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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岚岚
一天，令丁之瑜没有想的是，久未往来的崔小红给她来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小红告诉她，省革委副主任兼揪挺领导小组组长张寿光，狠批评了禹县革委会，在揪挺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揪了一些好人。小红说，据内部消息，这些好人包括贾隽成。小红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不成想，贾隽成成了好人；但好人已死，好又怎么样？丁之瑜知道，这几年，小红春风得意，但几句安慰话，的确又增进了当年的主仆关系。
的确，这几年，崔小红自当了市革委会工业组副组长后，不到两年，又晋升为组长和市革委会副主任，真可谓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家庭呢？看来有些破碎，但还好。杨建平还在獄中，不过已离婚，不能算做家庭成员，离破碎远了不少，尽管当年离婚系权宜之计。儿子已结婚生子，她已当上了奶奶；长女昕苑已回九阳，在文峰区委工作，也稳定住了。听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昕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准备将来可能恢复高考时参加高考。她最担心的是小女昕岚；不过，担心业已过去，好多了。
昕岚是她夫妻俩的掌上明珠。因自幼就有较高的颜值，又聪明伶俐，倍受她夫妻俩的宠爱。升入初中后，颜值也随着升高，成了备受师生们注目的校花。然而，自杨建平被打成叛徒并投入监狱后，政治上的危机感使她夫妻俩不得不离异而去，保护昕岚成了她一人的负担。每遇天黑天放学未归，在百忙之中，也要找个借口骑自行车去接，或要长子长女去接，生怕发生意外。但当昕岚初中毕业后，已无高中可上，明摆着，昕岚的唯一出路是上山下乡。
对于上山下乡她颇有微词，但做为领导干部，只有积极执行的义务，没有质疑乃至批评的权利，因批评中央就是妄议。这些年，尽管有邢燕子、侯隽等许多知青典型人物的正面说教，但负面消息太多，多得谁也阻挡不住。——70多名北京知青，从广西等地返回北京，占领了中央城市知青安置办，砸开了档案柜，向社会公布了许多知青遭受迫害和女知青遭奸污的案例；成都有90％的知青因农村太苦而逃回家中；广州知青和家长3,000多人，举行集会，控诉市安置办公室对知青和家长们的欺骗；在南京市，约有70%的老知青返城后，控诉当地干部对他们的迫害和奸污；等等。在信息严密封锁中，这些负面消息不胫而走，闹得知青和家长们人心惶惶，从而使知青典型们有声有色的政治表演，谎言毕露。在她看来，这群典型，都是些不知廉耻为何的人物。做为家长，她绝对不想让尚不满16岁的小女儿离开她的视线。但今年的上山下乡任务很重，上级分给九阳市区的指标，就有1060名之多。做为党的领导干部，她不得不让尚未成年的小女儿上山下乡。
做为党的领导干部，积极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考察干部德才的唯一标准。为此，她在市工业的一些部门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中，每次都必须提及上山下乡运动；尽管她对上山下乡颇有微词，但她必须大声的宣讲：上山下乡是“缩小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措施”，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是“保证国家永不变修，党不变色”的可靠保证，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甚至是“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等等。她不是主抓上山下乡运动的，但她必须支持知青办为完成指标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其中，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最为有效的措施。
