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自白：我们为何出国 不比高考轻松的选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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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毕业于上海卢湾中学的贺嘉颖没有想到，自己初试啼声的第一部纪录片这么受欢迎。

90后为何出国

　　这部名为《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出国》纪录片时长不到 20 分钟，且略显稚嫩，但在优酷上的点击量接近 13 万，还引来数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这是一位 18 岁的女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用一部租来的佳能 5D Mark II 相机，和她的朋友一起拍摄的作品。即将赴美本科留学的他们把镜头对准了 30 多位即将或已经留学的同龄人，让他们讲述自己为什么要出国，出国感受怎么样，以及毕业后如何选择。

　　贺嘉颖的纪录片无疑戳中了这个时代某个隐秘的兴趣点。随着赴美留学热潮持续升温，留学低龄化趋势也日渐显著。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在 2012 年初公布的《门户开放报告》说，2010 至 2011 学年，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达 157558 人，研究生以上占 48.8%，而攻读大学本科的中国学生占 36.5%。但与上学年相比，中国留美本科学生增长幅度达 42.7%，远高于研究生 15.6%的增幅。可以预见，在美国留学的中国本科生总数将迅速超过研究生。

　　由于美国本科留学四年的起步花费达 150 万人民币之巨，能靠家庭支持赴美攻读本科的年轻学生几乎一概被社会大众视为“富二代”。今年 4 月，美国南加州大学两位中国学生在代步的二手宝马车中被歹徒枪杀，更激起网民对留学生群体的热议，其中包括很多标签化的评论。

　　现在，习惯于自我表达的“90后一代”留美本科生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传递自己对出国意义的思考，显然引发了围观者的兴趣。但这部片子最初在优酷上被推荐，编辑用的标题却是《留学生自曝私生活》。微博上充斥了各种评论，有人认为他们是在炫耀，有人认为他们过于理想化而空洞，也有人为他们大声叫好。

　　口水的背后，是对教育资源抢夺的焦虑，是对不同教育模式的思考和选择，也折射出社会各阶层之间微妙的心理互动。

　　不比高考轻松的留美选择

　　贺嘉颖，从小曾经梦想当空姐和艺术家，小学四年级随家人从新疆迁到上海，“适应环境能力强”是她对自己的评价。她是在高二下学期才决定争取赴美留学的。这个时间点对于留学申请来说，其实有点晚。因为有一大堆的标准化考试、论文陈述、申请程序横亘在面前。美国大学的秋季入学申请一般在前一年的 12 月便截止，等于比高考提前半年。而这一切的申请程序都要由这些怀揣着出国梦却分散在全国各个中学的孤独的年轻申请者去一一摸索。

　　贺嘉颖有一个别人不一定具备的优势：她在高二时参加了上海市的生物竞赛并获奖，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而其他很多申请者就不一定这么好运，他们要面临着是否放弃高考的决断。他们最迟都要在高二下学期作出这个痛苦的决定。

　　这些学习成绩本来不差的学生放弃高考，也就面临了一旦留学申请不如愿，他们将无学可上的风险。这些“失败者”事实上就被推向了一种间隔年的生活状态，只能等待下一年的申请。

　　湖北女孩狄蔚就刚刚经历过一个间隔年。但她却是一个特立独行者，她主动推迟了申请，因为想更清楚地弄清出国的意义。在这一年里，她到上海国际商会实习，并继续准备申请，在国内各地旅行。她做生意的父母相当开明，这让她拥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这在她高中的上学经历中就已体现无遗：初中毕业后，她随家人从湖北迁到上海，就读于一家国际学校。读完高一这年，她决定换一个城市生活，就自己选择转学去了成都的一所国际学校。在这座西部城市她自己生活了两年。在间隔年之后，狄蔚坚定了自己赴美留学的想法。

　　申请美国本科并不比参加高考简单。高考是可以按多年制度运行下的备考战略，由有经验的老师带领的一种群体化行动。而留学美国则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有太多的学校可以选择，太多的申请策略需要权衡。光以标准化考试而言，就有托福、SAT 和 AP 等。托福是众所周知的英语语言能力考试。SAT中文名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是世界各地高中生申请美国本科学校必须通过的考试。AP全称 Advanced Placement，中文名称为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虽然不是必需的考试，但很多考生经常选择多门考试，来向录取官全面展现自己的能力。狄蔚就考了物理、统计、欧洲历史、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等七门 AP 考试。

　　由于中国留学生一向以高分著称，一些美国大学在录取中国学生时，也会提高这些标准化考试的分数标准。这也使中国留学生之间的考分竞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很多考生为了刷高分，经常重复参加多次考试——他们只需要最终把那个最高的分数放进申请材料即可，其他分数可以自行作废。这也导致了托福在大陆考位火爆异常，很多学生不得不游走多个城市考试。狄蔚就在重庆、上海、南京、南昌四个城市分别考了四次托福。公认的托福过线分是 100分(满分120分)，比很多美国大学招生手册上规定的最低分要高不少。

