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我在60年代的挨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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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供应4两粮食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票，或者自带干粮。

（摘自2010年出版的《无悔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