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序幕）

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

以书告慰在毛泽东暴政下数千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

序  幕——文革前民主、赤化革命简史

序幕附注A

附B图文注释（简评文革前的历史事件）目录：

       “打天下，坐天下。”似乎成了中国民众心目中一个颠扑不破的“公理”。可是，到了“坐天下，传天下”时，特别是“坐天下”者忘乎所以，或传到不屑子孙时，民众就会对“公理”提出异意，甚至抗争，新一轮的“打”便被提到台面上来。著名学者黄炎培老先生，看到这种周而复始的怪圈，1945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窑洞里，不无感慨地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常被人们提到的“窑中对”（1）。

    清朝末年，官员贪赃，政府腐败，列强侵略，割地赔款，国库空乏，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腐败的清廷在内外交困中挣扎，被弄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中国国势衰微，遂被列强蔑视为“东亚病夫”和“泥塑巨人”，常遭其干涉和凌辱。

    中国何去何从？

    康有为、梁启超说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即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可是，清廷慈禧老佛爷闻听大怒：我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天下，岂容你汉奴分享？她在北京菜市口，举刀砍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图注01：变法殉难者谭嗣同），便给康梁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送了终。

    孙中山见康梁变法失败，便提出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口号，以推翻满清政府为目标。他先后考察了欧美先进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并创立了三民主义（图注02: 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提出了从军政、训政最后到宪政的民主治国理念。1911年10月10日，武昌一声炮响，把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廷扫进了历史。辛亥革命看似成功了，可是，孙中山临终留下遗嘱却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民国初年，拥兵自重的军阀们，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大小军阀，纷纷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连年混战，使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处于虚弱境地。领导八年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虽然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内战中却败在共产党手下，被迫偏安于台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因而才得以存活至今。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著名的“五四运动”（图注03:五四运动）。在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打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两面旗帜，纷纷向中国民众传播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三民主义被注入了自由主义的新血液，备受军阀混战煎熬和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又看到了希望。然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孔家店”，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仁义礼智信”，也当成糟粕扬弃了，错失了中外优秀文明融合的机会。例如：作家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把“仁义道德”斥为“吃人”的恶魔，令人遗憾。马列主义借机传入，扭曲了三民主义的希望。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话没错。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经俄国转口传入中国的德国和英国货，而列宁主义则是正儿八经的俄国产品。马列主义的传入，使外来挑动仇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使他们开始了以颠覆华夏文明、推翻以孙文思想和“五四”精神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这种赤化革命，在1949年10月1日前，表现为武装夺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为掠夺和镇压！

    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产地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多大市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幅轻视自由、反对私有制、掠夺私人财产的乌托邦社会的美丽风景画。这个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被握有生杀大权的弗·伊·列宁把“党领导一切”等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丛林法则注入列宁主义之后，这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怪影”，就变成了魔影：在极权主义面前，身价倍增，变成了横行二十世纪的权力拜物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马列主义，它的灵魂，就是共产党一党独断下的暴力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崇拜权力的马列主义，很快变成了嗜血的魔鬼，即变成了镇压人类自由天性的斯大林主义：用阶级斗争学说，肆意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文明；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学说，掠夺人民财富，破坏先进生产力，挥霍人类物资文明。在中国，自称为斯大林学生的毛泽东，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推上了峰巅。这种共产主义者独有的赤文化或曰红祸文化，已被近百年世界共产党党史所验证。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乘国内军阀混战、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和相互恶斗、中央统治权力严重削弱之时，借苏俄党魁斯大林支持之势，乘虚而入，揭竿而起。在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数十万计的卢布（还有大量金卢布）援助下，中共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实施红色武装割据，建立了根据地，尔后又成立了由苏俄直接领导的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图注04: 瑞金苏维埃政府），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老大哥”和“一边倒”的情结由此而生。国内年轻朋友们可能不相信，将来总有一天，那些“绝密”档案被迫解密时，会叫你恍然大悟：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毛泽东等12名中国人外，怎么还有列宁派来的叫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的两个俄国人在指手划脚？在湘赣根据地领导核心的三巨头里，除周恩来、王傢祥外，怎么还有个名叫李德的由俄魁斯大林派来的德国人在指挥一切？

