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向政府讨债28年:从百万富翁变低保户(图)

Daphane

来源:北青网



　陈伯宇家中

28年来，每个月陈伯宇都会去兴宁镇政府讨债

　陈伯宇家如今已经一贫如洗

　几乎每一任书记、乡长、镇长都给陈伯宇写过证明   

　　28 年前，湖南郴州农民陈伯宇是远近闻名的“陈百万”，但自从接下原坪石乡（现兴宁镇）的电站工程，陈伯宇的好日子就到头了。电站的工程款，原坪石乡政府从 1988年一直拖欠到现在。向政府讨债28年，陈伯宇从“陈百万”变成了“陈低保”。当初他举债垫资做工程，之后只能借高利贷还钱。如今的陈伯宇，儿子无钱治病去世、孙女上学都要靠人接济，至今无法让工友相信自己从没有昧了他们的血汗钱。
   　　28年来，政府欠下的债务，几乎成了陈伯宇生活的全部。这个农民与政府的债务纠纷在2015年艰难立案，但一、二审均因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而败诉。最终湖南省高院要求重审此案，陈伯宇才看到了一线曙光。再审之前，兴宁镇政府终于同意调解。6月29日上午，陈伯宇向郴州中院递交了《撤回再审申请书》，如果没有意外，在兴宁镇政府收到裁定后的15个工作日，将支付给陈伯宇欠了他28年的钱。

   　　一项中途停工的水电工程

   　　砖结构的老房子，里面没有一块瓷砖。家里只有一台吊扇，锈迹斑斑，电视也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式。陈伯宇的家在双峰县杏子铺镇高泥村，和村里其他亮堂堂的楼房相比，陈伯宇的家显得无比破落，但是村里人说，“这是附近几个村子最早的楼房，经常有人来看。”
   　　村民指着陈伯宇的破屋说：“当年他家的家具都是雕花的，那个时候都讲万元户，他可已经是‘陈百万’了。”
   　　在当地大多数人一贫如洗的上世纪80年代，陈伯宇搞工程，带领几个队、几十个工人，凭着“老实靠谱”，他在湖南省资兴市的工程队越做越红火。1988年11 月，他承包了资兴市原坪石乡（现并入兴宁镇）税里二级电站一期建设工程。1989年9月15日，836米的引水渠工程验收，但当地政府并没有立刻结算工程款，而是给他出了一个工程款明细单，显示141230元整。随后，因为资金紧张，本来要继续再建的电站宣告停工。陈伯宇当时收到的通知是，钱到位了会随时开工。
   　　这期间，陈伯宇向当地政府预支了部分生活费，一共2万元。陈伯宇的老伴朱青春回忆，当时整个工程队都在硬撑，“我当时给他们（工程队）做饭嘛，然后没钱买菜了，就回去摘自家菜园的菜，拿鸡蛋。大家都等着那水电站再开工，就这么等，我们垫上了所有的积蓄。”
   　　当时陈伯宇手里有政府的工程合同，有工程款明细单，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先垫垫，帮政府渡过难关”。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政府说先做再给钱，那自然是相信政府。”陈伯宇并没有想到，这笔钱却拖垮了他的后半辈子。
   　　一群人的讨债“领导换了，管事的都调走了。”陈伯宇意识到要把讨债提到明面上来说是在1990年以后。“换了新的领导，去了没好脸色，也不清楚之前的情况，总说现在没有，以后再说。”陈伯宇没有办法，每次只好回来，但是当时跟他一起干活的人越来越“呆不住”了。
   　　“每天工钱三块五，1988年，已经算高了，那时候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大冬天去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陈伯宇的同乡、现在是双峰县杏子铺镇万年村村主任的刘国富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跟着陈伯宇干工程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小年轻，当兵刚回来，“陈伯宇是我老乡，他工程队也做得大，我就去了。但我没想到，跟着他做了大半年，工钱却欠了我近千元。”
   　　刘国富承认自己也去陈伯宇家讨过债，“现在不在乎，那个年代，太在乎了，那是好大一笔钱。”
   　　工钱始终给不出，陈伯宇的工友们逐渐对他丧失了信任和耐心。他们不知道到底是政府没给陈伯宇钱，还是陈伯宇昧了大家的血汗钱。陈伯宇能拿得出的，只有当时的工程款结算单，而这张“政府欠条”根本无法说服讨债的人。
   　　“政府一共欠我十二万多，因为工程是垫资，我欠别人材料钱，也欠工友们的工钱。我没有那么多积蓄，可有那么多人来找我讨债，咋办呢？我只能借高利贷。”陈伯宇说，从1992年到2000年，他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过年不敢回家，家里每年新收的谷子都会被上门的债主拿走。当年的“陈百万”变成了如今的“陈低保”，连过年杀头猪，债主们都会“你一块我一块”地分。甚至，小儿媳妇刘金莲在镇上开的服装店，也有人二话不说就拿走衣服，“最后只好关门，全家人都不敢呆在双峰，出去打工避难，你在本地做生意，永远不得安宁。”
   　　小儿媳刘金莲说，“当时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别人说他（陈伯宇）家条件那么好，你嫁过去只有享福，结果却是能过一个安稳日子都是奢侈。”
   　　兴宁镇政府欠陈伯宇钱的事，杏子铺镇很多人都知道。不少人都劝他算了，但陈伯宇不答应，因为他自己也欠着一屁股债。

