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今天：巨型穹顶复盖反应堆残骸(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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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科技世界

巨變：事故發生後，曾經一塵不染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四號機組控制室已經掩埋在了放射性塵土中25年。



地面控制：工人們正在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可移動結構的地基。建成後，這個被稱為”穹頂“的結構將會向東移動約300米，覆蓋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殘骸的上方。



有毒的殘骸：當年修建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是非常困難的，今天要把他拆除則要更加困難

　　1. “你能說這是安全的嗎？”

　　1986年4月26日，兩聲巨大的爆炸撕裂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4號機組，將反應堆重達2000噸的巨大混凝土頂蓋就像一枚硬幣一樣拋上了天空。反應堆核心炸裂而成的白熱的碎片像雨點一樣砸在了附近的建築物上，將周圍變成了一片煉獄一樣燃燒著熊熊大火的熾熱之地。之後，反應堆核心的殘骸又燃燒了10天之久，將放射性相當於400顆當年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的煙塵釋放到了大氣中。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盡管這次災難產生的放射性塵埃幾乎污染了整整半個地球，給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在去年的日本福島核電站災難發生之前，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幾乎已經被世界所遺忘，僅僅在很少的人的腦海中還殘留著這起災難的記憶。事實上，當福島核電站災難發生的時候，一些觀察員正在試圖使切爾諾貝利的幽靈復活—他們斷言，反應堆的堆芯熔融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這一恐怖的場景在福島核電站的3座反應堆中切實地發生了，由此產生的放射性污染物不僅污染了日本的部分地區，還進入了大海。

　　在切爾諾比利核事故和福島核事故之間間隔了25年，但實際上，反應堆堆芯熔融發生的頻率要比這個表面上的時間跨度頻繁得多。在核電工業，安全性是用“堆年”來衡量的，一堆年的意思是一座反應堆運行一整年。以美國為例，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的安全目標是每1萬堆年發生1起事故。根據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物理學家、顧問Thomas Cochran的計算，在世界範圍內，輕水反應堆的裝機總量已經達到了11500堆年並發生了5起“堆芯局部熔融”事故—在福島核電站發生了3起，另外的兩起則分別發生在三里島核電站和前東德的格賴夫斯瓦爾德核電站。(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之所以未算在里面，是因為它採用的是已經過時的前蘇聯技術，今天只有極少的核電站還在使用類似的技術。)“從歷史數據來看，有1%的輕水反應堆曾發生過堆芯局部熔融。”Cochran說，“這遠遠超過了1萬堆年1起的要求。你還能說這是安全的嗎？”

　　實際上，全世界核電站的實際事故發生概率是美國安全標準的5倍。假如全世界目前正在運行的353座輕水反應堆真的按照這個比例發生事故的話，那麼平均每6年我們就能看到一起堆芯熔融事故。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並非僅僅是發生在“冷戰”時期的一起特例，而是數量日漸增多的輕水反應堆所導致的一系列事故的起始，而我們直到現在才剛剛開始知道如何處理類似的事故。

　　2.“一所紙牌搭成的房子”

　　就在日本的急救人員不顧一切地試圖穩定住福島核電站過熱的反應堆的時候，在半個世界之外，烏克蘭的建築工人開始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廢墟清理工作的一個新階段：清理包裹著燒焦的4號機組殘骸的鋼筋混凝土“墳墓”周圍被污染的土壤。這座被稱為“石棺”的反應堆墳墓的設計壽命為15年，但是在超過設計壽命10年之後，它依然像一座中世紀的堡壘一樣陰森地矗立在那里。

　　“這是一所紙牌搭成的房子。”負責石棺維護的防護推進計劃(SIP)的資深技術顧問Eric Schmieman說。站在距離石棺只有幾百米的SIP辦公室的外面，Schmieman給我介紹了前蘇聯的工程師如何在6個月內匆忙將其拼湊在了一起。北面的牆採用的是砂漿混凝土結構，南邊的牆里面則有鋼板支撐著橫梁，構成頂部的鋼板完全是靠重力連接在一起的。“當時就沒有一個人站在那里，指揮說往這邊或者那邊移動幾十釐米。”Schmieman，“所有的工作都是靠起重機完成的。”

