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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
7月5日,在风景秀丽的中国城市杭州,乘坐公交车前往市中心购物的乘客们丝毫没有留意到一名身穿白色T恤的男子,直到此人突然泼出了一桶油漆稀释剂,并蹲下身去将其点燃。
监控摄像头记录下了乘客们逃生的情景,此时火焰已经填满了车厢通道,火舌已经烧到了乘客座椅。开车路过的司机用灭火器喷向这辆燃烧的公交车,整个街道上浓烟滚滚。
那个夏日发生在杭州的可怕事件,已经不是此类情况第一次出现。一个多月前,两名高中生在公交中巴车上因为奋力抢夺一名行凶歹徒手持的菜刀而被砍伤。今年2月,在中国西南地区,一名嫉妒的丈夫在一辆公交车上纵火,导致六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出生仅四个月的婴儿。
过去十年间,近百名中国人因为同车乘客在公交车上故意纵火或者炸毁公交车而死亡。还有300多人被严重烧伤或者遭受了其他类型的伤害,这其中包括本月初在杭州受伤的29人。
杭州的一位办公室职员朱先生表示:“大家都被吓坏了。这给人的感觉就像恐怖事件。当这种事情在其他城市发生时,我从未感到过忧虑。但此次事件并不是发生在郊区的某辆公交车上,而是我们都会乘坐的市区主要线路。”
那些杀害大批随机遇到的素昧平生者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得到一种回报——有那么一瞬间,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必然集中在他们身上,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过着痛苦而默默无闻的生活。
杭州公交车纵火案的警方报告指出:“嫌疑犯曾向他人表示,他想效仿其他例子,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为自己扬名。”
经警方确认,公交纵火案的嫌疑人名叫包来旭,这名34岁的男子已被重度烧伤,“因此无法通过审讯获得口供”。包来旭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布满梯田的甘肃省,南下2000多公里前往广东省打工,但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2008年回家住了一段时日后,包来旭又来到东部地区找工作。他没有什么朋友,也基本不联系自己的家人。
在中国的14亿人口当中,生活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重超过了二分之一,而在一代人以前,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家庭分离,摧毁了村庄和传统邻里关系。中国现已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很多人感到,他们未能抓住成功机会,而自己身边却有很多人在欢庆成功;也有人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而意志消沉。
胡成是一位同样深知绝望滋味的城市居民,他表示:“包来旭或许没有想清楚过,自己是否会伤害他人。在他的眼中,任何事可能都是黑暗的。”胡成因未能阻止自家房屋遭到拆毁,曾经试图在法院门外引燃自己。但在他点燃自己浸透了汽油的衣服之前,就被警卫压倒在地。
中国媒体已经发现,家庭纠纷、疾病、债务以及失业是刺激中国汉族民众采取袭击行动的导火索,汉族是发源于亚洲东部的一个民族。自杀式炸弹袭击通常以警察局或者地方政府办公楼为目标,以报复强占土地或者其他蔑视民众利益的举动。
相比之下,中国记者几乎没有自由去调查维吾尔族人发起的袭击活动,维吾尔族是生活在靠近边境的新疆地区的突厥语系穆斯林。海外人权组织声称,类似的土地和房屋纠纷、警察虐待、以及宗教和就业歧视是当地袭击活动背后存在的问题,而北京方面几乎总是将这些袭击归咎为恐怖主义或者分离主义。
中国某官方研究机构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李伟表示:“我们不会针对某一特定民族。”他指出,公交车爆炸之类的袭击可能具有政治意味,因其用某种方式表明,民众对政府感到不满,但“大多数袭击都不是由某一团体或者组织预先策划的,在袭击者的行为背后,并没有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撑”。
今年3月,8名维吾尔族人在中国西南部的某火车站用刀砍死了33人;今年5月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另一群维吾尔族人驾驶两辆越野车冲撞碾压早市上的人群,导致43人死亡。中国官方表示,这些维族人想要发起“圣战”。
2008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Party)宣布对上海和昆明的公交车爆炸事件负责。但事后调查发现,昆明的公交车炸弹出自中国一名刑满释放人员之手,此人因试图在当年的圣诞夜炸毁一家外国人开的酒吧而死亡。
很多中国人认为,对于心怀怨恨的袭击者个人遭遇充满同情的报道,鼓励了更多的人效仿这种做法。例如2010年发生了六起砍杀学生事件;在一个周五清晨,中国南部城市长沙有一名进城务工人员试图点燃一辆市区公交车。
在杭州公交纵火案案发当天早晨,嫌疑人包来旭动身离开了义乌,这座贸易城市生产了全世界大多数拉链。在穿过了一座座青山之后,他来到了杭州,随后他登上了一辆7路公交车,并在乘车近一个小时之后点燃了火。
有记者寻访到了包来旭的父母,并因他老家的村庄是如此贫穷而深受震撼。包家的邻居告诉记者,他们曾经以为包来旭获得了成功,因为他去了大城市工作。
北京的一名犯罪学家表示:“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特殊时期。我们无法看到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些波浪,但水面之下有些什么东西我们却无法看到。”这位专家不愿具名,因担心可能会显得对袭击者抱有同情。
Owen Guo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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