那年年初，中央发出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上得到解决”的最高指示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便出现了多种多样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学校为毕业生办的学习班；有工矿、企事业单位及街道办的家长学习班；有学校、工矿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三结合”或“四结合”学习班，等等。其中，由街道、企业、学校联合组办的“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为有效。九阳这几年，年年都基本上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功不可没。当听说哪个家长“想不通”时，便把学习班开到他的家里去。五六个男女组成的“帮劝”小组，就来到他家中，同他的家人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介绍典型人物落户农村干革命的先进事绩，等等，规劝你同意放子女上山下乡。如果上午劝不通，下午再来劝；下午劝不通，晚上再来劝；第一天劝不通，第二天再来劝……帮劝过程中，遵纪守法，自带茶水，不入家里厕所，宁跑几百米到街道上的公厕里方便。帮劝队员们的苦口婆心和遵纪守法，感动了家长们的心，终使他们都能高高兴兴地交出他们子女，任凭知青办的安排，使子女们都能自觉地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走去。同任何“好办法”一样，负面消息不断传出，如学习班里打人，逼人上吊等。不过，这在一些大人物看来，仅是九牛一毛，任何群众运动，都会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无须大惊小怪。崔小红呢？先惊讶，继抱不平，最后只得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崔小红对上山下乡虽有不同看法，但做为一级党的领导，对党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方针政策，她必须誓死不渝地坚决照办。昕岚怎么办？周总理的侄女都带头下乡了，她当然无法与天字第二号人物相比，当然也不能叫学习班开到她的家里。她别无选择，只有主动替小岚报名的一条路可走：她替昕岚选择去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那里虽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但毕竟是军管系统，枪斃了几个奸杀女知青的现役军官后，相对安全得多。尽管那里还传来了许多负面消息，但比新疆、内蒙和黑龙江比较起来，负面消息相对少得多。她计划让昕岚下去锻炼三年，然后弄个招工指标，把她弄回九阳。
为了使昕岚愉快而安全地渡过三年时光，她煞费苦心地为昕岚的起居、劳动和学习等生活细节做出了安排，並形成文字，叫昕岚熟记勿忘。其中，防止性侵是重中之重。为了防止性侵，她给昕岚订出了十条戒律，让昕岚熟背不忘。那十条防止性侵的戒律是：
三点牢记：
1、与同乡女知青互相关照，住女生集体宿舍，与她们同吃、同住、同行；
2、相信自我感觉，发现有人心怀不轨，要立即躲避；
3、天黑以后，不要单独外出，必须外出，至少与两个以上女性同行。
七点注意：
1、不要刻意梳妆打扮，不要描眉，勒紧双乳；
2、夏天穿衣勿短勿透，宽松不露；
3、天黑关好门窗后，要亲自再检查一遍；
4、与女知青统一思想，拒绝让陌生男性入舍；
5、遇到陌生的或对你热情的男性，要力避同他们独处；
6、对热情关心你的领导，既要尊重，更要警惕，且勿过于亲近；
7、遇到色狼的挑衅，要明确表示“不”，对他们可能的流氓行为，要大声呼救。
她要昕岚熟记这十条戒律，并在她的面前背诵了两遍。但还是不放心，又向昕岚强调了其中的三条紧要：绝对不住单独宿舍；夜晚入厕，一定多人同行；胸部保持平坦，用布勒紧乳房。
还是那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市革会主任徐国栋师长因林彪事件被免职，已调回部队接受审查。按党内惯例，凡与此有关联的人员，都要接受审查。崔小红被徐师长重用，自然难逃其咎。不过还好，她与徐师长关系并不密切，得到党的从轻发落，调回市总工会，任革委会副主任的闲职。