　　修建石棺總共使用了約36.7萬立方米混凝土和7300噸鋼鐵，這些材料到今天還能結合在一起，幾乎完全是靠摩擦力和運氣。在前蘇聯工人完成石棺建設的時候，石棺的牆壁上布滿了落地窗大小的孔洞。泄漏的水腐蝕了支撐橫梁的鋼板，西面的牆上裂開了一條大口子，鳥兒從裂縫中進進出出，將放射性污染物散布到其他地方。前蘇聯解體後，破敗不堪的石棺移交給了烏克蘭政府。那個時候石棺已經變得非常危險和不穩定了，而烏克蘭政府卻既沒有資金，也沒有技術能力對其進行維修。

　　1997年，七國集團同意設立一筆基金，對石棺進行徹底整修。他們授權SIP去執行幾十個項目，包括堵住牆上的漏洞、更換頂部、保持西面的牆壁和通風層的穩定，以及安裝監控設備等。對石棺進行維修最根本的目的是讓它能被安全地拆除。所有項目中最費錢、也是SIP被授權的最後一個，是一個名為新安全護罩的項目。如果一切進展順利，這個總投資13億美元的穹頂將徹底把石棺與外界環境隔離。

　　作為新安全護罩項目概念設計團隊的主要人員，Schmieman曾經在世界各地解決過各種棘手的工程問題。但是這個穹頂，他說，是他曾遇到過的最具挑戰性的項目，無論是它的尺寸、它的作用，還是它的修建場地下面的危險性都是前所未有的。“這就好像是讓工程師們穿越回古埃及時代，去修建金字塔。”

　　3.“灰塵是工作中最大的問題”

　　作為移動性最強、同時也是可吸入的放射性污染物，灰塵到今天依然是切爾諾貝利地區存在的威脅。每一棟建築物都安裝有放射性探測門，來探測人們的腳上或者手上是否有放射性塵埃。用拖把武裝的婦女們每個小時都會拖一遍地，在穹頂的建築現場附近巡邏的灑水車不斷噴水，以防止塵土四處飄散。出於同樣的原因，沒有人會去照料那些在街道上徘徊的野貓和野狗，因為粘在它們的皮毛上的灰塵中含有大量具有放射性的銫-137、鍶-90和鈈-239。

　　碘-131是另一種在核事故中產生的放射性同位素，它會與普通的碘一樣積聚在甲狀腺中，在幾年後導致甲狀腺癌的高發。幸運的是，碘-131只要幾個星期的時間就會衰變。但是銫和鍶—與對人體生理功能和健康的生態系統異常重要的鉀和鈣類似—會在土壤和水中，在動物和植物體內存在幾十年之久。在被污染的地區，讓蓋革計數器發出快速嘀嗒聲的放射性“地表輻射”，主要就是鍶衰減的產物。制造原子彈必需的鈈，對於切爾諾貝利地區的放射性水平並沒有太大貢獻，但卻是所有可吸入放射源中最致命的。“一旦它們進入你的體內，放射性污染物就可能給健康帶來嚴重威脅。”SIP的生物醫學主管Mark Fishburn警告說，“呼吸、攝入或者是註入體內—這是放射性污染物進入我們體內的主要方式。”

　　在熔融過程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心的核燃料變成了溫度足以燒穿1.2米厚鋼筋混凝土防護層的岩漿狀物質，繼而又流入到地板下的蒸汽管道，在那里它們凝固成只有在科幻電影中才能看到的玻璃狀黑色團狀物。科學家們把這些團狀物稱為“核燃料覆蓋物質”，也就是FCMs。今天，有大約200噸FCMs還埋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機組的廢墟下，它們也就是含有鈈的“燃料粉塵”的來源。

