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胖子变瘦子 近10年上百名民营企业家落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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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上百名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落马。其中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的至少有15人，福布斯或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至少有23人，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民营企业家、三八红旗手、风云人物、杰出青年等荣誉的超过40人，身家过亿或者号称身家过亿的富豪过百人。

“牟其中、杨斌、仰融、周正毅、顾雏军、唐万新、周小弟、田文华、兰世立、黄光裕、黄宏生、李途纯，徐明……”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上百名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落马。其中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的至少有15人，福布斯或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至少有23人，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民营企业家、三八红旗手、风云人物、杰出青年等荣誉的超过40人，身家过亿或者号称身家过亿的富豪过百人。

当企业家群体身陷囹圄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背后一定有体制性根源。政府掌握大量社会资源，民企需要与政府保持一种微妙关系，菜鸟物流董事长马云曾将这种关系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一直在谈恋爱，但是我们不会结婚。”只是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盘根错节让企业无法摆脱政治漩涡，而且商业领袖锒铛入狱的背后常常是官员的落马，本来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实德集团前总裁瘦多了

从一个“无人不识”的胖子，到“几乎认不出模样”的瘦子，大连实德集团原总裁徐明用了一年多时间。8月22日，徐明再次走进公众视野，恍如隔世。



时针拨回到20年前，据媒体报道，与官方走得很近的徐明逐渐依赖多项政府工程，打造了实德“帝国”。2012年3月中旬，徐明突然“消失”，《南方周末》当时称，“一度连他的家人和同事都不知晓这位41岁的富豪身在何处。”去年3月31日，《财经国家周刊》率先披露，3月15日晚，徐明“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坊间似乎明白，与政府走得太近的徐明“摊上大事了”。

徐明的“倒下”对实德集团产生巨大影响。去年年底，明星足球队大连实德被当地另一家俱乐部大连阿尔滨“吞”下；媒体还一度披露，实德系目前的负债总额接近120亿元，“其中，大部分的债务来自金融股权质押贷款，总额逾60亿元”。对此，一直以来，实德集团从未对外披露到底欠了多少外债。

上百名企业家先后落马

事实上，徐明不是第一个因政治成为阶下囚的明星企业家。2010年5月中旬，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的黄光裕同样与一些政治人物走得很近。

2012年5月最高法披露的典型案例中，黄光裕的内幕交易案中出现了前高官的名字—相怀珠。当时披露的信息称，“被告人许钟民将中关村上市公司拟重组的内幕信息故意泄露给李善娟及相怀珠等人。同年9月21日至25日，李善娟买入中关村股票12万余股，成交额共计181万余元。”

资料显示，2009年1月，中央纪委证实，因涉黄光裕案，曾任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的相怀珠和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一起“被带走调查”。据《法制晚报》2010年7月23日报道，当天的一审宣判中，相怀珠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同时，判处其妻李善娟有期徒刑1年7个月。此前坊间也曾传闻，被“双规”的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京毅也被传与黄光裕“有染”。

最近的一个案例或许是金螳螂原先的老板朱兴良。据财经媒体报道，一位与之相识的人士称，“朱跟官员走得很近。由于长袖善舞加上为人实在，他这些年积累了不少人脉，金螳螂频频接到大单”。

当然，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对立面，同样不能全身而退。比如，曾经的汽车业大佬仰融。据公开资料，2002年4月，因在投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的严重分歧，引发了仰融与辽宁省沈阳市政府之间的矛盾；2002年10月21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

而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原格林柯尔系实际控制人顾雏军等人，无不在狱中喊冤，甚至直接上书举报他们自认为违纪的官员。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上百名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落马。

怎么可能不去谈论政治呢

值得思考的是，联想集团原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保守、悲哀的态度，“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他说，“我只能服从环境，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改造小环境，要是还改造不了，只能好好地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改革不了赶快脱险，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CEO阎焱也曾表示，企业家或许存在个人之过，但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之失。“中国对于创业者来讲，是一个创业成本最高的地方”，而对于企业家莫谈国事，他觉得说这话的都是既得利益者。阎焱说，“怎么可能不去谈论政治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你的生意，一切都是与政治制度有关的。”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看来，政府与企业和企业主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一旦政府对市场进行了过度介入，就会让市场愈发觉得现有制度的约束比较大，进而就会出现政府主动接触企业家，企业家为了获得利益，又对政府官员受贿的情况。”

竹立家说，体制性问题源于权本位的思想，企业家该怎么做，他们自己是知道的，明明白白做人。但现实是，在中国只有政府对资源进行分配，而具体到个人的话，一把手现象比较严重，企业对官员就好像进贡一样，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权力失去监督，几个人说了算，就有很多权力变现的情况出现。很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不拍官员马屁，不联系就拉不到工程。（黄烨 杭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