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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焚
经过几天的准备，九阳市文教科体卫系统深挖反革命分子大会在九阳大学大礼堂内举行。
丁之瑜同与会的两百多名教职员工一起，列队来到大礼堂门外，等待进入礼堂,贾隽成也列队其中。她看见，准备进入礼堂的队列有十多个，虽然许多面孔陌生，但她知道，他们都是文教科体卫系统的教职员工。
来参加会议的各个单位人员，队列都很整齐，无人喧哗，甚至没有人交头接耳，脸上都挂着难以琢磨的疑虑，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最近，全省破获了一个惊天大案：以南阳市为中心的伏牛山反共挺进支队，在豫西山区和半山区，已经发展了数千名反共成员。这个挺进支队，东已挺进到开封，北已挺进到新乡，西已挺进到九阳。由于主抓这个惊天大案的“揪挺领导小组”组长是已升任省革委副主任的前市委书记张寿光，各系统领导人谁也不敢掉已轻心。因为，张主任对各地领导人说：“揪挺要大胆地抓，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上不封顶，坚决反对右倾温情主义。”前几天，九阳市农林和工业系统，分别召开了揪斗大会，先开会的农林口，当场揪出挺进支队成员5人，后开会的工业口，一次揪出7人。一次比一次多。显然，眼前这个大会，要萧规曹随，依样葫芦，揪出更多反共挺进队成员，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文教科体卫系统有挺进队成员吗？谁又是挺进成员呢？丁之瑜知道，贾隽成也知道，当然，许多中国人也知道，党是一贯正确的化身，那句常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就是证明：“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挺进成员又没有写在脸上，谁知道？当然是党知道：今天与会者中间，肯定有挺进分子，否则，党不会大动干戈。
丁之瑜看见，大礼堂门口红色横幅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坚决击退暗藏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显然，党要反击了。当礼堂大门打开后，队列井然有序地走了进去，按照规定的位置坐下。丁之瑜同与会的数十名教职员工一起，肩并肩地坐在礼堂南侧的几排长条靠椅上。此时，可容纳一千二百多人的礼堂内，已座无虚席。没有人交头接耳，更无切切私语，脸上似乎还挂着难以琢磨的疑虑。不过，人们的两眼都没有闲着，有的在怔怔地巡视礼堂内的一切，有的则乜斜着眼在搜寻礼堂内可能的异常。异常迅速撞入人们的脑海中，就是那些令人胆颤心惊的红色条幅。但见右边墙上悬挂的红色条幅是：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左边墙上悬挂的红色条幅是：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正面的主席台上，红色条幅更加醒目：全面深入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会！
显然，人们已看到，今天的大会，要效法农林和工业系统那样，在大会上大抓挺进反革命。那些家庭成份不好、历史上有污点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最为担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半个反革命，在这个大会上，升级成正式反革命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脸上挂着的疑虑，却掩盖不了内心的慌恐。丁之瑜的脸上也挂着疑虑，她知道自己的短处，但也知道农林和工业系统揪出的反革命中没有女性，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呢？她琢磨不定，只好听天由命。比较而言，贾隽成相对踏实些，因为，他虽当过右派，“帽子”早已摘掉，还有正式文件在手。但使他疑虑的是，近几年出现了个“摘帽右派”的名称，似乎摘了右派帽子的右派，仍改变不了右派分子的身份。党是这样认为的吗？他是个党员，面对这个，他也吃不准。那“万一”呢？最为坦然的当然是那些成份好、社会关系简单、没有海外关系且历史上又没有什么污点的人，尽管有并不保险的先例，相对而言，还是比别人保险得多，最大的担心不过是“万一”而已。
人们的疑虑得到了证实：数十名以“军宣队”“工宣队”和造反派为成员的“打鬼队”，迅速控制了会场，“你！”“你！”“你！”当场揪出了11个挺进反革命。显然，这是革委会会前决定了的：在1200多人中，揪出11个反革命，不足百分之一，符合中央规定的控制指标。令贾隽成和丁之瑜深感意外的是，年届五十的李约简老师也被揪出，同其他10个反革命一起，五花大绑着站在台前示众。也许是因为他曾有反抗行为，一个“打鬼队”成员，用手在他脸上蹭了一下，鼻孔外蹭出的血迹还没有来得急擦干。
