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国际投行的“中国高层圈” 雇佣一个官员子女可赚数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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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董事长唐双宁的麻烦并不止于此。纽约时报此前的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对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查明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涉及的高官子女正包括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

陈无诤北京、香港报道

一贯自我感觉良好的马云，最近有点烦，考验他的时刻到了——阿里巴巴[0.00%]上市陷入两难境地。尽管他有国际投行和中国高层的支持，可是如今并非只靠“圈子”说话了。

香港证监会不打算为阿里巴巴提出的合伙人制开绿灯，阿里巴巴IPO左右为难：如果继续在香港IPO，管理层将有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而如果选择美国，则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或诉讼风险。目前阿里巴巴还是将香港作为首选地点，但其与港交所、香港证监会之间的博弈还未结束，是否存在另一种创新制度的可能，是否会受到破例的待遇，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这个号称千亿融资、年度最大的IPO——逐利的国际大投行蜂拥而至。阿里巴巴甚至找来了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外甥婿坐镇——姚允仁是董建华妹妹董建平的女婿，并于今年首季正式加入阿里巴巴的团队，掌管公司整个机构融资部，现时职位为阿里巴巴高级副总裁兼机构融资部主管。

姚允仁正是国际投行在中国高层“圈子”化的缩影，他先后于高盛、ARX Advisors Limited、星展亚洲融资，以及洛希尔（香港）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和他拥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以及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之女张曦曦（音译）。

光大董事长唐双宁的麻烦并不止于此。纽约时报此前的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对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查明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涉及的高官子女正包括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

8月30日，消息称，调查范围从摩根大通香港分部扩大到整个亚洲，被调查员工人数超过200人，不仅包括全职员工，实习员工也在调查之列。

“这或许不过是冰山一角，香港和内地投行雇佣‘官后代’的做法，已经有几十年历史,”香港一位投行高管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们也喜欢雇佣中国高级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戚，国际投行看重他们对中国金融系统的了解以及他们手里的人脉资源，大部分雇员都在西方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中国生意经”

7年前，有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流传在中国的投行界。一天中金公司的一高管对朋友抱怨称，好多高官把子女往投行部塞，有些级别太低，他们根本不要。“前两天我把东部一个副省长的公子给拒了。”

国际投行们非常清楚，做中国的生意，“人际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逐渐开始适应中国的“圈子”文化。这种关系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官员行贿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子女、亲戚暗度陈仓。一些官员的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以及国内丰富的人脉关系，成为外资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选。

这些国际投行在中国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有着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他们重金聘请的中国的官后代，为其冲锋陷阵，权力规则成为制胜的重要法宝。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不过是这些官后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

路透社在8月18日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国际投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已经有20多年历史”。在2001年之前，外资投行在中国的办事处已经有56个，目前该数字不断增加。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如何才能精准地拿下中国的超级客户呢？

“摩根大通不过刚好撞到了枪口上，比他们更过分的国际投行多的是。”香港一位投行高管透露，美国司法部门和SEC正在判断银行此种雇佣行为是否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但对摩根大通来说，接受机构调查并不意味着公司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熟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律师常博表示，如果认定摩根大通违反该法律，美国政府部门需拿出证据来论证该行在雇佣“官后代”时有受贿的意图，为赢得业务而对海外官员产生了不当的影响。一旦被调查企业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同行业均有类似行为发生，美国证监会就会对同类型、同行业的并且与公司采取相同模式或是相同代理商的公司进行调查。

耐人寻味的是，在该事件曝光之前，还没有一家银行（包括摩根大通）、一位银行家因为此类事件，而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所谓的“官后代”、身居高位的“联系人”及完成IPO的企业，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指控。

近些年，随着国际投行竞相角逐中国区业务，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行选择雇佣有政府背景的官员子女或亲属担任要职。这些官员子女依靠父辈们积累的人脉资源，帮助外资投行获取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承销项目，外资投行借此通道，迅速打开中国区市场的大门。