    芦沟桥事变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军在强敌面前，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损兵折将达320多万，其中阵亡将士150多万，师以上将领200多人，最后才获得了元气大伤的惨胜（图注05: 抗日战争）。与此同时，中共在高呼全面抗战、大骂汪精卫卖国、狠揭蒋介石消极抗战的同时，暗中与日、汪勾结，分享情报，共同对付国民党。例如，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治下的“岩井公舘”及其外围组织“兴亚建国运动”、“上海编译社”、“自强学院”和《新中国报》等，都是中共与日、汪相互勾结的情报组织。岩井利用国共矛盾，把情报组织交给了中共党员袁殊、恽逸群、翁从六、叶文津和刘人寿等人去领导，用以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抗日胜利后，袁、恽、翁、叶、刘等汉奸，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跑到了解放区。“解放”后，袁殊被任命为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要职。在暗中与日、汪勾结的同时，其军队则秘而不宣地采取“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和“坐山观虎斗”亦即“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和游而不击、打了就跑的战术。1937年9月，毛泽东向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发出指示说：“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共抗日将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图注06：百团大战），被斥为“帮助蒋介石抗日”，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的激烈批判。到抗战末期，中共武装已从3万多发展成为120余万正规军和200多万民兵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一支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军队又获得了苏俄缴获后移交给他们的数十万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增，经四年内战（图注07：国共内战），便击败国民党政府军，夺得了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等人谈话时，动情地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毛泽东在会见日本首相田中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美侵略者说：“皇军有功！”从中共党的利益上去考量，毛泽东这种厚黑的战略战术，无疑是成功的。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树立了共产党绝对权威。

    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痞性发作，推翻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即民主治国理念，“一边倒”在苏俄独裁者斯大林的旗下，全盘接受了“老大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崇尚丛林法则的斯大林主义，全面展开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为口号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打着均富的旗号、以打击和清除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人权普世文化相结合的现代文明为目的的。这种赤化革命，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做了必要准备。

    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著作，可谓车载斗量，读不胜读；但其核心不外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前者为政治手段，后者是经济手段，两者为同一个目的服务——攫取和巩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权力。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分而治之的仇恨哲学，就是要你善于寻找、树立和制造5%的阶级敌人，调动一切手段去妖魔化这些敌人，借以恐吓、“教育”从而达到动员95%“人民”将敌人打倒之目的；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欺蒙哲学，就是以平等、均富等美丽词藻描绘出来的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画饼，并从“理论”上把这种画饼打扮成“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借以达到欺蒙民心、拥护共产党之目的。对中共权贵们来说，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缺一不可。这个最终目的是：各级官僚特权阶级披着“无产阶级”或“人民”的外衣，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和占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内的全部资源，即掠夺和占有土地、矿山、工业、农业、手工业、科学、文化艺术、文教卫事业和全部国家权力机构，使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变成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的雇主，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则变成雇主的各级代理和权贵；在雇主和各级权贵的驱使下，广大老百姓则变成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和奴仆，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以及从事工、农、商、学、文等人类的基本权利，都不得不仰乞于雇主即“大救星”、“党妈妈”和各级权贵的“恩赐”，稍有违拗和反抗，便会遭到雇主和权贵们的歧视、处罚和镇压。这种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生活等国家全部资源、财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就是与法西斯主义(2)异曲同工的共产赤文化。这种赤文化，是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专政文化，亦是践踏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明的独裁文化，因而是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结合的马列毛主义，或曰马列加秦始皇主义。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历经的种种魔难，皆源于此。然而，时至今日，中共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投入大量人力财力，进行马列主义再塑造，力图淡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性，为构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而忙碌，浪费了大量资源，青、少年学生都必须为这种荒诞理论背书，付出青春代价！

    不论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怎样连篇累牍地去论证社会主义，说他如何科学，如何合理、平等、均富，如何势所必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包括已经消亡的前苏联、东欧八国和存活到今天的中国、古巴、越南、朝鲜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雇主、权贵们，在高唱社会主义赞歌的同时，以无产阶级“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为根据，即以革命名义剥夺个人财产，以国家名义去任意调动、支配国家和集体资源，甚至把“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为“不服从不得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成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法宝，任何政见分歧，任何有悖于“舆论一律”、“主旋律”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会被雇主、权贵们“上纲上线”，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和制造动乱等“罪行”，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当事人逮捕并科以重刑。 

