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救灾
这些年，国家变化不大，但思想变化很大，似乎存在落后于思想，有意识决定存在的味道。
市总工会总务科从老关系户那里搞来了十来个猪头，崔小红分得了一个。星期日上午，猪头上的毛基本择净，下午她一边择着猪头上残留的毛，一边对看报纸的杨建平说：
“你看，这几年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买东西排队越排越长，有时还要夹着过夜的草席和被子去排。革命呢？热火朝天。”
的确，崔小红说得不错。自从她出院回家后，革命一直在紧锣密鼓。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开除党籍后，便被拖死在开封。接着，又发生了“批陈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刚刚过去了一年，副帅林彪元帅就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汉。接着，又来了个“批林批孔”，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夫子，被拉了出来，一下子成了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令人没想到的是，批林批孔运动批来批去，竟变成了批判大儒总理周恩来。等把周恩来批死后，又拖出了个副总理邓小平来批，批他的“右倾翻案风”。到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想总该歇歇了吧？谁知又冒出了个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看来，批判没有个尽头。于是，有理论家结论说：“批是马列主义，和是修正主义。”
也许是深信“存在决定意识”的马列主义原理，面对几年来的种种事件，崔小红想从马列主义本本中寻找答案；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眼前那几十本马列经典，似乎在玩弄她，越觅越糊凃，终于使她推开经典去睡觉。她的身体原本还算不错，但自失去了爱女以后，便江河日下，高血压、冠心病等病魔经常缠住她不放。由于她是地专级以上干部，医疗和保健条件相对优越得多，近几年来，虽发生两次卒中，都因枪救及时，转危为安，保全了生命。然而，由于她从经典本本里找不到针贬时弊的答案，看不惯的事情越来越多，经常爱发些无名之火，促使她的血压经常突然升高，增加了卒中的机率。为此，建平曾劝过她多次，不要为抱不平而发火。
崔小红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在干家务活上，总想有个帮手；但她不要建平帮忙。她当过肩负重任的领导干部，在办公室里，开会、接待、看文件安排满满的，几乎没有看报纸的闲工夫。但看报纸特别是看党的两报一刊，是任何一个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工作，因为它是党政干部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有些领导干部讲起话来，为什么能做到观点新颖、思路清晰、言简意赅、掷地有声，都给大家一种超高水平之感呢？经常读两报一刊，就会自觉地把党的大政方针同眼下的具体工作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水平就非同一般。当年，她就有在家看党报党刊的习惯，甚至在饭桌上、床头上，都放着要看的两报一刊。现在，她当了市总工会副主席，有职无权，等于退居二线，清闲得多了。建平呢？这些年，同自己打了个颠倒，几乎没有看两报一刊的时间。回到家里，不能叫他分干家务，看两报一刊去，支持他当好这个总指挥。
择猪头上的毛，比较轻松。很快，残余的毛也择净了。
她把择光洗净的猪头，放进锅里煮，她计划煮三遍。第一遍是焯，去腥臊；第二遍是剔，去骨头；第三遍是卤，出锅后，放凉加压成肉饼，到此才算做成了随时可吃的食品。这是第一遍。
“你是市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水灾是谁造成的？”小红不知不觉地提出了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杨建平的叛徒帽子被摘了，彻底“解放”了。“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副省级调研员，享受行政11级的工资待遇。没过几天，他便坐上了市救灾指挥部总指挥的头把交椅。中国二十多年形成的政治生态就是这样：过去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刹那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昨天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转眼间，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她不愿叫建平干家务，也不想干扰他阅读两报一刊，但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干扰了。
“水灾是谁造成的？”崔小红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杨建平到市救灾指挥部上班时就提出了。由于他在接受监督改造，对于这个敏感问题，一笑置之，不予回答。
