款主要的社会流向，是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之类的福利机构。在现代国家的社会服务功能出现之前，教会甚至是其唯一的提供者。西方教会的善款除用于本土，也用于第三世界贫困地区。

受西方宗教强大的社会反哺功能刺激，台湾的证严法师凭借一己之力，建立了庞大的慈济基金会，30多年来筹集上百亿台币善款，均反馈社会，迈出了传统宗教积极反哺社会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她在以宗教神圣的信誉为担保，大大推进台湾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令更多人敬畏、跟随神圣宗教。

无论是与台湾的证严法师，还是与西方基督教相比，释永信都显得深谙生财之路，却乏散财之道。这恐怕也是大陆传统宗教适应现代社会的最重要一课。

释永信的能与不能

相比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在经济来源上曾有过极大的特权，譬如教廷征收的什一税;在敛财聚物上，教会也曾无所不用其极，其历史上的种种恶行恶状，远非中国传统宗教可比。但到了今天，不但特权早被剥离得干干净净，其他收入来源也基本断绝，完全靠慈善机构捐赠和信徒募集。基本解决了信仰的“纯洁性”与教会支配财产的“世俗性”之间的矛盾。

在财产管理上，西方教会原本就有一套极为严密的财产管理制度，随着其特权被剥夺，更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可靠的代理管理模式。现代信托业的诞生，即来源于对教会财产的捐赠。理论上，教会财产属于全体信众，账目往来高度公开透明，以便社会监督善款流向。神职人员只负责募款，决定善款用途，绝不涉足商海。

相比之下，东亚的日、韩和台湾地区，佛教等本土传统宗教，虽然不断借鉴和吸取西方经验，但对“神圣资产”的管理，仍处于摸索和有待成熟的阶段。而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寺庙，企业与宗教界限模糊性，此为大陆独有现象，自与今日世界格格不入，无怪乎释永信首先被外媒加诸CEO的称号。

不能不说，基督教在今天的中国，虽然传播上有种种先天不利因素，但近些年却以惊人速度有效扩散，与其有一套成熟完备的自我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它较之寺庙正热衷追逐GDP和利润的传统宗教，公共形象上就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尤须看到的是，传统宗教今天日益呈现出官本位色彩、对香火收入的追逐，使它很容易出现亲近权贵的不自觉选择----它不但无法起到社会阶层的弥合功能，更是对宣扬众生平等教义的直接讽刺和解构。

在聚财上，释永信能做的，恐怕就是不断从战线铺得极广的商业和投资活动中逐渐收缩，最终退出商业活动，只坐收以往的资产收益，注意力由商业推广，转向弘扬佛法等宗教事务中。而财产管理事项，则全部委托信托机构。做到佛祖心头坐，双手不沾钱。

但让释永信在致富的康庄大道完全掉过头来往回开，把少林寺变成一个完全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宗教场所，就算他有此心，地方政府也无法接受。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同理，遍布大陆名胜山川的寺庙，也断无可能像台湾一样，所有寺庙不收门票。不说地方政府，光形形色色的投资人的权益问题，就会成为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从当地政府试图将少林寺上市的努力也不难看出，佛门净地跻身商海和资本市场，由不得释永信。

而专家学者围绕质疑少林寺上市的争议，多集中在少林寺这笔巨大的国有资产，登封当地是否有资格将其“贱卖”。这无疑是在暗示，宗教资源的公益性质被异化，已为主流社会认可。

显然，有没有释永信，少林寺的商业化和企业化，都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区别只在是由释永信主导还是非释永信主导。

释永信能有效地散财于社会吗?能。也不能。如果只考虑把将少林寺的巨额财富捐出去，这没有任何问题和障碍，如果他想学习国外，通过建立公益基金会的方式，完全自作主张决定款项用途，取之于民，则会面临难以克服的合法身份与资格问题。大陆现行法律法规的种种限制和门槛，使得少林寺散财远比聚财难得多。

不在考虑之列的困扰

比前述任务更难完成的，是释永信是否能让少林寺完成现代转型，以适应当代社会百姓对宗教信仰的需求。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宗教复兴呈现越来越热的势头。据社科院2010年的统计数据，大陆佛教徒已达到1.8亿。虽然传统宗教在复兴，但那些名刹古寺在宗教中的地位，却明显呈现出相对边缘化的趋势。

除名刹古寺自身过于商业化，让信徒望而却步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它们在满足现代社会信仰需求时，面临先天不足的适应性尴尬：

中国传统社会，由同宗、同乡、同事构成的熟人社会，浸润了浓厚的儒家人情伦理规范。它可起到精神和情感纽带、群体归属感，慰藉心灵的作用。故佛教寺庙虽多建在清幽僻静之地，却足以胜任信众偶尔烧香朝拜的需求。

而今天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封闭的熟人社会解体，游离出来的个体，不但丧失了熟人社会可提供的精神资源，还面临转型时代特有的焦虑、孤独和缺少归属感困境。他对归属感、心灵抚慰，以及坚实的道德和伦理依靠有着强烈渴求。而宗教信仰是解决这种渴求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

此时的社会宗教信仰需求，就要求宗教机构要走进都市，走向人间，而不是继续藏于名山。现实的巨大供需落差，让台湾的佛教界有了“人间宗教”的提法，寺庙开始往城镇居民点建，僧侣积极走出山门，进入社会。在日本，则是更早就基本完成了社区化的布局。

反观少林寺这种门票价格高达100元的寺庙，不但难以想象它能胜任新时期大红的宗教信仰需求，甚至寺庙与信众的传统联系方式也早被切断。大陆不少城镇，近年出现了一批由信众自发在社区中集资修建的袖珍寺庙，虽然其简陋到无法称之为寺庙，甚至没有真正的和尚，但聊胜于无，而且体现出真正的信仰需求。

而西方社会几百年的社会转型，使基督教有了充分的演进，对现代社会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社会功能上，基督教显然在社会的抚慰功能、反哺慈善功能、阶层弥合功能、提供道德座标功能上，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影响力。就纯技术而言，无论是组织、宣传，还是宗教活动的具体形式，乃至理论建树，均有成熟而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尽管基督教的上述社会功能因客观因素尚未充分施展发挥，但较之传统宗教体现，已显示出极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仅以其在集体宗教生活中的周到细致的设计为例，在抚慰今日社会特有的焦虑症、孤独症上，就为中国传统宗教远远不及。

现代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对神圣祛魅的过程。在西欧诸国，已出现了宗教色彩日渐淡化，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宗教意识越淡的明显趋势。但在一定时间内，宗教的社会作用不可能淡化到无足轻重的程度。

其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是宗教在一个社会、一种文明当中，为之提供稳定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伦理资源。宗教机构接受捐赠、布施，反哺社会、救济贫者时，始终伴随着对公众向善的伦理劝戒宣导。

对今日中国社会而言，所谓的道德危机，并非人心真的变坏，而是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解体，导致与之配套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失去了神圣性和约束力。而政府在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时，其道德教化角色亦随之隐退。在这样的转型社会，却又恰恰特别需要一个道德教化者的重要角色。

那么，像少林寺这样的传统宗教的典型代表，能为今日社会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吗?

这好像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今天困扰释永信的，根本就是一个在中国环境下，正在不断成长着的企业家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