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勇：我为什么说台湾官不聊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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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勇博客

开会是记者的必修课。在台北的日子里，除了参加大大小小的记者会，也旁听和列席采访了各种不以记者为主要参加对象的会议。这些会议中，尤以政府和政党主办的会议，令人印象深刻。

我所参加的会议，总结起来有几个鲜明的“缺点”，一是很吝啬----主办方花钱很节省，开会时间很节省，会场让人没法睡觉；二是说人话，少官话，官员常常很没面子----官员发言没有讲稿是常态，有讲稿是例外，没废话，没套话，没空话；当官的经常被当面出糗，常很没面子，官不聊生；三是会场把关不严，不管有多大的官在场，不看证件就让记者随便进。

一个教训：开会前一定要先吃饭

刚来时，不懂台湾政府部门的“规矩”。一次，受邀采访“文化部”“部长”龙应台的活动。主办方通知记者中午12点在“文化部”楼下集合，统一乘车前往。我想，既然是主办方主动电话邀请参加，又是安排在吃饭时间的中午12点集合，应该会请大家中午先吃顿饭吧。结果，与我持一样想法的大陆媒体记者，都饿到下午5点也没吃上饭。活动结束，到了吃晚饭时间----还是没饭吃。不仅记者没饭吃，包括龙应台在内的所有参会人员都没安排饭吃。幸好主办方工作人员很细心，在前往考察的车上给每个记者提供了糕点，临时充了饥。

有的会议也会有饭吃，但绝没有“大餐”，或几十桌桌上摆满山珍海味的大会餐----所有人员，无论是坐在嘉宾席的高官、大佬，还是坐在观众席的普通参会人员，一律每人一个“便当”（快餐盒饭）。包括有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出席并发表讲话的“汪辜会谈二十周年纪念茶会”，及前一天有吴伯雄、萧万长、江丙坤、刘兆玄等参加的“汪辜会谈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等高层次、高规格会议，均是如此。

我曾前往观察一个在野党的重要大会，会期一天。会场名流巨贾，冠盖云集，不少是远道而来的白发苍苍的长者。但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仍是给每人发一个“便当”就“打发”了，当然包括记者。

高雄市政府曾邀大陆驻台媒体前往采访，推广其文化旅游业。吃饭时，新闻局新闻服务科（请注意“服务”二字）编审张纹诚告诉我，政府部门接待和开会，都有预算，不敢乱花钱。他表示很抱歉，接待不周，“如果不是请你们来，我们平常还吃不上公费餐”。

记者受邀采访，交通费用均需自付，包括从台北前往高雄、前往台南或台东等较远的地区，邀请方均会事先申明。

“抠门”而开放的会议主办方

以我过往的经验，会议材料及其装订的精美程度，往往能体现一个会议的“档次”。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台北的会议多数“档次”不高----会议材料大都是简单的几页纸，还是很廉价的纸，且正反而面都印有文字；没有装订，没有精美的塑料袋或文件袋包装，没有纪念品，更不要说给来宾和记者发放车马费、会务费或辛苦费了。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次有纪念品的会议，是苏起任董事长的台北论坛基金会主办的“汪辜会谈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纪念品是每个人吃完便当后剩下的快餐盒，上面印了“会议纪念”字样，各自自己洗了带回去。

更“抠门”的是，每次参加完会议，都要将参加会议的“采访证”或“出席证”的塑料卡交回。因为抽出卡内的纸片，塑料卡下次会议还可循环利用。

会场的布置也大都很简单。每次会议，除了主席台背景板是专门设计，会场其他位置没有大红标语高高挂，会场外没有张灯结彩，连会场进门时都只有一个很小的简单指示牌，而且多用的是电子显示屏。会场上，给来宾提供的纯净水，多是小瓶装（约200-300毫升），或杯装，没有在会议桌上摆满香烟或各种水果盘的情景发生（会议休息或茶歇时可到会场外自行享用主办方准备的简单茶点）。

虽然主办方物资上很“小器”，但对会议的内容，各个主办方绝对“大方”，绝对开放，绝对不会发生关着门开会、保安守门不准外人进入的情况。我进入任何会场，从未被阻拦过，也从来没被要求出示过证件----这些会议，我几乎都未事先与主办方联系，也大多不认识主办方的人。到了会议报到处，只需说明身份，放一张名片，即会发给“媒体证”或“采访证”，并被热情地引导到采访区。如果会议讨论过程不宜公开，主办方会让记者在会场外等待，安排专门的场所供记者休息，待会议结束，出席会议者就会到记者们面前，发布会议讨论的结果，并接受记者采访。

有马英九参加的会议，我曾担心会进不去。但实地体验发现，仅多了一道“安检”程序，工作人员要求我自己打开包，随意看了一眼就让进，连证件都不看。我常在心里暗想：他们也太不严格了！

“官不聊生”的官员宽容对待异声

“官不聊生”的台湾社会，政府官员参加会议经常狼狈不堪，但官员们对于不同声音所给予的大度与宽容，也令人感慨。

最有趣的一次是由台湾最高行政机关主办、“文化部”承办的“第三十二届‘行政院’文化奖”颁奖典礼。这个奖是台湾的最高文化奖项，用以表彰杰出文化人士的终身成就，每次只颁授1-2人。今年的获奖者是享誉国际的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和创作了《橄榄树》等名曲的著名作曲家李泰祥。