    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时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又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前者是以枪杆子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后者则是以“群众运动”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都是搞“群众运动”的行家里手。所谓“群众运动”，或曰“群众专政”，就是在枪杆子的弹压下，动员、唆使痞子、流氓无产者和芸芸勇敢者，逾越道德、法律和人权，采取非常手段，制造出一种在一定时段里的有领导的无政府法西斯氛围，形成对“阶级敌人”人人喊打的高压态势，恐吓、威迫全体老百姓，都能“自觉”地统一在党的意志下，从而达到预设的政治目的。因此，毛的“群众运动”实质上是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下的痞子、流氓无产者的法西斯专政，亦即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记录了“群众运动”操作过程中所创造的“毛氏规律”：

      开始——确定运动的革命目标（对象），调动所有媒体采编人员，组写文章，放送广播，以制造舆论；各级党政军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分别召开动员大会作报告，以妖魔化敌人的手段，造成“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肃杀氛围和“你死我活”的恐怖情势。

   继而——成立3或5人“领导小组”领导运动；命令人人检查、个个“过关”，鼓动大胆怀疑，大胆揭发，以排查、筛查的方式挖出“阶级敌人”。

   接着——定任务，分指标，确定运动重点对象（一般占单位人数的3～5％）；成立“专案组”，对重点对象内查外调；训练积极分子（多数是勇敢分子和痞子、流氓无产者），对重点对象进行批、斗、打、抄、杀等刑讯逼供；召开宽严大会，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后期——总结运动“胜利成果”，对新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批斗刑讯错了的重点对象，“落实政策”，宣布“解放”，以示党的“宽大”，舒缓矛盾。

      在实际操作中，四个阶段没有严格界线。在诸如镇反、土改、“横扫”、破“四旧”、夺权武斗等特殊时期，处决“阶级敌人”则授权基层党组织或“群众组织”，直接捕、审、决。

    毛泽东的天才还在于，为了把“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烈度，控制在他认可的范围内，每次运动他都要向各级党组织下达完成任务的“指标”。

   “指标”是统计学概念，属经济学范畴，毛泽东拿过来做政治化处理。把经济学上的概念发展成政治概念，不失为毛泽东的创造。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记录了毛的这些创造：

       在镇反运动中，他下令给上海的领导人：“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
    在土改运动中，他对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人“村村见血”和“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的红色恐怖，大加赞赏。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明确规定：“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
    等等。

       一反公投、二拒普选、三恶民调的毛泽东，这些政治“指标”是怎么被他“创造”出来的？说书人有一句套话，叫“一拍脑袋，计上心来”。显然，他的“指标”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但善于造神的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文说，这是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的结果。

    不错，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这是一句真假搀和的谎言。因为，御用精英们未必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的调查研究服从于毛对政治形势的评估和决策。例如，当毛泽东决心要农业学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时，“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坚决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民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当毛泽东决心开展“四清”运动以转移饿死人的仇恨时，农村20%甚至30%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敌情，便被各级党组织或御用精英们“调查”了出来，等等。到了六十年代，量化指标又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说：“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1964年5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以毛的两次讲话为蓝本，“群众运动”中的四个量化指标又被中共和御用精英们“拍”了出来：拥护他们的“人民”占95%，反对他们的“敌人”占5%，可以“团结的群众”占95%，可以“团结的干部”也占95%。由是，团结、教育95%以上的“人民”和打击5%以内的“敌人”，便成了历次“群众运动”硬性指标。

    尽管毛泽东的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也制订了许多法律、法规，但他们更崇尚以丛林法则为思想基础的“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手段。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一书记载，1958年8月，毛泽东在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毛所说的“靠我们那一套”，主要指他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54年毛亲自领导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其中规定人民群众享有的各种自由、民主权利，都是哄骗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并不打算实行的官样文章。这种背信弃义的权力拜物教文化，是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　　

