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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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里传来普京阅兵的镜头。俄国兵戴着大盘帽，操起他们熟悉的苏式正步，齐刷刷用鞋底碾压广场。普京同志站在主席台，对士兵们投以赞许的目光，意思 似乎是，看，咱这个新沙皇当得多牛逼。这壮观的画面把我旁边一个朋友惊着了，他用羡慕的眼神望着屏幕上的阅兵盛况，感叹道：俄罗斯真强大，俄罗斯人民真幸 福，真想移民俄罗斯。 我对他说，省省吧，人家俄罗斯的不少有钱人还忙着办美国移民呢，你跑过去凑啥热闹？想体会俄罗斯的生活，不去也行的。对方问，此话是何道理？且听我言。

有道是：普京固然牛逼，俄罗斯的军队也煞是威武，但真实的俄罗斯社会绝对不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公平社会。俄罗斯的社会特征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不公正，二是社会潜规则盛行。

在中国，有两类愤青最喜欢谈论俄罗斯。一为左愤，二是右愤。左愤怀念苏联体制，说你看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都 是因为那些卖国的改革派喝下了资本主义的毒药。右愤则反驳说，俄罗斯改革失败，恰恰是因为自由化推行不彻底，咱们追求小而美，这么多大型国企垄断着，怎么 美得起来？这话听着怎么觉得耳熟？
左愤的“恋苏情结”源于以下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水平急剧下降，1991到1998年经济连续衰退。据说，1988年，苏联的平 均工资可以买1250公斤土豆，到1992年，俄罗斯平均工资只能买172公斤土豆。越改越穷。2000年，普京同志横空出世，经济终于开始恢复性增长。 老百姓的土豆吃得多了，左愤也转悲为喜。但又轮到右派担忧了，虽然俄罗斯年均6.4%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被美国高盛公司列入 “金砖四国”之中，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还是在搞老一套，军工和能源占大头。俄出口商品长期以来主要是原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有色和黑色金属以及机 器设备。改革改了半天，依然是带着浓重的“苏联遗产”。

“苏联遗产”恐怕才是俄罗斯最让人糟心的事儿。它造成了从政治体制到社会文化上的一系列疑难杂症。大概都是受了马克思、列宁的熏陶吧。今天的俄罗斯 腐败横行，不搞潜规则就寸步难行。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初搞改革就是用潜规则的方式搞的。苏联解体之后，全国有五百多家国有企业价值2000亿美元，实际却 以72亿美元低价售出给私人，里边的水有多深，谁也说不清楚。而控制着主要经济资源的寡头，这些年换了一拨又一拨，运作方式依然上不得台面。被大肆掠夺的 老百姓根本就无从置喙。

另一方面，苏联旧有的官僚机构又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是分解成了很多小的新官僚机构。这些机构之间依然保持着一种潜在的政治上的关系。对于俄罗斯商 人来说，要进行新的经营活动不能只对职位较高的机构进行贿赂，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经营者需要对新地方政府的各个环节都进行行贿，这些改革之 后的部门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听命于上级指令，并且各个部门之间也因为利益不同而互不听命。因此，对于经营者来说，经营活动的风险和成本与以前相比反而更高 了，因为经营者们不知道自己明天自己到底应该和谁打交道才能把生意维持下去。

你会说，这行贿受贿不是违法么？普京同志可是下了大力反腐的呀，殊不知这恰恰是俄罗斯改革的关键。在法律之外有潜规则的存在，一方面保住了法律的旗 帜，同时又靠潜规则让每一个想办成事的人都必须不同程度“违法”。两者互相制约，维持了国家的和谐。在《俄罗斯实际是怎么运作的》（How Russia Really Works）一书中，学者莱德尼娃总结说，潜规则的横行让每个人实际上都潜在地违了法，在正义的幌子下，处罚就可以随统治者的意愿来执行。大多数情况下， 审判不是一个司法行为而是纯粹的政治行为了。潜规则，这笔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最大遗产，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无时不有隐隐的不安全感。因为严酷的惩罚总是不期 而至。

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俄多数工业部门中的平均成本比日本高2.8倍，比美国高2.7倍，比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高2.3倍，比英国高2倍。在 这些成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被用在了沟通成本、寻租成本等等方面。说浅白点，做生意的时候光是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维持这些关系就够人受的，另外为 了防“秋后算账”，还得随时准备跑路的资金。这样的经济体，我真想不通能有多好的前景。

记得道格拉斯·C. 诺思在《暴力与社会秩序》里谈及从自然国家到民主国家“改革门阶”时，第一条就说的是：精英阶层（统治阶层）内部的法制。其实，诺斯的意思是，只有首先在 统治者内部，用明规则得取代潜规则，整个社会才有可能缓慢朝着法制、民主方向改革的可能。俄罗斯，直到今天连第一步都还没有完全跨出。在这个采用双重标准 的社会里，潜规则不横行都说不过去。

潜规则之下，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