   　　28年的讨债线路
   　　28年来，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月陈伯宇都会去兴宁镇政府讨债。
   　　老伴朱青春说：“一般是周六晚上给他准备一下，我会煮点鸡蛋，找点饼干，夏天给他塞件衬衫，还有越来越多的材料。”
   　　讨债是一条固定路线，陈伯宇每个周日的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搭乘摩托车去双峰县，花99元坐汽车到郴州，再花10元坐车到资兴市区，一般早晨6点钟他会到达兴宁镇（原坪石乡）。当天陈伯宇会住在熟人家，他等着第二天的周一。
   　　“周一书记、乡长都在，能跟管事的说上话。”陈伯宇说，“好说话的领导，就会说现在没有，不好说话的，一般直接走人，根本不理我。”
   　　在兴宁镇碰了壁，陈伯宇就会返回资兴市，“去市委、人大办公室、信访局。”一开始陈伯宇不知道流程，后来这些部门转的程序熟悉了，他不需要门卫打电话，“我知道几楼办公，不用打听了。”再次碰壁后，陈伯宇就会去郴州，再去长沙，去湖南省信访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有时候能够碰到一些好人，给我一些指令性的东西，或者帮我打电话，指定郴州资兴信访局要接待。”陈伯宇说，这时候，他就会特别开心，“巴不得连夜赶到郴州。长沙什么时候最早一趟、最晚一趟去资兴的班车，我都清楚得很。”
   　　“资兴市信访局每周五都有重要领导值班，我都是周五一大早就去排队。”然后不管得到什么答复，陈伯宇都清楚周五下午后的两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会坐周六一早的班车回家，“以前交通不方便，我经常夜晚才到村子里。”
   　　那时陈伯宇在村口喊，老伴朱青春会去接他。有时候朱青春会问一些情况，陈伯宇就会“凶”她，不理她。
   　　“大多数时候，干脆一言不发。”朱青春告诉北青报记者，“后来我也不敢再问他，看到他跟别人说话，我就假装干活偷偷听一点。”
   　　“很多人都说，这么多年，我的路费都比政府欠我的钱多了，我其实也没算过。”陈伯宇说，也有人建议他去“闹一闹”，他则坚决摆手，“我不干违法的事情，我这是合理合法的钱，他们不能不给我。”
   　　超过20年诉讼时效被两次驳回“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赶紧要钱，不然当官的换人了咋办？”朱青春说，讨债刚开始的两年，甚至一度进入调解阶段，但法院的人说政府只愿意给陈伯宇3万元。
   　　北青报记者采访时，陈伯宇展示了1992年11月2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信访回执，上面写道：“如符合事实请审查指定资兴或你院立案。”
   　　1992年11月中旬，郴州中院转资兴市人民法院告申庭：“陈伯宇来我院反映并递交起诉状。现将起诉状转来你庭，请你庭依照民诉法的规定依法审查。如符合起诉条件则应立案受理，如不符合起诉条件，则应依法裁定不予受理。”
   　　“当时要是能立案，就不会拖这么久了。”陈伯宇讲述，当时自己见到一位愿意主持调解的陈姓厅长，对方跟自己说，“你要愿意两三万拿了，我可以帮你们调解。”对于陈伯宇来说，这很难接受，十几万变两三万，剩下的为什么要自己吃亏。“那时正是我被别人追债最难的时候。”陈伯宇拒绝了，于是此后再无消息。
   　　28 年间，从坪石乡到兴宁镇，陈伯宇找过每一任书记、乡长、镇长，只有在合并乡镇之前的一位书记未给他写证明。曾担任坪石乡乡长兼电站指挥部指挥长的熊玉忠，担任坪石乡党委书记的王甫、蒋振平及坪石乡办公室秘书的曹绍斌等人均给他出具了手写证明，以说明项目以及欠款的存在，有的是在十几年后补写的，有的甚至是在弥留之际，在病床上写给他的证明。
   　　当时担任税里二级电站站长的樊七斤负责电站工程的施工管理，“我很清楚当年的情况，我还帮他写过材料，这么多年来也一直陪着陈伯宇到处跑。我就纳闷了，那些领导们不嫌烦吗，我都跟着他去了不下二十次，哪怕到后来陈伯宇修的电站都卖掉了，还是说没钱。”
   　　找镇政府讨债让陈伯宇变得一贫如洗，他请不起律师，甚至请不起人帮他写材料。
   　　陈伯宇的代理律师曹远泽是他的老乡，“他找我之前已经换了几次律师，因为他总是没有钱，律师们算是在接力援助他。2015年，终于可以立案了，但一、二审都被法院判决超过20年最长诉讼时效而败诉。”
   　　讨了28年的债务再度陷入死局。