　　SAT 考试更加考验人，由于中国大陆不承认 SAT 考试，所以也没有 SAT 考点。所有考生都要到香港、澳门等境外考场去考试，而且每年只有六次考试机会。考生经常自行结伴或者参加留学中介组织的“SAT考团”多次奔赴港澳考试。幸好这一代的孩子大多在童年已经有旅行的经验。但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独自奔赴香港。他们通常在考试前一到两天到达，如果参加考团在到达当天还会有一个考前培训会，然后第二天一早他们要从7点多进考场，一直鏖战到下午两点才能完成考试。最著名的考场在香港机场旁的博览馆。在宽敞的博览馆大厅摆着1万张考桌，由万名考生同时考试，被考生戏称为“万人坑”。同样，SAT也有一个公认的过线分数 2000 分(2400满分)。如果没有拿到 2000 分就递交申请的学生经常会因为自己成绩不好而惴惴不安，害怕因为成绩不好而被录取官“鄙视”。还有一些学生希望用高分数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他们经常会冲击 2200 分。

　　可以想见，如果一个考生在高二下学期才决定申请赴美留学，他要在高三上学期结束之前完成申请，光应付这些标准化考试就已经消耗掉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而美国的大学申请并不像高考一样唯分数论，它是各种综合因素的考量。其中相当重要的就是考生的个人陈述和其他文章的撰写，以及推荐信。

　　对于在中国教育体制下读了将近 12 年的学生来说，如何恰当地向录取官表达自己是一个新鲜的体验。这也是一个梳理自己的过程。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 12 年来都按部就班地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实在缺乏个人特色。这时候，个人性格和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美国的录取官非常看重这些方面。

　　虽然留学中介会进行一些指点，但录取官很容易判断哪些是学生自己的手笔，哪些经过了润色。所以要写出一篇好的个人陈述更多地需要自力更生。

　　毕业于上海华师大一附中的罗文蕊是一位内向腼腆的女生，她今年成功地申请到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这是希拉里、奥尔布赖特和宋美龄的母校。她的个人陈述中写到初三毕业那年，她在淀山湖参加了一场帆船比赛。那时她中考成绩不好，她把参加帆船比赛喻为扬帆再出发。这种典型的励志事件以及外国人喜欢但中国人较少参与的帆船元素，对她的申请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睿七的故事更显得神奇。他 2010 年毕业于深圳中学，申请的时候他的标准化考分很低，申请了多家学校全部被拒，用申请者们的“行话”来说就是“全聚德”。后来他调整了申请策略，把个人陈述重点放在自己在学校里创办的一份杂志《涅槃周刊》上。这份中学生刊物还被《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那一年的 11 月底，罗睿七机缘巧合地碰到了前华尔街日报记者、普利策奖得主伊安·约翰逊，后者赞许他办杂志的努力，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最终，罗睿七如愿到美国汉普夏学院(Hampshire College)读电影专业，并获得大部分的学费减免。

　　准备好这些材料，还要选择学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学校，也有用来保底的学校。平均每个学生都会申请 10 所以上的学校。留学中介在这个时候不断给出建议，他们的收费一般是 3-5 万元起步，根据咨询师的级别不同定价。而当你最终被名校录取或者获得奖学金，中介还可以加收中介费。从各种考试、交通、申请费到中介费，整个申请过程的费用确实不菲。

　　在漫长的申请过程之中，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开始独立思考自己的道路规划，并选择最恰当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他们成了同班同学中的另类，因为大家的选择不同。

　　狄蔚在她的初中同学参加高考时回到湖北老家陪伴他们，她回忆那个情景时说：“当我看到考场前的警戒线，我知道大家脚下的道路已经岔开。别的同学可能就是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找到一份好工作而奋斗。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相信自己有机会去拥抱更多的经历。”

　　贺嘉颖则认为：“这个申请的过程使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感觉我自己申请前和申请后是两个人，我对自我认识和世界认识都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有了更多时间精力去探究自己究竟要什么。”贺嘉颖和狄蔚最终双双被美国公立名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录取。这座大学是诺贝尔化学奖华裔得主钱永健工作的地方。