　　每一年，石棺下的粉塵消除系統—一系列在頂層下可見的噴嘴—都會向4號機組殘骸噴射化學固定劑，固定住松散的灰塵。4號機組殘骸的絕大多數地方都是禁止進入的，但是我獲準去參觀控制室。在擠過一條黑暗、狹窄的走廊後，我發現自己站在了一個類似於《星際迷航》中場景的房間里。3台上面布滿了黑色控制手柄的巨大控制台被放置在由灰色金屬面板構成的半圓形牆里，除了幾個弔在電纜下方的模擬儀表外，所有的設備都已經消失不見。一切都被包裹在一層由灰塵和已經凝固的紅色固定劑形成的硬殼里面。盡管我身上穿著防輻射服，我的烏克蘭向導仍然警告我不要觸摸任何東西。“鈈，”他拖著長音說。

　　對於石棺下墓穴一樣的地方，科學家目前僅僅勘探了1/3。很多位於底部的房間內都充滿了齊膝深的水，當它們蒸發的時候，會導致FCMs氧化並將微小的“燃料粉塵”釋放到空氣中。科學家估計，在石棺中大約含有33噸FCMs，這是一種每天都存在的危險，同時也是災難的隱患。

　　“重力對這種微小的粒子影響有限。”Schmieman說，“它們漂浮在空氣中，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旦石棺崩塌，釋放出的放射性塵埃雲和殘骸將是災難性的。幾千名在切爾諾貝利工作的工人受到的放射性輻射劑量大概是限制劑量的25倍。一旦SIP穩定住了石棺，它坍塌的可能性就會很小，但是灰塵依然會是嚴重的威脅。“每一件工作中最大的問題，”Schmieman說，“就是如何限制放射性塵埃四處飄散。”



安全空間：工程師們正在修建的穹頂是如此巨大，它在長度和寬度上足以容納下一個足球場，而高度上則能裝下自由女神像。一旦完工，工程師們將會用它蓋住石棺，並利用遙控起重機將石棺一塊塊地拆除。



致命的風：2011年3月14日拍攝的福島核電站照片

Daphane

4.“它要比那些东西复杂得多”


　　乌克兰政府曾经考虑从石棺的侧面钻一个孔，获取FCMs，但是工程师们明智地断言，由于石棺过于不稳定，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惟一将FCMs取出而又不让石棺坍塌的方法，就是在受控的环境下将石棺一块一块地拆除，而新安全护罩的穹顶正是要提供这种受控的环境。

　　穹顶完工的截止日期是今年4月，但是，获得了这一建造合同的法国Novarka集团近期才刚刚完成了大面积的地面准备工作，最新的截止日期被定在了2015年12月。SIP的的常务董事Laurin Dodd认为，这个日期仍然“过于雄心勃勃了”。从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电脑渲染图上看，穹顶就像是一座巨型半圆形活动房屋，宽274米、长146米、高105米，足以装下一座体育馆和自由女神像。“人们很容易将它想象成一座巨大的谷仓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Dodd说，“但实际上，它要比那些东西复杂得多得多。”

　　当年，前苏联工程师使用标准的建筑起重机建起了石棺。现在，为了拆除它，乌克兰工程师将会使用定制的、通过缆索网悬挂在穹顶上的桁架起重系统。在足球赛场，电视台利用类似的技术控制摄像机在球场上方移动。穹顶上的起重系统同样也会装备有摄像机。除了操纵臂之外，还会有两台50吨升降机、一部钻机、一部液压剪和一台10吨的真空吸尘器。建成后，操作人员将能够安全地在带有防护的控制室内，将石棺的顶部揭开—穹顶也是世界上处理放射性材料的最大的手套箱。

　　最大的工程挑战在于，设计一套能循环将近20万立方米空气、同时又不会让燃料粉尘飘起的通风系统。与此同时，空气的移动速度还必须足够快，以防止在穹顶内部形成雨云，让它的钢铁骨架生锈。Schmieman进行了模拟，在一套为全球气候研究和工业无尘室研究专门订制的软件上进行了“几百万几百万次的计算”。他不断改变空气的速度并改变气流流动的方式，直至在湿度控制和每一颗灰尘都会停留在地面的速度之间获得了微妙的平衡。

