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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图注20:简评“七千人大会”

已有 267 次阅读2015-5-28 12:17 |个人分类:文革

图注20简评“七千人大会”  回原注处)   回序幕

                  “七千人大会”会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1年9月,在庐山会议,通过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城市粮食脱销的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心急如焚。

       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元(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偌大一个农业国,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 

       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照不宣地指向县委书记一级:1958年批他们右倾保守,“睁瞎子”,看不见农民的积极性,迫使他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弄得劳民伤材,怨载道;到了1959年,1958年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全到他们;庐山会议后,他们中许多人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到1960年大量饿死人,他们中许多人又变成了替罪羊,变成了阶级敌人,有判刑,被枪毙,有见大势不好跳了井;剩下来的都是忍气吞声,反正毛主席和党中央永远正确,谁也不敢说这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惹的祸因此,为了保全自己县委书记们,不得不把“屁股坐到农民方面”来,一听征购粮食就“抵触”,便“反感”。——凡此种种,各中央局的“封疆大吏”们,心知肚明,却不好说。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精通“宽猛相济”权术他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决定用软的“民主”力克硬的“抵触”。他决定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中央工作会议,用民主总结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下面各级干部“出气”,使各项工作(主要是征购)打开一个新局面。在这个会上,他大讲民主的重要性,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他说:“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上行下效,一时间,各级干部都做起自我批评来。自我批评虽然空洞无物,形式主义,但比胡批乱斗心情舒畅得多。

       然而,大会也有不谐音符。林彪说:“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情不自禁呼唤:“讲得好”并带头为林鼓掌。对此,许多人感到惊讶。

       来自刘、邓、彭的声音,与林彪截然不同。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苏共总书记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邓小平强调要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影射党内缺乏民主。彭真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在刘彭的鼓动下,有些地方干部便大胆而委婉地对中央提出了些批评,还提出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要求。尽管对中央的批评大都是工作方法上的小事,有意避开了造成灾祸根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还是非常不满。由于会议开得比较民主,绝大多数与会者心情比较舒畅,大都能想方设法去完成征购任务,从而使会议取得了成功。为此,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献给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笔者:与会者每天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会上,毛泽东饶有风趣地附和那个顺口溜;但在私下里,他极其不满对亲信们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一稀,完全放屁!’”

        “完全放屁”,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发起的“七千人大会”。 

       会议刚过去半年,农民们也刚从灾难中喘过一口气,刚刚从“三自一包”中填饱肚子时,毛泽东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七千人大会”掀起的“单干风(指“三自一包”)、“翻案风”(指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和黑暗风”(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观点),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提法,被“三年自然灾害”谎言取代,刚过半年的“人祸”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全国农民不得不在“低标准”、“瓜菜代”中继续煎熬

       “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民主”之后就是镇压:四年后,第一个遭殃的是主张“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的彭真,接着遭殃的是敢讲“七分人祸”真话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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