   　　“政府不会不还我钱的”
   　　陈伯宇的转机来自于媒体的介入。
   　　随着当地媒体报道了陈伯宇向政府讨债28年的事，陈伯宇也向湖南高院申请了再审。2016年5月16日，湖南高院指令郴州中院再审此案。陈伯宇迎来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调解。
   　　6月28日上午9点，湖南省资兴市就陈伯宇和原坪石乡工程款纠纷进行调解，一天后，达成协议，以21万元“了结一切”，包括陈伯宇工程款本金、利息、差旅费等各项费用。条件是让陈伯宇撤诉，并删掉对兴宁镇不利的帖子和言论。陈伯宇同意了。
   　　陈伯宇在调解庭上说：“我74岁了，我父亲活到84岁，我也就这样了，不想争了。”但是在协调的时候，陈伯宇还是给老伴打了电话，“我要30万，他们说只给 21万，有点少，但是他们不想多给了，律师也尽力了。”老伴朱青春在话筒里说，“我相信，你尽力了，以后不用再跑了，我怪高兴的。”
   　　朱青春跟老伴说高兴，却对北青报记者说她心里很难过。
   　　朱青春总是想起被镇政府欠债以前的生活，在1988年周边人们大多没钱上学的时候，夫妻俩已经把大儿子送去长沙读大学了。老二虽然身体有点残疾，却也读了初中，家里一直有钱给他找好医生。三儿子也在长沙读了中专，之后去当兵，连小女儿都读了高中。
   　　但被镇政府欠债之后，陈伯宇一家的日子天翻地覆。
   　　老二的病再也没钱治了，三儿媳刘金莲至今记得朱青春哭着去找她，求她“救救你二哥吧”。但是刘金莲也只能拿出千把块钱，老二最终还是去世了。
   　　“老二没了后，二儿媳也走了，他们的孩子没爹没妈，每天不开心。”朱青春说，她没办法怪谁，“因为要不回这钱，老头子（陈伯宇）会憋屈死。”
   　　陈伯宇说他不想计较1988年的12万元和现在21万元的区别，“只能往前看，至少政府承认了，没有赖账。另外，我可以拿着这笔钱去还账，全还清了，大约能剩下不到3万元，就供我孙女读大学吧。我就算死了，不亏谁的钱，那些以前跟我干活的，也知道我不是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