　　但是，整个项目中堪称天才构想的地方并不是穹顶的设计，而是选择在石棺以西不到300米处一个放射性较小的地方进行穹顶建造。其他公司的方案都是在石棺上方直接建造一个密封结构，但是石棺的上方放射性是相当强的，而更强的放射性意味着工人只能工作很短的时间，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更高的成本。而根据现在的方案，穹顶在建成后将会通过两根固定在巨大的混凝土“地面梁”上的不锈钢轨道，滑到石棺的上方。“一旦实现，穹顶将会是地球上最大的可移动结构。”

　　5.“让无数在下面工作的工人暴露在辐射下”

　　在切尔诺贝利，旅游大巴一个必停的地方是小小的游客中心，它位于距离石棺400多米的一处停车场的边缘。透过一扇巨大的玻璃窗，游客能够一览无余地看到石棺，但除此之外这里就没什么可看的了：一台电视机在反复播放Novarka集团关于新安全护罩项目的宣传片，电视机的旁边则是落满尘土的石棺模型。在这部时长9分钟的宣传片的结尾，当穹顶滑入预定的位置时，石棺上方条纹状的草垛通风系统就像魔术般地消失了。

　　SIP计划，在2014年将石棺的通风系统彻底拆除，但是实际工作很可能不会像Novarka集团的宣传片中所演示的那么顺利。Dodd将其称为是SIP曾经管理过的“最危险”的项目。之所以危险首先是由于通风系统的巨大—它比一座40层楼还要高，而重量则超过了300吨。此外，危险性还在于它已经处理了26年放射性的气溶胶，而且在它的下方是一个充满了核废料的脆弱结构。“假如拆除过程中它倒在了下面的石棺上，那么将让无数在下面工作的工人暴露在辐射下。”SIP的施工现场专家Marsha Brown说，“那将是一场恐怖的事故。”

　　SIP的计划是将通风系统切割成7块，然后将其一块块地吊起、运走。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工人遭受的放射性辐射。靠近通风系统的地方的辐射剂量“非常高，大约是1雷姆/小时”，Schmieman说。SIP正在考虑在石棺的顶上安装防护过道，以削弱工人遭受的辐射剂量，但是那些切割通风系统最顶部的工人将不得不穿戴额外的防护设备，以保护自己免遭有毒的灰尘和烟雾的伤害。

　　暴露在强辐射下的后果在对原子弹幸存者的研究中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例如，我们知道，百分之百致死的剂量是1000雷姆。国际原子能机构确定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造成了28个人的直接死亡，这些人几乎都是在灾难发生后一个小时内进入现场的消防员。在那之后，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其他核电站，从未有人遭受过致命剂量的核辐射。

　　2005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报告称，除了前面的28个人外，预计还会有另外4000人将死于在切尔诺贝利遭受低剂量核辐射所引发的癌症。但是根据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刊上的汇编，死亡人数实际上已经接近100万。这个巨大的差异深刻反映出了我们在低剂量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方面的无知。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管理机构建立起“安全”的辐射剂量标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在福岛核电站事故期间，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抢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甚至将核电站工作人员允许暴露的辐射剂量提高了一倍。在乌克兰，最大许可剂量标准为2雷姆/年，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美国的标准为5雷姆/年)。严格的标准限制了SIP和Novarka集团工作计划制定：假如没有防护设备，拆除通风系统的工人只要工作两个小时所遭受的辐射剂量就会超过一年的限量。实际上，他们可能的工作时间还要更短—尽管通风系统和核电站其他地方的辐射水平是已知的，但是究竟会落到工人身上多少带有放射性的灰尘和气溶胶却是个未知数。除了佩戴放射性测量仪之外，所有的工人还必须使用鼻塞，并保存尿液和粪便样本以对他们遭受的辐射剂量进行分析。

　　6.“他们擅长制定制度”

　　去年春天，Novarka集团将石棺西部杂草丛生的荒野变成了繁忙的建筑工地。工人们刮走了表层受污染的土壤，再填上干净的土壤以减少来自地面的辐射。这些工作结束后，他们又挖了两条从石棺的西部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平行深沟—这两条深沟将会埋放将穹顶滑到石棺上方的两条不锈钢轨道的地基。每条沟都长约457米，而它们之间的宽度—274米—与穹顶的宽度刚好相同。