在杨建平看来，崔小红变了，变得越来越爱钻牛角了。现在，对小红提出的问题，他不能不回答了，他不想叫她在牛角里钻不出来。他郑重地说：“你也是领导干部，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救灾，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之于你说的‘水灾是谁造成的？’，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上级和中央的事。”
“几年前，一场暴雨，同时冲垮了五六十座大中小型水库，最著名的是板桥和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小红似乎有些生气，她说，“水库溃坝后，水淹了一万二千多平方公里，灾民一千二百多万人。死了多少人？一说数百，一说几十万！谁负责呢？是水利部长？还是设计院工程师？总得有人出来说说吧。没有。”说着说着，小红气不打一处来，“好啦，今年又突然来了一场暴雨，伊河、洛河、涧河河水暴涨，多处决堤，咱们陈家庄也成了灾区。灾情虽然没有七五年严重，但也造成了数万灾民无家可归。谁来负责？难道叫你这总指挥负责？还是叫我这个有职无权的摆设干部负责？”
“谁也负不了这个责任。是天灾，不可抗力！”建平回答得理所当然。
“几天里冲垮了几十个水库，今年又多处决堤，这说明什么？”小红忿忿地说，“一句‘不可抗力’就能掩盖一切？我就不信，没有一点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建平早就考虑过，但从党员的立场上考量，特别是从领导干部的立场上考量，这应是他回避而不应是他考虑的问题。救灾！救灾！从救灾中体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和至爱，体现党与人民血肉相连，党同人民息息相关，从而证明党永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代表。不过，他也认为，“一句‘不可抗力’就能掩盖一切？”就理性而言，小红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从《内参》中他得知，灾难的人为因素是不能排除的。《内参》是给13级以上领导干部看的，那里载有大量的信息和资料，是国内包括两报一刊在内的所有报纸杂志无法看到的内容。尽管《内参》中的信息和资料，也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所取舍，但由于政见上的差异，取舍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直截了当，使你能看见令人吃惊的信息，有的则闪烁其词，使你只能从字缝里挖出一些令人意外的资料。
他从《内参》中得知，板桥水库管理局人员，在瓢泼大雨中，急电上级管理部门，请求打开泄洪闸排洪。然而，在“抓革命、促生产”中，他们连发三次急电，竟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原来，在“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氛围中，上级主管部门都忙于“评《水浒》、批投降”，批宋江的投降主义，影射周恩来总理投降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无暇关注这些小事。无奈之下，管理局人员擅自决定开闸泄洪。正当他们开闸泄洪时，才发现，只有五孔闸能打开泄洪，其他十二孔全因锈蚀而无法打开。情急之下，他们立即用电话通知下游撤离，不料，电话线路已断，无法接通，使他们无法向下游村镇、县城发出预警。直到8日凌晨，“轰”地一声巨响，数亿立方米库水，在狂风暴雨中，破坝而出，以十多米高的水头，垂直砸下，向下游数百万人的村镇，横扫而去。与此同时，石漫滩等五十多座大、中、小水库，也相继溃坝决堤，使12,000多平方公里的豫南地区，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泽国，两百多万农民在惊恐中，仓皇撤离和转移，或爬屋顶、残垣断壁和树叉上求生，很多人因来不及转移，便随激流漂摇而下……
杨建平所看到的这个《内参》，崔小红当然也看到了。
她对他说：“这不是‘不可抗力’，是人为造成的。”
杨建平当然知道崔小红说的是实情，是真话，他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与1958年大跃进和当今的“抓革命”有密切的关系；但做为一级党的领导，他必须按上级的指示办事。当时负责抗洪救灾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向河南各级救灾指挥部发出指示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他特别嘱咐：“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杨建平完全清楚，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央坚持不变的方针政策：“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因此，他对小红说：“这是党的政策和策略。毛主席早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不能因某些失误而忘记了我党的政策和策略。”
“我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也不能用救灾去掩盖造成灾害的过失。”小红说，“我党的一贯作风是实事求是，这个政策应当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不应相反。58年的大跃进和当今的‘抓革命、促生产’不应认真反省一下吗？”
“党的政策和策略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建平说，“之于偶然发生的具体事件，要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能怀疑党的政策。”
