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这些事,你还有脸来学校!”“是不是你去勾引李老师的?”当面的质疑,背后的议论,还有手机上发来的短信,白白不知该如何去回应,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她蜷缩在床边,把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这是台湾影片《不能说的夏天》里的片段。影片之外,现实中的校园性骚扰事件却并未停止上演,而围绕此类事件,学生被诬勾引老师、学校包庇老师等种种怪象也在真实地上演着。
很长一段时间,刘朵(化名)都害怕接到导师的电话。这名正在南方某高校读研的女孩儿说,自己的导师是院领导,平时应酬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叫出去喝酒应酬。一次应酬中,席上某领导竟然对她动手动脚,不但乱摸,还强吻了她。
“我不敢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我就觉得屈辱,无比屈辱。”刘朵带着哭腔说,自己明明是来做研究的,但感觉跟陪酒小姐一样。 惊人的数字
11月4日的一则报道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
另一项调查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对1200名女大学生调查发现,其中有531名女性(占总数44.3%)表示曾遭遇性骚扰,而且不少受害者遭受过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性骚扰。该调查还发现:23%的女大学生认为当前性骚扰的“情况很严重”,60.4%的女大学生认为“情况严重”。
“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或者性侵案,有很明显的特点。”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律师张伟伟曾接手过多起相关案件。她说,老师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甚至性侵。
“这种骚扰往往还具有持续性,受害学生也多会出现强烈的创伤后应激性反应,比如抑郁、自杀、封闭等。”张伟伟说。
无力的维权
然而,遗憾的是,校园性侵案的调查和取证面临重重困难。
让张伟伟还感到痛心的是,受害一方站出来维权,往往还会遭受一些流言的中伤。
“比如有人会说其实是学生勾引老师的,或者是勾引未遂再栽赃。”张伟伟说,受害者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张伟伟甚至遇到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校方。
“学校竟然给性侵的老师开假证明,说他人品端正,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张伟伟说,后来,这份证明被法官采纳,老师被判无罪,但被害女孩的精神却失常了。“年纪轻轻的,一辈子都被毁了。”张伟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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