　　到了夏天，工地上已经到处都是混凝土搅拌车和自卸卡车。空气中回响着液压锤将钢筋—总共396根—砸入到深沟底部时所发出的刺耳的金属叮当声。每根钢筋都有24米长，直径1.2米，未来它们将共同支撑起穹顶3.2万吨的重量。挖沟和埋钢筋工作的进展速度要比预期缓慢得多。“任何时候，只要进行挖掘工作，就能挖到某种东西。”Dodd说，“有时候挖到的是事故发生后被埋在地下的大型起重机，有时候挖到的是卡车或者拖拉机，还有时候挖到的是被核燃料污染过的材料。”

　　摧毁了核电站4号机组的爆炸将相当数量具有高放射性的核燃料—这些核燃料被称为强放射性粒子—抛散到了核电站的各个地方。Dosimetrists在对挖掘出的表层泥土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就能发现它们。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附近所有的工作都要停下来，直至一名工人用带有3米长手柄的特制铲子将其挖出来。“在移动它的过程中，放射性剂量会迅速降低。”SIP的健康与安全工程师Don Kelly说，“假如你就在它附近，或者把它放进你的衣服口袋里，那么就等于是在自杀。”

　　Kelly每周都会对工地进行巡查。他在夹克口袋里装了一部摄像机，遇到的所有违反安全的操作都会被他拍摄下来。去年9月的一个下午，当我和他沿着被石棺的阴影遮盖住的北侧深沟行走时，在一处工作地点停了下来—一台装有巨大钻头的履带式车辆正在深沟的底部钻孔。先钻孔再埋下的工作方式要比直接用大锤将钢筋砸下去要温和一些，这也是对这里靠近石棺的一个特别考虑。如果是用液压锤将钢筋强行砸下，那么引发的震动也许已经将不远处一座安全建筑的砖墙震塌，也许还会带倒石棺脆弱的西侧墙壁。

　　一台挖掘机将钻孔底部的泥浆挖出来，装到一辆自卸卡车上。Kelly开始用摄像机拍摄。我问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哪里违反了安全规定。“卡车上没有任何警示标记。”Kelly用手指着卡车说，“此外，它也没有后挡板。”切尔诺贝利辐射安全办公室为运送放射性垃圾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干净”的卡车只能用于运输未受污染的废弃物，运送放射性废料的卡车都是专用的，车上必须带有警示标语和后挡板，以防止交叉污染。过了一会儿，这辆没有警示标语和后挡板的卡车开走了，给它经过的每个地方都溅下了污水。

　　Kelly从卡车留下的污水中取了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几天后，实验室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污水被污染的程度不足以被定性为放射性废弃物。但是，为了工地的清洁和工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制度是必需的。也许下一次从卡车上留下的脏水就会污染整个工地。“他们擅长制定制度，很好的制度，但是并不擅于遵守这些制度。”Mark Fishburn曾告诉我说，“只要可能，人们总是愿意破坏制度。”

　　7.“不相信自己会为了这个而丧命”

　　去年春天，工人们完成了穹顶修建的地面准备工作，开始修建将填入到沟内的两根混凝土地面梁，以及在两根梁之间的一处面积为8.36万平方米的混凝土平台—穹顶将在这里进行组装。“平台将是完全无污染的。”Kelly说，“在这里工作将不需要任何防辐射设备。”但是尽管如此，工人们仍将随身携带紧急呼吸器，以备在探测到放射性粉尘从工地上飘过的时候使用。

　　除了Novarka集团650人的施工队之外，没有一名工人遭受过超过标准剂量的辐射。考虑到切尔诺贝利可怜的安全记录，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Dodd在1994年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安全状况之差“耸人听闻、令人震惊”。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工厂周围建筑物的辐射探测门根本不起作用。在Pripyat，一座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并在灾难发生后被抛弃的城市，工人们经常来这里的公共池塘游泳。