    夺取政权即所谓“建国”后，毛泽东的中共，用蔑视自由、民主、人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违宪犯法的“群众运动”，先后树立了成百上千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内奸、走资派、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等阶级敌人，并用专政工具对其进行无情镇压。

　  1950年，中共在全国农村全面开展的暴力土改运动（图注08：土地改革运动），残杀了数以百万计的地主、富农，实现了对老百姓主要是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使农村中占多数的贫下中农，在对中共感恩戴德的同时，逐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裸裸的现代农奴，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从而使中共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 

    1950年10月，在干涉他国内政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口号下，毛泽东和中共把党的利益、把“一边倒”的政策和“国际主义”义务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发动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图注09：抗美援朝战争），自觉地中了斯大林消耗美国和控制中国的一箭双雕之计。他们以五、六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和数十亿美元以及被孤立二十多年的巨大代价出兵朝鲜，愚蠢而不光彩地充当了导师的打手和炮灰，为霸主苏俄帝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保卫了金日成父子独裁的家天下。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使国家失去了美苏争霸中的渔人之利，但中共和毛泽东却借势强化了对异己势力的监控和镇压，巩固了他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1951年的镇反运动（图注10：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的中共杀害了100多万包括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在内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达到了镇压异己和强化共产党权威的目的，使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理念，化为烟云。

    1955年，批斗文学家胡风运动（图注11：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泽东和中共把胡的文艺思想妖魔化为“凶恶残暴的敌人”，制造了又一起文字冤狱，第一次用“思想罪”来警告知识分子，不得与共产党思想相左。

    接着，在7月，毛泽东和中共开始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个人历史和隐私进行了全面清剿（图注12：肃反运动），使数以万计的人不堪凌辱而自杀.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图注13：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共把100多万知识分子（约占全国知识分子的六分之一）打成了右派、档案右派和阶级异己分子，酿造成万马齐喑、一党独断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和中共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化三改造”运动中（图注14：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数年间，先后又划出了数十万计的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中共诡称“土改漏划”)，供人批斗；在批斗中，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强迫实行小手工业集体化和工商业国家化；在枪杀、自杀20～30万人的基础上，使中共垄断了全国大小一切资源，成为名符其实的唯一雇主，实现了对中国农民的第二次掠夺，从而实现了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面掠夺。掠夺为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为权钱交易的腐败，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8年，毛泽东的“大救星”权力情结发飙，突发异想，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思想，在中共大员们的支持下，搞了个异想天开的、超英赶美的、“流芳千古”的大跃进运动（图注15: 大跃进运动）。运动中，他们强迫农民用毛的“革命加拼命”思想，进行超强劳动，结果弄得整个中国大陆饿殍遍野，怨声载道！

    以“大救星”自居的毛泽东，权力情结已经使他不满足于数十万个小兵团农业合作社的小打小闹，他要大兵团作战，用大兵团掀起农业大跃进的新高潮。于是，在他筹划下，第一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典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被制造了出来。1958年8月26日，他在河南新乡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到10月底，全国74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2.6万个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图注16: 人民公社运动），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被誉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然而，在而后的三年中，这个通向共产主义天堂桥梁的人民公社，为“新中国”制造了3,000～4,500万个饿殍！

    毛泽东和中共不作反省，更不道歉，为了重树被“三面红旗”败坏了的共产党权威，抓住专政体制造就了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即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等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并于1963年开始了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图注17: 四清运动）。运动中，又使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和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遭到批斗，数万人惨遭杀害或自戕。本来对大跃进颇有微词的刘少奇，为了“紧跟”，成了四清运动直接领导者。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和毛泽东所指的阶级敌人中，“地、富”是按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划分的，“反、坏、右”是按某个时期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行为划分的，文革中又增加了许多名目的阶级敌人，其中，“叛徒、内奸、走资派”是党内政治斗争需要按人际关系或政治态度划分的，“黑帮、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反动权威、反革命知识分子”是党外政治斗争需要按思想、政治态度划分的。他们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划分，是马列主义的异化：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蜕变为所谓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异化，反映了雇主独霸的心态。更值得儆省的是，制造和树立阶级敌人后，要丑化和妖魔化阶级敌人，并在批斗的同时，警示批斗者和广大老百姓，要信奉共产主义，要效忠毛泽东和共产党，从而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