“我没有怀疑党的政策。”小红说，“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据总体形势制定的，不可能涵盖每个具体事件。但每个具体事件都有他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总结这个原因和结果，会使我党的方针政策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切合实际，因而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生命力。”
对崔小红的说法，杨建平似有同感。但党中央出于大局的考量；如果你知道太多，注意力会分散，异端邪说就会乘机而入，不仅会干扰救灾的大局，还会离间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因此，他对她说：“你的说法有道理，但要顾全大局。总结水灾的原因和结果很有必要，但应放在事后和未来，由中央有关专业部门去做，我们只管救灾好了。”
猪头在锅里滾动起来，第一遍去腥臊已完成。她捞出猪头，把焯水倒进泔水桶里，刷了刷锅，倒入清水，放进猪头，加上一块蜂窝媒，开始了第二遍去骨头的沸煮。他想帮忙，她不让。
“大局要顾全。及时总结水灾的原因和结果，让人民群众知情，也是取信于民的大局。”小红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唐山地震，群众议论纷纷。如果听专业人员的话，哪能死几十万人！”
杨建平知道，提起唐山大震崔小红就生气，血压升高。一个月前，她为那次地震就生了一次气，血压一下升到了210，当吃了两粒硝苯地平片和一些速效救心丹后，才控制住了血压。对于唐山发生的那次7.8级大地震，他知道的信息并不比崔小红少。由于两报一刊天天都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许多人过去不知道的旧闻，都变成新闻在广泛传播，其中唐山大震因死人太多，流传量也最多。尽管《内参》中也有报道，但报道的数量和深度，远不及社会上的传闻。
“你一天到晚都忙着救灾，唐山大震的新闻旧闻你知道多少？”一个月前小红血压突然升高，就是从说这句话开始的。
当时小道消息流传说，唐山死了几十万，天热尸体发臭，来不及处理，便用推土机把腐烂的尸体推到大坑里，一埋了之。崔小红更相信的是，被记者和作家形成文字的记录。她拿出了她搜集到的几位知名作家和记者的几段文字给建平看：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实际负责人、敢说敢做的非党员干部杨友宸，他综合唐山市40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到7级强震发生。可惜人微言轻，理当自尔矣。”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六天。鉴于国家地震局党组正忙于政治运动，很少过问业务工作。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等地震专家，无法直接向局长汇报震情，只好将震情抄出，贴在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在7月17～18日的座谈会上，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竟敢违犯纪律，擅自向下捅了震情：“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1976年7月27日上午10点──距唐山地震十七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终于听取了汪成民汇报后决定：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并叫汪成民等专家先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遗憾的是，地震不听指挥，没有给副局长们留下‘下周一开会再研究一下’的时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大地震突然发生了！”
“7月18日，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便火速赶回县里，向县领导做了汇报。县委书记冉广岐当即拍板抗震，并派百名干部奔赴各个公社，传达和落实预防措施。十天后，青龙县经受住了大震考验，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被联合国官员科尔博士称为“奇迹”！”
“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
“这是不是不作为？只有杨友宸、汪成民和冉广岐有所作为，但你听说他们受到过表彰吗？”说着，崔小红来气了，“这不是今天最新版的‘曲突徙薪无恩泽’吗！”
