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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SARS-II型病毒)中国疫情简史(三)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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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4 13:26: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作于2020年5月7日)

接续:新冠(SARS-II型病毒)中国疫情简史(二)

1月3日 上

《中国经营报》1月3日文章《武汉肺炎患者多为打工家庭 个别无力承担医药费》报道,已有多名发烧患者从武汉市内(其它)医院转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住院部南楼。3日中午时分,多位患者家属来到收治患者的四楼和六楼送生活用品,并向医护人员了解家属的治疗情况。

在六楼,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来自武汉市黄陂区三里桥街道的农村,她儿子刘杰(化名)今年23岁(1996年出生),去年刚毕业,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家药材公司做销售。刘杰大概24日开始发病,持续发烧,打了好几天针,也不见好转,到元旦那天连路也走不了了,送到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抢救了两天,现在又被转到金银潭医院继续观察治疗,刘杰的姐姐留在医院陪护。

家属提供的住院结算单显示,刘杰入住的是金银潭医院流感科。同济医院1月2日出具的CT检查报告单显示:“双肺多发斑片状实变影及磨玻璃密度影,部分小叶间隔增厚,考虑感染性病变可能,建议治疗后复诊。”


(患者家属提供的CT检查报告单。摄影/中国经营报记者 万笑天)

刘杰妈妈说: “我儿子病得重,只能让他姐姐留在医院病房里照顾,他姐姐在里边照顾就不能出来了,得一直等到儿子病情确诊并出院。”。

“在协和医院抢救的时候,我跪在地上求医生救救我的儿子,他才23岁,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就几千块钱,他自己还在武汉市区租的房子。”刘杰的妈妈告诉记者,“我们都是农村人,没有多少钱,在协和医院抢救了两天,分两次预交了1.5万元,第一次交了5000元,第二天又交了1万元,协和医院那边还没有办出院结账,不知道具体花了多少钱。”

“我们是农村户口,只能报销30%,在小医院可以报销得多一些。”据刘杰的妈妈介绍,转到金银潭医院后,又交了3000元的住院预收款。

另一患者的姐姐王姐说,他们一家是东北人,在武汉落地扎根了20余年。弟弟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一家经营鸡鸭鱼等冻品的档口打工,工作主要是每天搬运冻品,凌晨3点钟上班,傍晚5点半下班,“一个月工资5000元,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她弟弟大概在2019年12月16日或17日开始出现发烧症状,在家里“挺了8天”之后,因持续高烧约40摄氏度,12月24日住进了武汉市第六医院。当天医生通过CT拍片,发现弟弟的肺部出现近1/3面积的白色阴影,到了12月27日白色阴影面积扩散至2/3,“随即要求我们转院”。

转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后,他弟弟又于2019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转入金银潭医院,入住该院住院部南楼四楼。王姐说,每当有患者从其他医院转到金银潭医院,医务人员都会询问“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或有没有去过市场、吃过市场的海鲜。

王姐告诉记者,现在她弟弟在金银潭医院一天要打7瓶点滴,包括白蛋白等药品。今天(1月3日),王姐又向金银潭医院预交了1万元住院费,此前三天,已在金银潭医院共计花去4000元。加上之前的治疗开销,截至目前,王姐一家共花费了约4.3万元。



“我弟弟今年44岁,一直在武汉租房子住。”王姐说,“现在弟弟已经没有钱治病了,是我们两个姐姐在帮忙凑钱。”据其了解,在金银潭医院住院的病人大多是出苦力打工的,很多人东拼西凑,到处借钱治病。

一位患者手机发出的照片显示,当前,一个隔离病房内住有多名病人。

3日午后,新冠吹哨人李文亮因“在互联网上(微信群)发布不实言论”而被武汉市公安局约谈、训诫。根据3月19日晚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李文亮医生调查情况的通报,及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发布的《撤销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并致歉》通报,训诫经过如下:
在对网上传播的“SARS”传染病信息进行调查后,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联系了李文亮。2020年1月3日13时30分左右,在同事陪同下,李文亮医生来到该派出所。派出所副所长杨某安排负责内勤的民警胡某与李文亮医生谈话。谈话过程笔录在案,警方同时出具训诫书对李文亮进行训诫,李文亮表示,在微信群中发布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对的,以后会注意的。李文亮在笔录和训诫书上签字并按指印,一份训诫书交李文亮本人持有。通报称,李文亮医生于14时30分许离开了派出所。



