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的中国高校究竟少了什么？

preston

高雨莘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知名的高校之一。仅仅从每年夏天在校园里不计其数的观光旅行团和在北大西门牌匾下排队留影的人群，便可窥见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我与目前在读和已经从北大毕业的朋友们聊天后却发现，在这所名校上网可不是一件易事。

设想一下倘若你是一名即将入校的大一新生，在今年9月入学时将会经历的场景：经过十年寒窗以后终于来到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你报道注册，来到宿舍，卸下行李，见过舍友。一天忙碌后你拿出笔记本电脑，连接网络，想上微博向粉丝们一表自己内心的激动。但当你敲入网址后，发现页面上跳出的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该页无法显示”。试试搜狐百度，统统不行，能够登录的只有北大校园网。万般无奈之下，你询问校方，发现欲从北大上网，必须先从校方获取专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有了用户名和密码，可以查邮件，写微博了。新学期开始，你一头扎进繁忙的课程中，常常泡在图书馆查资料，写论文。国外的学术网站上发表了科研新成果，你需要参阅，却又撞上一道屏障：任何服务器在海外的网站都需要向校方单独缴“外网费”才能登录。根据上外网的时间，学校提供两个“套餐”：对教职工，每月30元的网费可以上80小时，包月为100元。学生可以“享受”半价。

缴纳了“外网费”，你终于基本理清了上网的障碍，面前所剩下的，便只有那堵让人无可奈何的“防火墙”。不过这时，你起码和其余五六亿中国网民一起站在了同一条标准线上。或许你下下狠心，花80美元从国外购买一年的翻墙软件使用期，或许你掂量掂量，决定用国内免费但不稳定的翻墙软件将就，或许你感到过程太过繁复，决定干脆放弃Facebook、YouTube、《纽约时报》和Twitter。毕竟长这么大，没有使用过这些网站也活得有滋有味。

在听说了北大上网的一系列过程后，我不禁好奇，打听起别的学校的情况。在清华，学生同样需要用户名与密码才能使用校园网络。访问国内网站每月6.5元，访问国际网便按流量计费，每兆1元。在北航读研究生的朋友介绍说，由于宿舍容纳不下所有学生，许多学生住在校外的公寓楼里，网络限制相对宽松，但是由于北航的研究领域涉及高科技敏感内容，“VPN最好不要使用太多，”他含含糊糊地说。

对于在国外接受了两年高中和四年本科教育的我来说，在听说了北大和国内许多其它大学的网络审查制度时，感觉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大学本是获取知识、交流观点、培养思想的最核心场所，信息流通与言论自由对大学至关重要。然而或许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大学受到比别处更严格的信息管制。在社会日益开放，信息流通前所未有发达的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在对言论管制习以为常的中国人眼中或许见怪不怪，但与世界各国大学相比可算匪夷所思。这种校园言论氛围对学生的能够想见的影响或许有限，甚至有人认为微不足道，但它对学生以及学校潜移默化的长久影响却难以估量。

我在耶鲁大学时，校园里有专门为学生准备的无线网，也有不用用户名和密码，为观光者准备的免费无线网。一个用户名与密码，既能帮助学生上网，也能允许他们访问庞大的论文库与资料库，向他们敞开学校所能提供的一切学术资源。在我离校以后，还曾收到学校邮件，通知我们学校已经为每一位校友购买了学术期刊库JSTOR的永久使用权。

对于丰富的网络资源，学生当然心存感激，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自然而然地将它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提。毕竟，在一所一流大学里，学校的任务之一不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足够宽广的信息平台，能够他们自由翱翔的吗？

中国校园中，如同北大所实施的网络政策，不仅起不到这个作用，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学校不仅为学生接触外界信息设限，对于希望分享北大资源、参与校园讨论的大众，校方也同样吝啬而谨慎。北大曾经风云一时的BBS早已关闭最具争议性的板块，也限制了校外人员的发帖权限。北大电子课程表同样不对校外人士开放，网站上也没有类似国外大学免费提供的“网络公开课”。在网络信息方面带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

我在北大的朋友们在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口吻中带着一种无奈的妥协。“每次回国上gmail的时候，都要看着点时间，”一位已经从北大毕业出国留学的同学告诉我。她家住在北大家属院，所以每次回国上网时仍然通过北大的系统。“一旦关了gmail，还要记得关外网浏览器，外网浏览按小时付费。否则就算我关了电脑，时间还会一直累积。”“我现在在家时也不太上外网，”她说，“只是平时查一下邮件，另外在美国大学选课的时候登录一下大学网站。”

如果她花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她仍然能够登录她想要浏览的任何网站，但是如同她的许多同学一样，这个过程的繁复让她放弃了这个念头。在美国读书三年，她每次回到国内时仍然从不用国外社交网络，也不浏览国外媒体——哪怕是能够正常登录的。

通过她的描述和我的观察，这种信息上的封闭在中国顶尖大学的学生中十分普遍。从学生个体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只意味着几个不能登陆的网站和几条看不到的新闻，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种环境对中国大学的学术潜力和学生的视野都有难以估计的影响。