散会后，丁之瑜和贾隽成回到家里，相对而坐，沉默不语。但他们脸色上，特别是他们那对睁着却凝视不动的两眼，可以窥见他们的内心在激烈地翻腾。
翻腾什么？是的，这几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了，越来越尖锐了，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了，空气被翻腾得几乎令他们窒息。两报一刊，天天在宣扬最高指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中央广播电台，天天在呼喊党中央的警告：“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阶级斗争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在新形势下发展的顶峰。”面对这些宣扬和呼喊，一般群众已习以为常了，但对贾隽成和丁之瑜来说，这些宣扬和呼喊，使他们惊愕，几乎窒闷得喘不过气来。
不过，令他俩庆幸的是，他俩没被五花大绑示众。看着大礼堂内那种紧张氛围，那“万一”被揪斗的可能性很大，但他俩躲过了。
对于“万一”即某种事态有万分之一出现的可能性问题，他俩已研究多时了。在他俩的记忆里，自1949年10月起，即从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反运动算起，到现今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平均每年都要搞一次政治运动，名曰“群众运动”。当然，他俩也知道，这样搞是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政治需要。对于政治运动，一位好友史学家刘教授曾这样向他俩描绘过“群众运动的规律”：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制造舆论，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3或5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大胆怀疑，大胆揭发，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拔白旗”、“四清”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可惜这位刘教授在批《三家村》时，在被打成邓拓的孝子贤孙后，已自杀身亡。
对于刘教授描绘的“群运规律”，他俩感触很深。
在他俩看来，刘教授对“群运规律”的描绘，已不是什么“万一”，既然是规律，就不是偶然，就像黑夜过去是白昼那样。
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中，人们对“群运规律”中的“一万”，已习以为常了：不想经受也得经受，谁叫你生于此时又长于此地呢？不过，人们从规律中也学会一些自我保护的办法：跟着高呼口号，随着揭发组织上暗示的重点对象，用最激烈的言词去批判被揪出的阶级敌人，等等，向党表忠，使党能看得见你对党的忠诚，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党的群众。但人们还是害怕“万一”：你可能在“一万”中平安地甚至愉快地经受住九千九百九十九次袭扰，但在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中，你可能还在自我陶醉中却意外被群众射中落马，成了运动斗争对象，以致抱恨终生。
他们俩看到的和经历的这种意外太多了，“万一”太多了，多得已数不清，几乎要与“一万”划等号。他们曾想用日记把这些偶然发生的“万一”一一记录下来，借以吸取教训，但日记早已变成了权力安放在你怀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不是身败名裂，便是抛尸荒野。想到这里，他们只好把许多偶然发生的事件留在记忆中。
“要不是凑数完成指标，你不会成右派分子。”丁之瑜说。从贾隽成被摘掉右派帽子中知道，当年他的右派言论很轻，仅仅说了句“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但由于学校没有完成上级规定抓24个右派分子的指标，只好从右派言论较轻的人中，提升了三个为右派分子，其中一个是贾隽成。
“是的。”贾隽成说，“要不是为了凑数，我当不上右派。这是有点偶然。”又对丁之瑜说：“你要不是遇到两个好书记，恐怕早被‘共’了。”
“是的。”丁之瑜说，“要不是那两位书记，我不会有今天跟你坐在这里说话。”