颁奖礼在下午举行。但就在颁奖礼举行的当天上午，侯孝贤却带领一批文化界人士和普通民众，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到“文化部”请愿，抗议乐生疗养院（一家麻疯病院）的文化古迹因修捷运而遭到破坏。

下午的颁奖典礼上，侯孝贤从“行政院”“院长”江宜桦手中领奖之后，当场宣布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乐生疗养院，用作该院的古迹修复和重建。发表获奖感言时，侯孝贤更当着“院长”江宜桦、“文化部部长”龙应台等一众官员及数十家媒体的面，痛斥行政部门管理不力，以致乐生疗养院“骨灰坛进水，很多灵骨塔没人管理”。末了，他还号召台下参会的2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周末将举行的文艺界“不要告别东海岸”大游行，呼吁政府不要与利益集团勾结搞开发破坏环境。讲完话回到台下，他就坐在他所批评的行政部门首脑江宜桦的身边，毫不尴尬。而江宜桦刚刚还对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谢意”。

更“不识相”的是，颁奖礼结束后，侯孝贤就在会场中山堂（政府部门举行重要会议的场所）的大门口，与一群头上绑着头带，要求“原地重建乐生院”的民众，现场举行记者会，再次控诉政府对古迹的破坏，与支持乐生院重建的民众一起高呼口号。

对于这些让政府和官员“没面子”的异样行动与声音，政府部门及官员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们坦然、大度而宽容。既未取消授奖给侯孝贤，颁奖典礼也并未因为他参加上午的请愿活动而推迟。侯孝贤发表“与授奖无关”的讲话时，麦克风也没有意外失声，会场更没有“突然停电”。他在会场外开记者会，没有人出来阻挠，没有警察来将民众带走。相反的，在会场上，“文化部长”龙应台笑着主动提及侯孝贤上午曾率众到“文化部”请愿和陈情，表态很重视他反映的问题。颁奖礼结束后， “文化部”还专门就乐生院问题给媒体发出1000馀字的新闻稿，表达“文化部”对此事的态度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文化部”是台湾所有媒体的主管机构，但参加颁奖礼活动的所有媒体与记者，都没有接到“不许报道”或“淡化报道”“乐生院”问题的任何通知与招呼。

图片说明：

就在10分钟前，台湾“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刚刚给著名导演侯孝贤（中间拿麦克风者）颁发了终身成就奖“文化奖”，并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但颁奖会一结束，他就立刻在会场外举行记者会，发表演说，抗议政府破坏文物古迹，一点不给政府和官员“面子”。但政府并没取消他的奖，警察也没将与他一起抗议的民众带走拘留。

说人话是对参会者的基本尊重


不管是参加官方的会议还是非官方会议，会议的发言者，绝大多数都是脱稿演讲，且绝不讲屁话、套话和官话，这是台湾官员开会的基本特点。

“文化奖”颁奖礼这样的重要会议，无论是龙应台，还是江宜桦，都没有讲稿，但他们显然都对发言作了精心准备，发言皆恳切、热诚、有人情味而专业。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江宜桦提及自己当年看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的感受，回忆自己10多年前在英国和美国进修时听李泰祥的歌曲，成为“慰藉一家四口在异乡的最大力量”。

说人话，是对参会者的基本尊重。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在“汪辜会谈二十周年纪念茶会”这种重大场合发表重要政见，虽然使用了讲话稿，但仍脱稿谈及自己刚看完回顾短片时的个人感受，以及当年的一些小故事。板着脸孔高高在上教训人，空喊口号，在台湾官员的身上是找不到的。

在台湾的会议上睡觉，是件不大容易的事。发言者一般都会想尽办法，或者讲故事，或者曝私事，或者一环接一环说道理，皆口若悬河，出口成章，精彩绝伦，吸引与会者认真听下去。此外，每个人的发言一般都很紧凑，很多会场会设置了警铃，提醒发言时间已到。至于发言后的互动和提问，更是常见机锋，那种激烈的争辩往往让人感到紧张而刺激。

我还注意到每次开会时的一个小细节。发言人上台开始发言时，一般都会先问候与会者：“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好----”会场内的人们会给予大声的回应。在最开始，有几次，我以为这是场内人们与发言人之间互动式的戏谑，我甚至一瞬间想起了小学生每次上课前问候“老师好”，而老师回应“同学们好”时的那种场面，感到有一丝滑稽。但很快，我慢慢地体会并明白，这种互动和对白，实际上体现出的正是一种文明社会里经久养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尊重。这似乎更显出了我们常见的一种场景----发言者问候一句“大家好”之后，根本不给听的人回应的时间即开始说下一句话，或者仅得到一阵零零星星噼噼叭叭的掌声回应---- 那种“礼貌”性问候是多么虚伪。

说人话，有人性，讲人情，互相尊重。会风中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规矩”，更是一种价值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