    按照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理论，中国在1956年“一化三改造”完成后，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也因而不复存在。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未被取消，反而越来越强化了呢？简单地说：他们反复向民众灌输“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说教，是既得利益个人和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官僚特权阶级既得权力——共产党绝对权威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御人权术，是雇主独霸心态的表露，也是中国阴谋厚黑文化的张扬。可叹的是，除少数先知先觉和为虎作伥者外，大多数人都在为专制摇旗呐喊而浑然不知其愚！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丛林法则理论。毛泽东说：“口之于味，有嗜则同。”他呼应了“食色，性也”的动物法则。于是，人类固有的恻隐、宽容、仁爱和理智等中华文明体现的天理之心，被妖魔化，成了必须痛加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禽兽固有的仇杀、嗜血、冷酷和淡漠等邪恶痼疾，被神圣化，成了无产阶级思想加以弘扬。这是中共赤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色！

     在这个丛林赤文化条件下，信息被严密控制，导致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畸型的政治、道德氛围：

       官本思想泛滥成灾，官僚特权阶级乔装打扮成人民的“勤务员”，在“为人民服务”的歌声中，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由于官本思想的熏陶，多数人变得无条件地盲从“领导”，争相向“领导”显示自己的“积极”；
    告密和出卖在“对党忠诚”的名义下横行，罗织罪名，打击同事，对朋友落井下石，出卖同事、朋友、同学乃至亲属，以换取“组织上”的信任；
    政治高压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有人敢于发表与官方声音相左的言论；
    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下层民众变得蒙昧无知、逆来顺受甚至引颈就戮，等等。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培植打手，塑造奴隶，占有人类全部精神、财富资源，用乌托邦宗教理论和物资平均主义，去掩盖官僚特权阶级的占有、剥削和镇压。于是，在这种丛林赤文化的长期鼓噪和洗脑下，便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对独裁政权情有独钟的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亦即盲从拥戴者、争宠谄媚者、谎言制造者、告密出卖者、落井下石者和野蛮施暴者，一大批在独裁者肆虐面前麻木不仁、愚昧而善良的民众，也应劫而生。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还制造了个人崇拜。

    古今中外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都出于缺乏权力背景的专家、学者、教授之中，国外如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中国如春秋时代的孔、孟、老、庄和二十世纪的胡适等，人们崇拜他们是诚服于理；唯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理论家、大思想家桂冠非握有生杀大权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莫属，人们崇拜他们是慑服于权。苏俄的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北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的发明人江泽民等政治领袖们，都无例外地被誉为当代甚至空前的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因此，全国人民崇拜他们、承认他们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服从他们的个人意志，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不容置疑的律令。于是，生活糜烂、道德败坏、诡计多端的毛泽东，凭着他那几本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封建君王御人权术相混合的著作（其中不乏有他人捉笔的），亦即毛泽东思想，便被奴才精英们拥上了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诗人、物理学家、甚至道德楷模的宝座，推上了个人崇拜的峰巅。

    文革中惨死在毛泽东手下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45年的延安，他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一次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名字达105次之多。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力排众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而为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铺平了道路。

    文革中被毛泽东逼得仓皇促逃、几乎全家都摔死在异国他乡的中共党的唯一副主席、副统帅林彪，更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吹捧得天花乱坠，令人咋舌。一句“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他的千古绝唱。

    文革中差一点被打倒后又被拖死的总理周恩来，不仅在毛泽东面前低三下四，在毛的老婆江青面前，也是卑躬屈膝，当着众多学生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清同志致敬”的口号，全然不知中国国家总理的尊严。

    文革中遭到毛泽东残酷批斗、被扭断胳膊后侥幸死里逃生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第一个在中国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甚至到了大祸临头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以“是谁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理由与对手们争辩，力争做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谄媚和求饶的努力。

    文革中惨遭批斗病死于合肥的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文革初，曾荣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过党和国家第四把手。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曾被毛内定为取代周恩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其他那些权贵们，诸如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常委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元帅朱德、陈毅、贺龙，等等，都是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能手，他们长期为争宠谄媚而不遗余力。无产阶级专政及其理论制造的崇拜和歌颂党的领袖，成了中共赤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