“这可能都有点偶然，但是个概率很高的偶然。”贾隽成说，“那时说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向群众头上泼冷水’，甚至说‘群众想咋干就咋干’，等等，没有人敢公开质疑。我看这已不是什么偶然，几乎与必然等同了。”在前妻关怡面前他不能说的这些话，在丁之瑜面前他无所顾及了。
“哲学家们说，‘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我看有些道理。我们所遇到的‘偶然’似乎存在着很多的‘必然’因子。”丁之瑜这么说。
“其实，必然性里也存有很多偶然性的因子。”贾隽成说，“我是搞物理的，但有领导告诫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来搞物理，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我没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懂，我懂得是逻辑。”
“逻辑也被辩证了，叫辩证逻辑。”丁之瑜似乎不赞成这种观点。
“我不管什么辩证逻辑什么形而上学逻辑，我只懂得逻辑是思惟形式，必须遵守的规则，不能‘理无常是’，尽管也有‘或然’选项。”说着，贾隽成有些忿忿然。
“你说得对。”丁之瑜附和贾隽成说，“不论‘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或是‘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让逻辑学家或哲学家们去争吧。”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经常存在。有时看似偶然，实际上是必然要发生的。”贾隽成有感而发。“譬如‘三群’新政，一点也不‘新’。党的领导人经常把‘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挂在嘴上，好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群众的。但在现实中，的确有相当多的群众愿意叫他们代表。现在他们搞的‘群众破案、群众审讯、群众判决’的‘三群’新政，就是他们同他们所代表的群众搞出来的，是必然要做的事。”
“群众是什么？群众是阿斗！”丁之瑜忿忿地说。
“三国阿斗说，‘此处乐，不思蜀’,今天呢？由于有利可图，可以入党升官，今天的阿斗，立马横刀，冲锋陷阵，成了党的群众。”在继室面前，贾隽成自由得多了。
丁之瑜接着说：“有次张副书记给我们讲哲学。说：‘1+1=2吗？不错，等于2，是常识；但不是绝对不变的。当条件变了，如果是1个男人加1个女人时，等号后可以是2，也可能是3，因为，当女人怀了孕，就得等于3。’这叫‘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贾隽成哼哼笑了两声，说：“考察客观世界的各种联系，这句话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有人为出尔反尔制造理论根据。同1+1=3一样，‘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都是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诡辩典型。”
“诡辩虽不同于武断、谣言和罗织，但可以诱人、惑人。”丁之瑜肯定的说，“我敢说，有些哲学家，他们並不相信他们的理论，却相信他们的权力，通过这种偷换概念式的诡辩，便能使他们手中权力变成马列主义的正宗代表。”
“有些看似偶然事件，实际都是有许多必然因子促成的。”贾隽成说，“权力制造了许多典型，科学界就有中国的米丘林、李森科，北大有个物理学教授，也成了著名的马列主义哲学家。在看看上山下乡，许多典型都是权力制造出来的。‘有权能使鬼推磨’，果然不错。”
丁之瑜有了自由发泄的园地，她说：“李约简老师被揪出，开始我感到意外，但仔细一想，揪他是必然的。”
“我离开河洛虽然好几年，但对他的人品和业务水平还是了解的。”贾隽成似有不同看法。
“我在河洛时同他在一个教研室里，知道他的为人和水平。”丁之瑜说，“他是个心地善良、不与人争且很有抱负的老师，在语文教学上，在学校也是属一属二的顶尖老师。他的唯一缺点是不善于靠近校党委。”
“他也是争取进步的；听说他写过入党申请书。”贾隽成说，“我记得党内有所议论，虽然他思想改造得比较好，也要求进步，但组织上认为，他有海外关系，父亲又是个国民党官员，不宜入党，但可以当个民主人士，于是同意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还听说，他父亲曾与屈武有过交往，屈武又是民革中央领导成员，他就加入了，成了民革党员。”
“这次揪他可能与这有关。”丁之瑜说，“许多红卫兵造反派说：‘什么民革，统统都是国民党反动派。’”
“据我所知，在文教系统，民革党员有十多个，这次被揪出就他一个。”贾隽成有些不解。
“这很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丁之瑜说，“平时他沉默寡言，少与人交流，有人背后说他孤芳自赏，甚至说他恃才傲物。”