崔小红官场受挫，但她为昕岚精心做出的设计，基本上都达到了。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崔小红的担心是多余的。她要昕岚每1-2个月往家里写一封信，说说在那里的境遇，小岚都做到了。从每1-2个月一封的家书中，她得知，不到两年，昕岚不仅当上了拖拉机手，还入团成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团员。由于成绩出色，最近，十七岁多一点的昕岚，又被提拔为令知青人人羡慕的营部统计员，月工资也由28元增为31元，可谓名利双收。信中她还知道，兵团财物较困难，工资有时不能及时发放，但昕岚正在攒钱，准备买些普洱茶,米线等云南特产寄回来。应该说，她对昕岚的担心业已过去，到了鼓励昕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为此，她给昕岚的信中，除鼓励昕岚复习文化功课外，特别强调，要听党的话，争取入党，为争当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打好基础。
两个多月前，崔小红又收到了昕岚的一封家书，信中说她写了入党申请书，营教导员和原在连队的连长，都愿做她的入党介绍人，使她非常高兴。看着女儿的信文，当妈妈那个高兴劲儿不用提了，几乎双眼要崩出泪花。近两个月，昕岚没有写信，她完全理解。在报纸上她看到，“金秋季节,云南各地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洋溢着繁忙和丰收的景象：水稻收割，瓜果飘香,随处可见蔬菜采摘、搬运的忙碌身影,喜获丰收的群众幸福写在他们脸上。”的报道，繁忙的岚儿，肯定忘记了写信。按往常经验，从写入党申请书到上级批准为后补党员，一般需要3-6个月，有的则需1年以上。她深信，凭着她的地位和党龄，女儿的入党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她净等好消息行了，不必去冥思苦想。
信终于等来了，傍晚，她收到了一个包裹通知单，要她明天去邮电局里领取。从通知单上看得出，是从云南寄来的。“一定是岚岚寄的。”她在猜想，“一定是云南什么特产，岚岚在以前的信中曾说过。”她把包裹通知单交给了昕苑，嘱她明天上午下班时，把包裹取回来。
她在等待：中午，昕苑没有回家吃饭；晚饭放凉了，没见昕苑回来吃。她听说苑苑有男朋友，“这孩子，谈恋爱忘了取包裹！”她在想，好在包裹停一天再取也无妨。她把放凉的饭菜收到厨里，准备昕苑回来再热一热。
忽见门开了，只见昕林夫妇和昕苑依次入室，昕苑顺手把拿的一个包裹放到她自己的房中。她见他们三人脸色苍黄，目光凝滞，不带一丝笑容。她坐在靠椅上正在纳闷，忽见他们三人站成一排，突然一齐向她跪下，连叩了三个头。当第三个叩了抬起头来时，她见他们三人已泪流满面。
“岚岚咋啦？”崔小红突然有所发现，急不可待地呼喊，“快说！快说！”
“她牺牲啦！”老大流着泪明确地说，“她为国牺牲了！”
“啊？我不信！”也许是母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只见昕苑起身，从她的房间里拿出了一个黑色包裹，解掉黑布，是一个浅黄色的木盒，上面贴着杨昕岚的相片。她把木盒递给妈妈说：
“这是岚岚的骨灰盒！”
母亲接过骨灰盒，看见岚岚照片，突然全身痉挛起来。子女们赶紧上前围住母亲，一边安抚，一边揉摩她的身体。母亲突然抱紧骨灰盒，放声大哭了起来。
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纷纷过来解劝。
一个邻居流着泪说：“走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漂漂亮亮的，怎么回来就变成了一个骨灰盒！”
一个邻居也流着泪说：“你少说些伤心的话，劝她放宽些心。”转身对崔小红说，“人死不能复生，千万要保重自己！”
在众人的慰抚下，崔小红悲痛之情稍有缓解。她想了想对昕林说：“你告诉我，她是咋牺牲的？”
这是昕林昕苑兄妹俩最不愿叫母亲知道的事。——在收到骨灰包裹的同时，兵团有关部门来信称，杨昕岚是被奸杀的，作案者是该营的副营长，已被执行了枪决。按兵团规定，随信附寄来死亡抚恤金300元，补欠发的两个月工资62元，计362元。
在母亲的追问下，昕林只好把兵团的来信交给了母亲。
看着看着，崔小红口中喃喃地说：“奸杀！奸杀！”说着双手颤动起来，全身随着信纸的颤动而抖动起来，突然她大喊了一声“奸—杀”后，倒在床上，便失去了知觉。
人们慌乱起来，正不知所措时，一个邻居从家里拿着一盒灸针跑过来，一针刺入她的人中穴，拧了几下，才使她逐渐清醒过来。她又开始哭起来，间而大声喊叫：“岚岚，是我害了你！”大家都在规劝她，劝她不要哭，更不要喊了，因那不能怨你；但一个邻居却说：“叫她哭吧，喊吧，也许这能减轻她一些痛苦。”
医院急诊科的医生来了，他观察了她的病情后，为她注射了一针安神镇静剂后说：“睡一会，会好起来。”