建平知道，自从失去爱女之后，小红变了，变得认真起来。记得她曾对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永远执政，但党必须光明正大起来，不仅要大力表彰党的建康力量，同时，还要坚定地贬责和惩处党的腐败势力。”她还说：“最近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提得好，提得对；在中共健康力量的暗中支持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和合作化的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引发全国农民分田到户的热潮，逼着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看小岗分得对，分得好。”她还说，“这几十年健康力量得不到表彰，腐败势力却甚嚣尘上，左倾机会主义把我们害苦了，不能再叫它来摧残我们的党了。”对杨建平来说，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对他个人的伤害很大，他的体会非常深刻，甚至刻骨铭心，因此，他认为，只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把这些极左分子清除出党，才能使党换发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他发现，小红的想法与他有差距。他又听她说过：“林彪是甩手掌柜，极左思潮与他有关，但极左的谎言、野蛮、邪恶的行径，则同他关系不大。与谁有关呢？第一是手执尚方宝剑的先锋官江青，第二是狗头军师马列主义理论家张春桥。这些人才是破坏党的腐败势力。”尽管她没有指名道姓说毛泽东，但矛头指向却是不言而语的。杨建平知道小红的想法，但并不认同，因为批判毛泽东，势必埋葬共产党。崔小红也知道建平的想法，但也不认同，因为不批判极左腐败势力的领头人毛泽东，就做不到正本清源，极左思潮会继续泛滥，腐败势力会继续伤害党，使党无法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夫妻俩的想法不尽相同，但立场还是一致的：希望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猪头在锅里又滾动起来，这是第二遍去骨，要把肉煮烂，所以要多煮一会。大约又煮了半个多小时，猪头肉基本煮烂了。她把猪头捞出来，准备放凉剔除骨头。建平想帮她一把，她不让。很快放凉了些后，猪头上的骨头被剔除掉。她把锅刷了一刷，倒进清水，把去骨的猪头肉放到锅中，加入盐和料酒之类的佐料，盖上锅盖，开始第三遍卤制。
卤制猪头肉的方法，过程，是她从丁之瑜那里学来的。
崔小红与丁之瑜的情谊已很多年了，从当年的主仆关系到今天的不同地位，那些迥然不同的境遇和变迁，并没有改变俩人之间的友情。她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丁之瑜恢复了教学工作，并被晋升为文学系教授。她也知道，丁母过世后，丁之瑜也没有与她的独女贾文贞住在一起，仍独自住在学校分给贾隽成的那套宿舍中。
她闲情致兴，想到再次寡居的丁之瑜那里谈诗论赋，便骑自行车来到了丁家。每次来到丁家，总有一种清新而整洁的感觉：洁白的墙上，没有时兴的壁画或宣传画；棕色的书柜里，整齐地排放着数百册图书；灰色的地面，被拖得发亮；窗台几案上，被擦得同窗玻璃一样闪着光芒——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纤尘不染，总会给她一种“一尘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风露身”的感受。
这次有所不同，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肉香。丁之瑜告诉她这是她刚卤制好的猪头肉，说着，便拿刀切了一块让小红品尝。小红品尝了一口，顿觉色香味美而软嫩滑爽。
今天，肉食品匮乏有目共睹。政府计划供应的肉食品，市民已从每人每月半斤，下降到三两，连高干们享受的“特供”，也从每月两斤降为一斤。猪头肉不是计划供应肉食，但能弄来点也不容易。崔小红想着，由不得问道：“你从哪里搞到这个稀罕物？”
丁之瑜便向她讲了一个买猪头肉的故事。她说：
一个星期日上午，几个学生来我家讨论一篇论文。正说之间，文贞带着小外孙端端来到这里。端端当着学生的面，向我告他妈不给他买肉吃，嚷着要我中午给他做顿肉。那时，市民肉食定量从每月半斤降到三两，学生也以八两降为半斤，对此，大家都很理解，国家暂时有困难，要为国分忧，支持党和政府。当时我没有存肉，有钱也没地方买，只好哄着他说“中！中！”谁料他贼精，打开冰箱看着说：“婆婆，你骗我，肉在哪？”我只好又哄他说：“等一会儿，婆婆拿钱给你买！”他嘟着嘴说：“你又骗我，俺妈拿钱上街转了一圈也没买到肉！”也许说着无意，听着却有情。一个女学生是咱陈家庄的，她的三爷是关西大队养猪厂的厂长。过了两天，她领着她的三爷拎着一个大猪头来到我家。我一看，她的三爷不是别人，正是关西大队支部书记兼大队长任长山。我说任书记请坐，他说他已退居二线，不是书记了，被委任为大队养猪厂的厂长。他拎起猪头对我说：“其他都统购统销，只有猪头我们有权处理。听孙女说你家没肉吃，只好提个猪头送来。不好意思！”无功受禄怎么能行呢？我因故而推让不受。但他授意致诚，恳切，推来推去，最终，他免强按平价收了我五块两毛钱，才算了结。送他到门口，他突发令人意外之举：退了两步，向我深深鞠了个躬。这个意外，使我感动极了，一个由衷之言，油然而生：这就是中国农民！
猪头肉卤制好后，捞出、用风扇吹凉、加压成肉饼。这些都是从丁之瑜那里学来的。做好的肉饼，她先品尝了一块，自觉味道不错，建平也尝了一块，也说味道很好。她把肉饼分成两块，分装在两个提盒里，骑上自行车，把猪头肉先后送到儿子和女儿家。回到家里，她躺在床上，长长出了一口气。相信吃晚饭时，她的孙儿和外孙们，都能吃到她亲手做的猪头肉。
晚饭后，那天丁之瑜说的话，竟突然在她耳边响起，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建平说：“这就是中国农民。”
杨建平有点莫名其妙，问道：“你说这是啥意思？”
“意思大啦！”小红郑重其事地说，“农民朋友做错了事，知道陪礼道歉，可是我们党内有些领导同志，不如农民，他们做错了事，不是推给张三，便是推给下面，什么都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从不认错，更不陪礼道歉，永远正确！”
她在发牢骚。不过，这种牢骚杨建平听得多了，甚至还有公开骂娘的。
这几年崔小红的牢骚越来越多，杨建平听得的是越来越多；好一点的是，她没有骂娘。