在摩根、瑞银、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任职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案例俯拾皆是。美林曾是中国工商银行[-0.75% 资金 研报]IPO的五个承销商团成员之一，该公司在2004年聘用冯绍东（Wilson Feng）在其中国办公室的投行业务部工作。WSJ（华尔街日报）报道称，Feng当时主要参与工行IPO这单业务。美林同样也聘用了Margaret Ren （任克英）。Ren从去年年底开始担任美林中国区董事长，此前她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银行和贝尔斯登公司。2003年，Ren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花旗承接了中国人寿[0.07% 资金 研报]保险35亿美元的IPO。

这种关系不仅仅出现在美国的银行，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集团在中国企业IPO的繁荣期也承接了不少“大单”，同时该集团也雇佣了不少高官子女。前铁道部部长的女婿Raymond Sun便是在2005年被聘，如今是麦格理资本的中国区副董事长。

迪罗基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他的任期内，麦格理成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H股上市发行的三大保荐人之一，该笔融资规模达到57亿美元。此外，麦格理也是中国南车[0.00% 资金 研报]H股上市的保荐人之一。

瑞士信贷和花旗银行，也都大量雇佣了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公子女婿挖角战

在中国近年来众多大蓝筹和红筹股的上市过程中，融资额动辄数百亿美元，众多国际投行趋之若鹜——而在他们的背后，则闪现着不少中国官员子女或女婿、媳妇的身影。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这些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甚至女婿媳妇，从而成为各大投行高薪挖角的对象。目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后军师姚允仁（Michael Yao）。姚乃“金家驸马”——第一任特区首长董建华家族的姻亲。香港投行界的知情人士透露，姚允仁在投资银行界中已打滚23年，对投资银行业务相当熟悉。阿里巴巴纵然迟迟未有正式委任上市保荐人，但仍能够不动声色地继续推进上市计划，全因获此猛人加盟坐镇，设有阿里巴巴机构融资部。

阿里巴巴与姚曾任职的洛希尔一直甚有渊源，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将其B2B业务来港上市时，已聘请洛希尔作为其财务顾问。而姚允仁也适逢于2006至2012年间，在洛希尔担任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故不排除当年已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相识。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上千亿的资本盛宴中，不少投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不乏高层的后代。比如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前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

在唐晓宁与摩根大通的案例中，它随后拿到了光大集团的一些重要业务，并且负责经办了中铁股份逾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对选择摩根大通，光大集团解释，一是认可其作为一家国际知名投行的专业能力；二是考虑到其具有深厚的商业银行经营背景，有助于光大银行[-0.68% 资金 研报]提炼投资价值和业务亮点。

“这个解释不能讲没道理，以摩根大通在投行中的实力和影响力，即使没有唐双宁之子，光大或许也会首选它。”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邓聿文分析称，但光大的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相信，其在选择摩根时，唐双宁之子未对其父的决策产生影响。

流传在香港投行界的一个段子非常具备说服力。有些国际投行在招“官后代”时，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基本上都可以当场录用。

而在随后的投行生涯中，这些官后代各显神通。2003年7月，中国电力[-1.38%]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下称“中电国际”)邀请了花旗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美林公司、瑞银等多家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竞标其IPO的发行顾问，德意志银行和美林公司最终中标。

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投行部董事总经理李振智（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电国际大单的重要功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他身世显赫，进入美林之时，李振智只是一个新手，在投资银行界不到一年时间。

除了国际投行，中国大投行里亦是官后代云集。中金自不用赘述，中银国际1998年之后，很快成为央行银监会领导的“托儿所”。名气稍逊的建银国际，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级副省级领导人子女居多，近几年积极介入各地政府融资平台业务。

“这种利用隐权力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残余的消极文化造成的。”更多投行界人士看重的是，制度才是根本，制度能够让投行变成鬼，也能够让鬼变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