　  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制造的个人崇拜，必然导致权力不受监督，而不受监督权力，必然导致无法遏制的暴虐和腐败。

    从确立毛泽东的权威到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一个令人反思的历程。

    1945年，毛泽东借延安整风排斥和屠戮政敌的余威，运用权术，培植了诸如刘少奇、康生等一批争宠谄媚者，巩固了发号施令的权威地位。 

    为了控制中央，毛泽东利用矛盾，分而治之。五十年代初，他以“五马进京”的权谋，上调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来京，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但当高、饶遭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联手强力反击时，他来了180度大转弯，将高、饶打倒（图注18: 高饶事件）。1954年以“增强党的团结”名义，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将高、饶开除出党，迫使高自杀，饶监毙，从而达到了控制全局的目的。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图注19: 庐山会议），当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对他鼓吹的行将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政策提出批评时，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和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竟使毛泽东的尊严受到“羞辱”而勃然大怒。他明知彭德怀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他运用权术，利用彭德怀生性直率政敌较多的弱点，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给彭德怀扣上了“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当即罢了彭德怀的官，文革中又将其置于死地。 　 

    1960年前后，他的“大跃进”政策导致3,000～4,500万人饿死（据称，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3,767万人），促成意见分歧，党内形成左、中、右派集团，处于分裂边缘。此时此地，毛泽东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的严重挑战，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图注20: “七千人大会”），他被迫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熟读经史、深谙厚黑权术的毛泽东，不甘心权威受挫，在利用掌管枪杆子的林彪大力培植对他个人崇拜的同时，大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和“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舆论，开始了反击刘、邓的部署。接着，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的支持下，对关键岗位上的人事做了调整。到1966年5月，他的绝对权威地位已经空前巩固，向刘少奇、邓小平兴师问罪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翻开真实的历史看看，毛泽东不择手段地打击党内不同政见者，同打击党外不同政见者一样，都是在独裁者宠臣和御用精英们前赴后继地积极赞同、参与、吹捧下完成的。

    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毫无阻拦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些在文革中先后死于非命的刘少奇、林彪们，那些被打倒的邓小平、彭真和“革命干部”们，那些“群众专政”中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和野蛮施暴者们，以及那些善良而愚昧的“革命群众”们，不是那场浩劫的帮凶，就是那场浩劫的推波助澜者。

    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无产阶级专政(后改称人民民主专政)制造了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培植了愚昧、奴性和野蛮，从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迷信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化，但又不可避免地日趋衰亡。

    六十多年前，中国当代先知先觉的思想家胡适之（图注21: 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以自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向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集权主义价值观挑战。他说：“你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又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又说：“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中国，这种伟大思想曾被御用精英们贬斥为“汉奸”、“反动”言论，胡适本人则被骂做“流氓”、“骗子兼恶棍”。

    在毛泽东时代，自由在呻吟，民主在挣扎，人权在煎熬，“窑中对”成了毛泽东戏弄中国民众的权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文化浩浩荡荡风靡全球时，中共雇主、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将普世价值视为洪水猛兽，称其为“美丽的谎言”，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还用“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五不搞”（3），将其拒于国门之外。现在，看起来他们十分强大，但他们的倒行逆施，终将被觉悟了的中国人扫进历史垃圾堆。

    上述可见，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成就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共的个人崇拜，又把毛泽东推上了独裁和谎言、野蛮、邪恶的峰巅。有朝一日，当历史挣脱权力打扮时，二十七年的历史记录，必将给毛泽东以恰如其分的人生定位：

    权谋盖世，罪恶滔天！

     序幕附注A：（回序幕）

    附1、“窑中对”  （回原注处）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周期律”，曾引起毛泽东忧虑和思考。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附2、法西斯主义    （回原注处）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压制个人主义、鼓吹集体、民族和国家至上的政治哲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现象。对内，它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崇尚暴力和蔑视人权，主张建立中央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由政府统管全国经济，对人民生活实行全面监控，镇压一切形式的反对者；对外，它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奉行重分世界的战争政策。

    附3、“五不搞” （回原注处）

     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