“五八年有部电影叫《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主角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大诗人郭沫若。两报一刊对这部电影大加吹捧，说再过二十年，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走进鸟语花香的共产主义社会，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二十年过去了，怎么样？”说着，小红来气了，“去年救灾我到咱陈家庄的郭圪垯村，我看见墙上还写着那条著名的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中层干部，看见这条标语，脸红发烧得不敢再看。”见建平沉默不语，又说：“那天你救灾回来说，你看见有些农民把水泡过有些发霉的小麦，晒干磨成面粉烙成烙饼吃。你说你尝了一口，难以下咽。你没看见？我听了后几乎想大哭一场！我们对不起农民啊！”
建平仍然沉默不语，但她看见，他扭过脸去，用手帕擦了一擦眼。
“听说陈永贵辞职了，好哇；叫我看，应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小红气更大了，“他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一天到晚就会吆喝学大赛，学了一二十年，还是瓜菜代，粮菜二五开，甚至三分粮食七分菜，城里定量供应的肉，也从半斤学成三两！农民呢？一年到头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一顿肉。不能再学了，再学几年大寨，中国人会全部饿死。我看陈永贵不是有错，而是有罪！”
别看杨建平沉默不语，其实他有许多话都憋在心里，不说而已，这点崔小红很清楚。但这次建平沉不住气，发话了：“文化大革命的事，你别再说了。中央不是结论说，是动乱，是浩劫。对学大寨，中央也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这等于向全国人民承认：党犯了严重错误！”
“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够。”小红若有所思地说，“要批判个人崇拜。你看，不批判个人崇拜，早已失去民心的三面红旗，照样竖立在南京长江大桥的两端；不批判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都会推到别人身上。丁姐说得对：‘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变质了，变成了唯一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没人敢说不。’她还说：‘如果句句是真理和一句顶一万句不能公开否定，今后很有可能出现句句是金山和句句是银河的人物，还会带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一条邪路上奔走。’她明确地表示：‘个人崇拜就是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我认为，她说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建平笑道：“丁之瑜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学识渊博，见解敏锐，言辞温和；但她的立场与我们不同。”
“这个我知道。”小红翻着笔记本念道，“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对待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毛主席也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从这一点出发，丁姐的立场与我们差别不大。”
建平又笑道：“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要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这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真谛所在。”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才这么说。”显然，小红似对建平有不同看法，她说，“不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据上面传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曾批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说得何其好哇！”
尽管杨建平也听说过，而且来自于他信得过的一些领导人之口，但他还是说：“这个我也听说过；由于没有正式文件通告，也没有上级领导人的正式口头传达，我们只能把这当做传闻，万万不可信以为真，不能让这些传闻来干扰我们的思想，防碍我们执行政策的信心和决策的力度！”