训诫后不久(1月8日前后),李文亮医生接诊了一位感染新冠的青光眼患者,1月10日,李医生出现了咳嗽发热等症状,12日入住眼科病房。发病21天后(1月31日),李文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月6日晚21时30分~10点间,李文亮医生去世。官方宣布的去世时间是2月7日凌晨2时58分。



关于李文亮医生感染情况,亦有其它说法。浙江援鄂医疗队医疗总组长喻成波说,李文亮被医院派到了抗疫一线,其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老板,这位病人病毒载量高,造成了李文亮医生感染。

年仅35岁的李文亮医生是首位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医护人员。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并非个例。

据中国新闻周刊2月18日的文章《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感染始末》,截至2月11日前后,中心医院职工中,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已有230多人。

截止3月9日,中心医院已有四位医生殉职,另四人濒危(据南方周末3月11日文章《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殉职医生中,有三位是眼科医生,他们是:李文亮、梅仲明、朱和平。



中心医院殉职的四位医生,从左至右: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医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 (南方周末 何籽/图)

中心医院众多医护人员感染的原因,是该院领导(党委书记蔡莉、院长彭义香、纪委书记李蜜等人)严苛压制医护人员预警,并迫使他们严重缺乏防护地暴露在巨量病毒之下。

环球时报3月16日的报道《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镜》披露,疫情发生后,该院领导同意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佩戴(N95)口罩,但同时又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

1月3日,在中心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中心医院医生赵辰(化名)说,“一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

赵辰还提到,在疫情大爆发的那段时间,大批量的患者恐慌性地涌入医院各个科室,不论哪个科室都能遇到疑似感染的患者或者潜伏期患者。病毒是不挑科室的,它只会挑那些没有防护的人,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些不允许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声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医生。

在南方周末3月11日的文章《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中,中心医院一名医生陈小宁(化名)对记者说,早期院里统一要求,“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多位中心医院工作人员证实,“不能说”,“不能戴口罩”这些要求,均为口头层层传达。

陈小宁说,之前眼科要求设备科、院感办给相应的物资,为医护人员做防护,但当时的院感办主任只给了一级防护,“一级防护是最差的,三级是最好的”。

另一名医生杨珥(化名)说,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个电话我接到过”。

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主任医师,兼党支部书记)是因戴口罩去开会而被院领导批评的科室负责人之一。之后,江学庆不仅自己频繁不戴口罩,还提醒同科室人员:“别戴口罩,影响不好。”不久,江学庆被感染、住院、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3月1日,江学庆殉职。

一张江学庆会议笔记的截图在网上流传,笔记所录的就是1月3日医院中层会议的口头传达内容,院领导要求与会者将这些内容再口头传达给每个职工。江学庆的笔记上写着:“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江学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可多得的医术精英和“重大先进典型”。在3月10日的人物专访《发哨子的人》中,艾芬医生这样评价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他肯定是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1月3日下午5时,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第二次疫情通报(首次是在12月31日):截至当日8时,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其中重症11例,其余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目前所有病例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已经追踪到121名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中。

通报中还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病原鉴定(包括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培养)和病因溯源工作正在进行中,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常见呼吸道疾病。



关于通报中的数据,以下是几个对照数据。

根据中疾控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杨波等人1月29日在国际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在武汉的早期传播动态》中采用的病例样本数据可知,至1月2日,武汉已至少有51(45+6)例不明肺炎患者。



武汉市首批42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NCIP)确诊病例发病情况分析

中国疾控中心新冠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学组2月12日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投稿了一篇论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论文对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国内地报告的所有病例进行了流行病学特征描述和分析,披露了很多关键数据。论文中的数据显示,按照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有感染者104人,这些人中(已)有15人死亡(截止论文发表前)。

《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一份该报获得的政府内部数据显示:11月即报告9例(不明肺炎)病例,12月15日病例为27人,突破两位数,12月20日有60例,12月31日达266例,2020年1月1号增加到381例。

关于人传人。本系列上一篇文章的篇首,已经总结了五个既有的人传人信号;此外,

在南方周末3月11日的文章《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中,一位中心医院医生杨珥(化名)说,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有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此外,陆续有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后出现了同样症状。“这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杨珥说;

中国青年报3月5日的报道《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则披露,一位首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首批专家组12月31日~1月4日在武汉工作)成员告诉记者,‘专家组当时并未得知人传人信息’,这位专家还说,‘当时询问过的一位武汉医生,在很多天以后曾给自己打电话,承认当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却没对专家组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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