“你也是这么看的？”贾隽成问。
“我倒不那么认为；最多他有点争强好胜罢了。”丁之瑜说，“李老师文学水平确实很高，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也常受到彭校长的赞誉，不知是否会使别人产生嫉妒心，也未可知。”
“可能性很大。”贾隽成说，“乡间俚语：同行是冤家，就是争强好胜造成的。”
“我调离河洛后，他独树一帜。”丁之瑜说，“是否有人要枪打出头鸟？”
“可能性很大。”贾隽成说，“我就遇到过这种人。但我发现后，便主动与他沟通，相信或多或少能消除些蓄怨。”
“是的，主动沟通很重要。”丁之瑜说，“但党的群众太多了，沟通不过来，只能沟通少数几个。”
“谁也弄不清党的群众的数量。”贾隽成有些困惑。
的确，党的群众究竟有多少？包括他俩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搞不清楚，但党能搞清楚。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用投票，便知拥护党的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反对党的敌人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不超过百分之五。不过，包括他俩在内的大多数人，似乎也属于群众，并不认同这个百分比。他们认为，在群众中，真正拥护党的人的并不多，且比例很小。由于他们同属平凡、羞涩、谬误之辈，无法像党那样搞出个精确的百分比来。他们只能说，这些人是群众中高于群众的群众，准确地说，是群众中拥护党的积极分子，或叫群众贵族。
“尽管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比例很小，但他们的能量很大，每次群众运动，他们都能带动许多人起烘，不可小觑。”贾隽成说，“ 少数人带动多数人起烘，使党的群众多了起来，不确定性也多起来，谁也掌握不了！”
“李老师出问题就出这在这儿。”丁之瑜说，“如果有一个积极分子说他是挺进成员，就会引起党的警觉；两个起烘者说呢？党恐怕要立案审查；三个呢？”
“很有道理。这叫一人告密，两人立案，三人成虎。”贾隽成说，“李约简有海外关系，父亲又是国民党党员，只要有一个好事的积极分子或与他有隙的群众，冒然站出来揭发，他想跑也跑不掉！”
他俩说对了，李约简的灾难，源发于三人成虎。因为，在信息闭塞的条件下，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真理！
但历史上的偶然性太多了，几乎数不清。尤其在信息封闭的社会里，偶然事件经常发生在你的身边，你想躲也躲不开；因为，党的群众太多了，而且你对它早已习以为常了。宋代吕蒙正在《破窑赋》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太对了！在信息闭塞中，你能预见到几个偶然事件？因而，你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那些大人物呢？从高岗到彭德怀，再到刘少奇，他们能左右自己吗？不能，因为，党的群众太多了，而他们也早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党。一个大学教授的贾隽成，尽管也是共产党员，同大人物一样，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老家神垕的五名红卫兵造反派，来九阳找到了他。
五名红卫兵造反派，身着军服，个个英姿飒爽，对贾隽成说：“有个案件与你有关，请跟我们走一趟。”
贾隽成二话没说，跟着军服上了车。一个军服用手抓住他的手臂，像鉄钳一样，显然，传递的信息是：“你被捕了！”
没有一点预感，突如其来。但贾隽成心情很快平静了下来，他站在车上，向丁之瑜招了招手，大声喊道：“不要担心我，再见！”喊声随即消匿在车后的尘埃里。
被捕后的第七天，噩耗传来，贾隽成已畏罪自杀身亡。
像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丁之瑜击昏了过去。当她醒来的时候，臥床两边分别站着贾文贞夫妇和张宇歌夫妇，都是她的亲人。宇歌与他的大哥理乐稍有不同，常来家里看望他的生父，话也说得来，也很敬重她。文贞扶她坐起身来，劝她要想得开，别窩在心里。她没有怨气，没有悲伤，也没有流泪，只是分别一个个看了看她的四个亲人，好像要在她们脸上寻找些什么。忽对他们说道：“谁也挡不住，这是老百姓的命运！”
“我妈叫我劝劝您，想开些！”宇歌说。
“谢谢她。”丁之瑜没有怨气，对宇歌说，“你妈肯定也不好受，一二十年夫妻了，能会不悲伤？”
“听到噩耗后，我妈忍不住放声哭了一场，哭得继父都流泪不止。”宇歌说。
“回去劝劝你妈，想开些，这是命中注定了的，谁也挡不住，千万不要伤了身子。”丁之瑜没有悲伤。
尽管丁之瑜没有怨气，没有悲伤，也没有流泪，但子女们还是要安慰她，劝她想得开。她要子女们放心，她会想得开。在子女离开前，根据神垕方面的通知，四子女商定，随校派出的两名干部，一同去神垕处理父亲的善后事宜。