在崔小红看来，建平同许多她熟悉的党员干部一样，思想僵化和精神奴化得匪夷所思。她知道，这是党的生态，为了党的利益，就要统一党员的思想，就要避免说真话，这是当今个人崇拜泛滥的根本原因。历史就是这样写着：斯大林时代，他的话被赞颂为“句句马列，句句天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他的话被赞颂为“句句金山，句句银河”。中国呢？“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唱了多少年，唱得几百万人被打死，唱得几千万人被饿死，国民经济也被唱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实，对崔小红来说，思想僵化和精神奴化她也不能例外；不过，这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认为，丁之瑜的观点是正确的。她记得，她曾对她说：“腐败是由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叠加的结果：政治腐其里，为根；经济腐其外，为表。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是思想僵化和精神奴化，而个人崇拜是积政治腐败之大成，远比经济腐败最危险、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更普遍。个人崇拜是所有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灾害。”
“毛主席的功大于过，不能批判。”建平知道小红的这些想法，他接着又说，“批判毛主席会颠覆我们的党，你万万不可有这样的想法。”
“苏共中央批判斯大林，揭露他独断专行，残害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饿死的农民高达四千多万。由于他的罪恶昭著，苏共决定把他的遗体移出列宁墓。”小红不同意建平的看法，继续说，“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非但没有倒，反而更加强大。遗憾的是，赫鲁晓夫没能从政治体制上铲除滋生个人崇拜的根源，从而形成了勃列日涅夫‘句句金山，句句银河’式的个人崇拜。丁姐说，‘苏联的个人崇拜，正在使苏联走向没落，甚至崩溃。’”
“今天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贪污腐败。”建平似乎不同意小红的看法，“据说勃列日涅夫反腐败取得了很大成绩，揪出了几个相当于咱们省部级和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照这样下去，苏联会更加稳定，更加强大。”
“尽管中苏两国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从那里还是传来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小红似乎又有些不同意建平的说法。她说，“听说那里有个持不同政见者叫申酉斯基，批评勃列日湼夫大搞个人崇拜。他说，搞个人崇拜的目的，一是揽权，二是敛财。为了揽权，他大搞独裁，一言堂，连总理国事的部长会议，都变成了摆设。为了敛财，他大搞反腐败，抓出几只大老虎来炫耀，在强化自己权威的同时，为明正言顺地敛财扫清道路。他还说，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反腐是门阀反腐：他同贵胄和支持他的官员，腐也不败；意见与他相左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出身低微的官员，稍腐即败，甚至不腐也败。这种门阀反腐，是宪政反腐的反动，它促使各级主要官员，为了争取腐也不败，便拼命颂扬勃列日涅夫伟大、光荣、正确。他还说，那些颂扬声最高最起劲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腐败分子。他又说，长此以往，门阀反腐将越反越腐，最终必将导致苏联走向衰亡，甚至崩溃。因此，申酉斯基要求宪政反腐：官员首先是国家领导人，带头公示个人财产，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官员公示个人财产，没有多大意义。”建平又有不同看法，他说，“先问你有房产地产吗？没有，都是公家的；你有多少存款？那是私有的，我知道不过一千五百块吧。公示出去，叫人笑掉牙，笑你不会理财。”
“苏联不同，申酉斯基说有些官员在国外存款上亿！”小红自有她的道理。
“这个我也听说过，可能与他们的稿费有关。”建平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完全有关。”听到稿费一词，小红的气便不打一处来。当年她当办公室主任时，就是工会领导人们的写作机器，主席和几位副主席出席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都要由她领导下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然后递交各位领导审阅定稿。这些领导人大多识字不多，但审起稿子却很认真。有时他们能修改几个字或几个句子，有的甚至能抽掉几段文字，换上他要想说的话，等等。总之，审后签字定稿，这些文稿都变成他们的了。她说：“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后面跟着一大堆秘书，他们都是摆设、吃闲饭的？当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收集在一起印刷出版时，变成某大大的选集或文集，那些‘吃闲饭的’，统统不见了，见到的是某大大‘天才地、创造性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公平吗？正常吗？”
就理性而论，崔小红的说法，杨建平他无法否认。是的，他曾是市长，很多秘书都围着他转。每天上班，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虽然谈不上日理万机，但的确是忙得不亦乐乎，连看两报一刊的时间都得用力挤。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也想自己动手写个底稿，但秘书科的秘书们，已为他准备好了草稿，他只在审阅时改上几个字，或添上几句话，就可以在大会上照本宣科。会后呢？他会以唯一作者的大名，堂而皇之地见诸于报章。之于稿费，他没有拿过一分。秘书的初稿，他的审稿和照本宣科，这是党政内部的分工，是各负其责、各尽其职而已。从省部级到县社一级干部，都是如此，这是长期党内形成的政治生态。然而，中央领导们例外，只要你能当上领袖，你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你就有出版选集或文集的权利，稿费所得，理所当然地归你所有，这也是长期党内形成的政治生态。对此，他虽不认同，但同其他党员干部一样，又不得不认同。因为，对领袖的崇拜，甘当党的或曰领袖的驯服工具，是党的团结的关键，力量的源泉。因此，他本能地意识到，小红的思想非常危险，有攻击领袖、否定政治体制的重大嫌疑。