　　SIP购买了新的安全装备，但是金钱无法买到人们观念的转变，于是SIP建立了一套系统来监控个人的放射性剂量。每个工人的工作服外面都挂着辐射剂量检测表，一旦某个人身上的辐射剂量超标，他就会被解雇。很多工人都通过将辐射剂量检测表装在自制铅盒中的方法来避免读数超标。“这简直是疯了。”Dodd说，“这等于是在说，我们根本不相信自己会为了这个而丧命。”

　　两年前，一只狼出现在了建筑工地附近，在那些Novarka的工人还没来得及更换的门前游荡、嗅探。在切尔诺贝利无人区空荡荡的街道上看到游荡的狼、麋鹿或者是成群的野猪这些野生动物是不同寻常的，因为这些在某些地方游荡过的野生动物可能意味着危险。“动物是污染物的载体。”Fishburn说，“如果它们吃了遭到放射性污染的食物，然后四处游荡并小便，那么就会将污染散布到各个地方。”

　　这只试图进入工地的狼咬伤了6个人，攻击了一辆救护车，并杀死了一条狗。在YouTube上你能找到一段用手机拍摄的关于这起事件的视频，从中可以看出工人们对可能的危险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视频中，两名工人打开了门并对着狼吹口哨。他们把狼逼到了角落，并用铲子柄和空氧气瓶打它，而他们的工友们则在后面大声地鼓励他们。出乎意料的是，狼从角落里冲向了人群并开始咬人—视频到此时突然终止了。卫兵后来找到了这只狼并开枪打死了它。

　　8.“我们整个世界的灾难”

　　Alexander Novikov是切尔诺贝利的安全主管，他为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健康负责。一个下午，我在Slavutych—一个专门为清理核电站废墟的工人和前Pripyat居民居民而新建的小城市—的一家餐馆内见到了他。Novikov一支接一支地抽着浓烈的土耳其雪茄，并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介绍着依然存在于石棺之内的危险。“从当年事故发生到现在的25年中，”他说，“我每天都在担心。只有傻瓜才会不担心。”

　　我让他举个例子。大约在一年前，Novikov说，他在半夜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来的工程师说传感器探测到了放射性碘-131的痕迹，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在石棺内部的某个地方正发生着不受控制的核裂变，4号机组内的FCMs正在发生裂变。只要一块混凝土砸到了FCMs上，那么就会改变其内部的几何结构，引发为称为“紧急事件”的核链式反应。尽管FCMs不会发生爆炸，但是它产生的高热会烧穿混凝土地板，同时产生强烈的放射性。一旦在这个过程中它接触到水，就可能引发氢爆炸，摧毁整个石棺。

　　在回忆这个午夜打来的电话的时候，Novikov不时用手抚摸自己的喉部，以防止自己因紧张而说不出话来，然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他告诉工程师检查所有的核燃料，同时等待频谱分析的结果。“报告说放射性的碘-131并非来自切尔诺贝利。”Novikov微笑着又点燃了另一支雪茄，“而是来自福岛。”

　　198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清理工作中，Novikov自愿去那里做了一名剂量测定员。之后除了短期离开了一段时间对受到的核辐射进行恢复性治疗外，他一直都在这里工作，切尔诺贝利就是他的生命。在谈到在这里的工作时，他的态度不仅达观，还有着一种宿命的味道。“问题依然会存在。”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一旦新安全护罩建成，所有的安全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在我看来，那仅仅是新的问题的开始。”

　　他所说的问题并不是拆除石棺或者是回收FCMs，那些都只不过是程序上的问题。真正的问题，Novikov说，是时间。核废料与放射性废物是不可能被“清理”的，它们无法被根除，只能被密封在铅或者混凝土容器中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深埋到地下并在周围拉起铁丝网。实际上，对于FCMs，目前还没有人有任何计划。穹顶的设计寿命为100年，等到了寿命周期后，它也会成为设计更新、更安全密封机构的工程师要处理的新的残骸。

　　“核电站事故不仅仅是乌克兰的灾难，也不是前苏联的灾难。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Novikov弹了弹雪茄上的烟灰，从嘴里吐出了一大团烟说，“这是我们整个世界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