第二天，的确有所好转。早晨，在兄妹俩的扶侍下，梳洗之后，她吃了昕苑为她煮的一个荷泡蛋。饭罢，她若有所思，问道：“你们把岚岚放到哪里了？”
小苑怕她见到骨灰盒生情，便把盒子收藏了起来，见她要要，只好把岚岚的骨灰盒递给她。她接过盒子，用手帕擦了一擦，便放到床头，用毛巾盖好。她对他兄妹俩说：“是我害了她；我要天天同她睡在一起，求她愿谅我。”
听了母亲们话，兄妹俩有点害怕。小苑上前抱着母亲说：“妈，我天天来陪你。”
“好，你们姊妹俩天天陪我。”崔小红说着站起身来说，“我要上班去。”
“妈，我已给你请了三天假，在家好好休息。”昕苑上前拦住说。
“请啥假？我又没有病。”崔小红说着便来到门外。只见一个女中学生背着书包去上学，她对昕苑说：“那不是岚岚？”，挣脱了女儿的拉拽，快步来到女生面前一看，说：“不是。”又见一个女生向她走来，对昕苑说：“她是。”但当女生走到她的跟前，却又摇了摇头……
邻居们都被她的异常行为触动了，有人低声叹道：“她疯了，她疯了！”
“她疯了”很快传到市总工会。总工会革委会主任带着医生来看她，并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精神病大夫确诊为急性精神分裂症，收她住院治疗。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崔小红病情大为好转，根据医嘱，再过几天就会出院。
闻讯后，丁之瑜便来医院探视她。探视崔小红，既出于友谊，又有报答知遇之情。那一年，人生使她走进了被“共”的边缘，崔小红夫妇拯救了她；当听说贾隽成遇害后，崔小红又来电加以慰问。不过，这些年，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一个是市级领导，一个是学校资料室里的一个资料员，很少交流，共同语言少之又少。然而，历史的际遇又把他两人感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她第二次探视，第一次探视仅远远看了几眼，疯疯癫癫的样子。但第一次她获知了她的病因，她为她永远失去了爱女而伤心，而落泪。当她听说崔小红与杨建平离婚时，她认为这是他俩的悲剧。这些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离婚的案件层出不穷，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对于他俩的离异，她应设法阻止；但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很难成就。在她看来，崔小红的家庭原本就是一个和谐而幸福的家庭，革命却使这个家庭分崩离析；她深信，离婚给他俩造成心理上的创伤是深刻的，精神上折魔是多重的。
尽管离婚已既成事实，无法挽回，但形势多变，虽有昨日黄花之感叹，却也有今日花明之愉悦。杨建平的叛徒身份虽没有彻底改变，却有很大改善。首先，汉奸特务的帽子没有了，因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调查”这个案子，红卫兵造反派不敢违抗；其次，替死鬼的身份也搞不清楚；再者，不少专案人员认为，既使替死鬼是共产党员，也不能证明杨有叛变的主观故意。杨从狱中释放出来不久，便到市救灾指挥部上班，接受监督改造；又过了一些日子，恢复了原工资待遇，只是被监督的身份未变。由于杨建平是九阳市第二把手，他身上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新的形势下，情感敦促她，应在他俩之间做点什么：就像当年牽线促成他俩结婚那样，想方设法促成他俩复婚。
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当崔小红见到丁之瑜来看望她时，非常高兴，便同她畅谈起来。正是话逢知己千句少，唯恨时短天欲明！
丁之瑜看见，崔小红同她交谈是无拘无束，自然而侃侃，全无病态表现，但当她向她提及复婚的可能性时，犹如一片乌云扑面飞来，她面色立刻阴沉了起来，摇了摇头说：“不可能啦！”
“为什么？”丁之瑜问。
“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
两句“我对不起他”的忏悔，给丁之瑜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他俩婚姻症结之所在。临别时，丁之瑜对崔小红说：“我相信，杨市长会理解你。”
果不出丁之瑜所料，当她把两句“我对不起他”用电话传给杨建平后，杨建平同他的子女一起，将崔小红从医院接回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