子女们走后，丁之瑜来到半封闭的阳台上，那里放着两把藤椅和一个茶几，是她与贾隽成常坐着说话和眺望远方的地方。当她坐到藤椅上，看见椅在人空的另一方时，热泪禁不住滚滚而出。突然，大脑“轰”一声，使她清醒起来。她不觉风拂，但见风在摆弄树梢来回摇动；未见雨淋，却听到雨在拍打桐叶的滴答声。她恍惚发现，贾隽成坐在她对面的藤椅上，同她一样，在眺望远方。邙山，在起伏，像蛇在墙面上爬行，在阳光下，成了一条忽而绿忽而变黄的变色龙。那条涧河，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鳞鳞，忽而高悬邙山岭上，忽而跌入岭下深谷，犹如遁入了土中。只听贾隽成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看，有人有躯壳而无灵魂，有人则有灵魂而无躯壳，你说怪不怪？”
“怪哉！”丁之瑜并没有回答，但她听得清楚，这分明是贾隽成在替她回答。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于有‘无’的空间存在，才使‘有’有了生长的天地；反之，由于有‘有’的客观存在，才使得人们视而不见‘无’的存在空间。”贾隽成似乎在自言自语。
“啊！”丁之瑜发现，这分明是她自己的声音。
“有人因有躯壳则无灵魂，是谓行尸走肉；有人则因有灵魂而无躯壳，是谓遗芳余烈。”贾隽成又似乎在对她说。
“上帝是全能的，不仅规定了日月运行，规范了人的祸福与生死，还设置了天堂和地獄，赖以惩恶扬善，匡正世风。”贾隽成还在说。她清楚地记得，贾隽成说的这些话，是她曾对他说过的话。
“薛定谔的猫是死是活，人的意识一参与，就不再是模糊了：要么是死，要么是活。”贾隽成还在自言自语。
“但也不尽然。”似乎仍是贾隽成的声音：“人的意识有来有往，变幻莫测：国家已变成了君王的家国，但招牌却是人民的国家。”
“佛说由于心念的作用，种种事物才生出来，由于事物的作用，种种心念才生出来。这与薛猫等同吗？”丁之瑜在问。
贾隽成并不理会丁之瑜的疑问，继续他的自言自语：“科学家千辛万苦地往山顶上爬，也许到那里才发现，佛已在那里等候了几千年。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存在一个无人地带，有人称是哲学，我说，那是宇宙力学。”
对于贾隽成的自言自语，丁之瑜听得分明，她脱口而说：“都是假说。”
“是的，是假说。”贾隽成分明在说，“在山下，是假说；在山上，是存在。”
丁之瑜忽然发现，二嫂的山上山下梦话，她并没有同他说过啊！
“君子怀仁，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小人不义，以百姓为刍狗。我看见了，看见天堂和地獄，还有寻常。不要认为善遭恶报，是命运注定，那是人间的魔法和妖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不要认为，作恶得不到报应，地獄在前面等着他。”贾隽成说的这些话，她好像都听说过，似曾相识，只是想不起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
突然一声霹雳，她又清醒起来。她看见，外面正在下雨，淅淅沥沥，使她凉爽了些。随着拍打桐叶的音响，她不再流泪，怨气和悲伤，似乎已在淅淅沥沥声中消失。不过，刚才发生的一切，她都能清晰地记得。是的，世界原本是相对的，包括有无和生死，他的灵魂不死，还在太空中翱翔。
她想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她拿起笔来，旋又放下。因为，当她掀开笔记本时，便听见了里面的枪声。
几天后，处理善后事宜的子女们都回来了。
丁之瑜从子女们的口中得知，贾隽成是自杀的。神垕公社革委会“抓挺办”组长告诉他们：抓挺队员审讯他时，他不如实交待，趁队员不注意时逃跑；在追赶中，他跳入均瓷窑炉中自焚身亡。对此，革委会结论是：“畏罪自杀”。骨灰已交给了他的表姐。子女们便从他们的表姑家取出骨灰，埋在奶奶的墓中。
几个月后，丁之瑜从贾文贞口中得知，贾隽成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在一次审讯中，他太死板了，不像有些人能随机应变，不管什么先都承认下来，再高调地义正词严地揭发他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便能轻松过关；但他拒绝承认是挺队的参谋，还拒绝揭发别人。抓挺队队员们认为他顽固不化，一怒之下把他打死，然后把尸体投入窑炉中，造成自杀假象。神垕街上很多人知道此事，但在抓挺高潮中，没有人敢质疑，更无人为他叫屈。因为，很多农民都知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最高指示，一个教授，反动透顶，他的这种死法还算便宜。
听了以后，丁之瑜仰天长叹了一口气，没有悲伤的表示，因为伤痛已过去了几个月，淡薄得多了；她也理解子女们当时没有如实告诉她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