　　出国为什么？

　　虽然这些勇敢的申请者散布在各所中学，但一个网络平台使他们方便地联结起来。这个平台是在 10 年前由早期的留美本科生创办的非商业性的申请交流平台，名字叫 CUUS(Chinese Undergraduates in the US， 中国留美本科生)，也有一个“See you in US”(在美国相见)的美好谐音。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详尽的申请攻略，累积了 10 年的各种经验帖。从申请材料怎么准备，到备考贴士，再到各种励志的申请故事，你可以看到一颗颗被美国留学梦点燃而显得躁动的年轻的心。他们互相激励，互相提供信息，甚至互相批改个人陈述和文章，更主要是他们在这个社区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在每年 3 月录取通知发放之后，饱受煎熬的学生们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他们之间更有一种“渡尽劫波兄弟在”的情谊。

　　今年 3 月，贺嘉颖萌生了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来描述这些经历相似的同龄人。她在 CUUS、微博和人人网分别发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征集志愿者和受访对象。

　　就这样，贺嘉颖认识了狄蔚。她们成为纪录片的工作搭档，一人掌机，一人采访。她们还找到了罗文蕊的中学同学张宇慧来做统筹，负责联络采访对象。后者目前正在间隔年，准备申请美国春季入学。这个项目花了贺嘉颖 3000 多元。她也尝试拉赞助，最后从新东方拿到一笔小小的资助。她们一共采访到了 30 多名学生，包括马上赴美、已经在美和已经毕业的留学生。

　　这些朝气蓬勃的脸庞在镜头里诉说了他们为什么放弃高考，过五关斩六将寻求赴美留学。一位即将奔赴纽约大学的本科生谷子说：“重点还是为了看更多的文化，开拓眼界。”

　　外界一种声音认为，他们是高考的逃兵。对此，即将加入南加州大学的男生卢哲凯说：“高考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我不想花一整年时间去复习这些不断重复的知识，然后过两年又把它们忘掉。逃避高考不是能力问题，是个人倾向问题。”

　　即将就读麻省理工学院的邢昊更加直言不讳，他认为在国内读四年大学会被浪费掉，而人生青春无多，在美国可以有更有意义的四年。美国大学的大一大二都是通识教育，考生可以在熟悉各个学科之后再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转系也很容易。

　　贺嘉颖还记得自己去参加国内高校保送考试时的经历，她是生物特长生，却报了经济学专业。结果主考老师认为他们要招的是“创新科技未来人才”，认为贺嘉颖报了经济学，投身科技的决心不坚定，于是把她拒绝了。而现在，贺嘉颖要去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

　　今天，社会已经让新一代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高考改变命运”的规律已不完全适用于他们。这一批 90 后年轻人的父母是 60 后一代，他们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中坚，拥有更开放的观念和视野。他们其中的一部分能够负担起子女海外留学的费用。这也是一种用脚投票，体现出他们对中国教育体制的不够信任，也更体现他们想站在全球化前沿的角度来培养自己后代的想法。

　　贺嘉颖和狄蔚开始憧憬在美国校园的生活，她们觉得自己肯定要去打工贴补开销，而在加州也一定要买汽车。贺嘉颖在出国前还特地去考了驾照。她们也知道父辈的财富来之不易，自己并不想被人简单标签为“富二代”，至少不是大众传媒里塑造的典型意义的“富二代”。

　　狄蔚虽然梦想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但她还是先选择了心理学。罗文蕊还没决定她的专业，但从小对中国认同感很强的她，曾经梦想去当一名对外汉语老师。现在，她觉得自己会选国际关系专业，或许有一天她能像她的校友希拉里·克林顿一样，站在联合国的讲坛上。

　　已经在汉普夏学院读大三的罗睿七对留美的实际经历可能更有发言权。由于学校地处美国东北部乡野，离波士顿有两个小时车程，来自深圳的他说：“从没在这么荒凉四周都是玉米地和森林的地方生活过。”初到美国，他不太适应，有些课他不太感兴趣。在大二之后他获得了更大的选课自主权，也慢慢思考自己的电影和新媒体道路该怎么走。他在今年暑假回国到《南方周末》实习，然后又将奔赴巴黎政治学院，学校推荐他在那里交换学习一年。

　　相比国内的大学生，这些留美的年轻人更早地被抛向一个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设计道路的磁场里。周围的吸引太多，而如何寻找那条最坚定的道路，这是从他们决定申请留学美国的那一天就要面对的考验，并将一直贯穿于他们的大学乃至他们的整个生活。申请出国，是这批中国年轻人的特殊的成人礼。

　　拍这部纪录片，贺嘉颖虽然没有找到为什么出国的统一答案，但她听到了每个受访者的想法，也感受到那些已经到美国读书的学生身上展现出的自信和活力。她决定在今后四年持续追踪其中5名学生在大学的发展变化，其中还特地选了一位“愤青”。她已经通过学生联合会联系好了摄像师，而父亲也资助了一部佳能 5D Mark II 给她。她再也不用去租机器了。

　　“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回国的。因为我们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思想，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贺嘉颖充满信心地对记者说。四天之后，她就将登上赴美的班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