从学术方面来说，大学本应该是科研的基地。在如今网络发达的环境下，许多顶尖科研项目跨越国界，大部分领域的精英专家分布在世界各地。在中国顶尖大学，被网络言论管制直接影响的学生人数虽不多，但他们代表着中国未来在学术领域与科学研究最可能出人头地、作出突破性成果的一群人。中国现在大力倡导的本土科技创新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人对于信息的掌握和运用和他们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剥夺他们获取信息交流观点的渠道，从长久来说，便会阻碍他们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发展，相当捆绑着他们的羽翼，却又求他们展翅腾飞。

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尤其深刻。身在中国，除了了解本国人对社会时事的看法，能够接触国际视角同样至关重要。在这方面Twitter发挥的作用不可取代。它不仅帮助我有选择性地阅读国际媒体提供的新闻，也让我可以通过关注记者、学者、知识分子和他们进行直接交流，让我可以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反馈，提出问题。有时，有的编辑也会通过Twitter约稿。这种互动既简便又直接，还允许多人同时参与，这种价值相信凡是使用过微博的人都不难想像。而不同之处在于，微博链接的仅仅是中国，而推特链接的是世界，所提供观点和信息的多元性是微博无法比拟的。

从世界看中国，中国大学的信息流通度和开放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可观。它既阻碍了中国学生学者从世界获取知识，也削减了世界一流人才来中国发展的积极性。对中国了解深刻的美国记者杰姆士·法洛士(James Fallows)在新书《中国腾飞》(China Airborne)中，这样描述了这种影响：“（这种管制）对中国任何依靠国际交流来发展的学科所带来的真正损害在于，它使得中国学术在世界人眼中居于二流。如果你是网络从业人员，如果你希望和世界顶尖人才竞争，那么你不应该呆在中国。人们或许仍然回来中国挣钱，但他们会去硅谷，或者印度去体验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领域真正的创新。”

这样的影响或许值得中国当今和未来的学者、教授和校长细细掂量。然而，我通过和中国与美国同龄人接触，感到信息限制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局限于上述方面，它带来的另一些更广泛而却同时又难以察觉的影响也深深触及中国新兴人才的思考模式与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

当世界上其它角落的年轻人熟练运用谷歌搜索引擎、敲动手机键盘在Twitter发推，在Facebook更新状态时，他们的这些举动不仅仅是和亲戚朋友单纯的感情或信息交流，更是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年轻人的一种身份宣言。和历史上任何一代不同，当今的年轻人通过使用社交网络，比任何时候都可以更轻松自由地发表观点，也可以获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听众。通过使用共同的社交网络，世界各国的年轻人相互影响，产生一种共同的身份认知感：不管是纽约的非主流文艺青年，还是西雅图的宅男，不管是非洲寄宿学校的模范生，还是中东街头的青年政治领袖，他们都可骄傲地将自己称为“Twitter的一代”、“Facebook的一代”，而这些标签所蕴含的意义又远远超过Twitter和Facebook提供的服务。它们使得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独立自信，更加相信自己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去创造改变事物。社交网络在这些年轻人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促使它们形成共同的期待，共同的追求：同是Facebook的使用者，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可以享受民主和繁荣，而另一些年轻人只能在贫困与压迫中挣扎？在“阿拉伯之春”中，社交网络扮演的角色相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世界青年心中的主导性，以及它所能带来的变革。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高校里，人人网替代了Facebook，微博替代了Twitter。这些社交网络虽对年轻人的生活同样影响深刻，却很大程度上将它们隔绝在其它国家的同龄人形成的文化圈之外。不仅如此，学生除了接受学校对网络的控制以外别无选择，久而久之，对外界的信息和动向也丧失了兴趣。我认识很多在中国顶尖大学就读的学生，他们本应是眼界最宽广，接轨国际最容易的一群人，大部分人刻苦学习多年，英文水平十分高超，但其中会习惯性阅读国外书籍媒体、有意识涉猎外界信息的人则寥寥无几。他们中的大部分和我的北大朋友相似，偶尔上外网只是为了“只是平时查一下邮件”。而我在美国读书时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同学，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上网只看娱乐或体育新闻，但有更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新闻、上网络课程，参加网络辩论，表现出了对世界的关注和强烈的求知欲。

长远来说，大学对言论的严格控制最大的影响或许在学生们走入社会后才开始体现。信息与言论自由本是人人应有的权利，然而对于中国大学生，在校园阶段时他们便已（迫不得已地）习惯将言论管制当作常态。在走入社会后，其中大多数人对所面临的更多限制也会见怪不怪，会尝试去适应，而非改变。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系统传达给了学生任何经验，这或许便是最深刻的一条。

曾在80年代初就读北大的母亲曾向我描述过那时自由开放的校园气氛。当时西方思想在中国封闭数十年后涌入社会，年轻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可以了解到的外界的信息，如饥似渴地吸收消化着它们。在北大校园里时常可以听到关于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辩论，参加各类研讨西方文化的沙龙。诚然，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然而在国外的信息和观点只消学生多点几下鼠标便跃然眼前的当今社会，校园里的学术与言论氛围和80年代比起来却恍如隔世。我从小在北大旁边长大，然而作为85后，我没有机会目睹母亲描述的那种场景，然而我仍然怀着愿望，希望它不仅仅存在于过去。是否有一天，我可以看到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