小红似乎没有察觉此刻建平之所想，仍继续说她想说的事：
“据申酉斯基揭露，勃列日湼夫出了一本选集叫《沿着建设特色共产主义道路前进》，头版就印了一千万册。那时都是公款消费，勿须推销，全国上下党员干部，人手一册。稿费呢？和下级领导干部不同，领袖有独享稿费的特权。如果每册最低稿费是两个卢布，一千万册是多少卢布？勃列日湼夫名正言顺地拿走了多少卢布？要知道，那时工人的平均工资不到100卢布。因此，申酉斯基倡议：‘宪政反腐，各级官员要公示个人财产；公示个人财产，领袖要带头公示稿费收入。’令人愤慨的是，申酉斯基终以寻衅滋事、颠覆国家等罪名，被苏共逮捕、处决。”
在杨建平看来，小红的右倾情绪越来越严重，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他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他也知道，小红的精神越来越脆弱了，当情绪激动时，血压往往超过200，对此，他又不能操之过急。他把降压药拿到小红跟前说：“别说了；先吃了！”
小红理解建平，她端起水杯来，一口将药吞了下去。便说：“放心吧，我不会失控！”
然而，她失控了。次日凌晨一点多，她突然呕吐起来，胳膊腿脚都不听招乎了。建平立刻测量她的血压，发现收缩压已高达220。他急电市第一医院急诊科。救护车及时赶到，把她拉到急诊室抢救。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终因大脑出血过多，大夫宣布她不治去世。
崔小红的逝世，给杨建平一家带来了很大痛苦。杨建平心里十分清楚，那一天他俩的对话，则是小红去世的主要原因，但却是一个他无法向其他人说清楚的原因。面对他的子女呢？他自然而然地编派说：“为了卤制猪头，她操劳过度。”他不认为这是谎言，因为，在长期形成的政治生态里，说这样的“真”话，都习以为常了。
第三天，在市殡仪馆的告别厅内，举行了市总工会副主席崔小红遗体告别仪式。大厅中停放着崔小红的遗体，遗体上盖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遗体四周摆放了一圈鲜花，大厅四周摆放满了单位和个人送的白色花圈。在司仪的主导下，哀乐响起，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纷纷脱帽，向崔小红默哀三分钟。接着，由市委主管“工青妇”的副书记代表市委致悼词。悼词在叙述了崔小红的生平以及她对九阳市革命和建设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后，高声肯定崔小红是一个优秀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哀乐声中，人们自觉排起长队瞻仰逝者遗容，并向杨建平等逝者亲属握手致哀。在排队瞻仰逝者遗容中，有省级调研员原农林厅厅长袁得富和他的夫人董玉莲，还有九阳大学丁之瑜教授等。
告别仪式结朿后，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话别。杨建平紧紧握着袁得富的手，对他夫妇俩来参加崔小红遗体告别仪式表示欢迎和感谢，并邀他夫妇俩到家中小坐，袁得富欣然接受。令他意外的是，袁得富提出了一个请求，他想见一见在省城里颇有名气的丁之瑜教授。他答应了，并将袁得富夫妇带到了丁之瑜跟前。
当几双眼睛相对而视时，丁之瑜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陈家庄工贸公司总经理的袁得富。这位当年的总经理，曾公开反对枪斃陈仁礼，给她留下过深刻印象。在袁得富的眼里，这位当年下凡的七仙女，在三十多年的岁月磋磨中，已失去了当年的姣艳和靓丽。也许岁月已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刻入骨髓的烙印。然而，一种无法雕塑和装饰的气质和无法美护和移植的风度，相交在一起，却使她显得分外端庄、高贵和优雅，给人留下了未必漂亮却很美丽的印象。他们的语言不多，却相视良久，双手紧紧相握。突然，袁得富松开双手，后退两步，向丁之瑜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躬，使丁之瑜突然意识到，不乏有正义之士，在密不透风的禁苑宫垣内，自觉地从事着善良的使命。
是的，早在三十多年前，在袁得富领导下的工贸公司，率先在陈家庄实行的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使陈家庄连年丰收。这个当年被谴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仁礼主义，首先被小岗农民复辟了，而它的开山师者陈仁礼，却被以恶霸地主之罪，早在二十八年前已被枪杀了。小岗农民在复辟的同时，也颠覆了在中国长达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而曾批评“农业合作化走得快了点”被打成“攻击毛主席”订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贾隽成，又被毛的农民以“知识越多越反动”之罪，打死在他的家乡神垕镇。
崔小红“走”了。丁之瑜深信，她同陈仁礼、贾隽成一样，将会得到善报，灵魂必将升入人们向往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