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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骇人的“信阳事件”和饿殍 （回本章目录）
正当毛泽东用湖南、山东、河南、贵州、黑龙江等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三面红旗”无比正确时，随着满天飞舞的死人消息，大规模饿死人的河南“信阳事件”，倔强不屈地闯入了中共权力中枢中南海。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写道：
“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笔者：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1998年邓力群（笔者：曾任中共宣传部部长）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笔者：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笔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笔者：家里死了长辈和丈夫的妇女，要穿白鞋守孝）”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乔培华，在《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中写道：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阳地委那里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信阳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９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笔者：数据与张树藩《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文中有出入），从而造成征了过头粮，而且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在当时的信阳地区及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广大农民连吃的口粮都没有，许多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余粮上缴呢？在征收不出粮食的情况下，就大量地反瞒产，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隐瞒不报，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现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严重情况。如光山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对反瞒产有看法，县委会上，在第一书记（笔者：马龙山）的指挥下，就被当场打死。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对反瞒产不满而被扣上右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笔者：多少呢？由于地方政府严密封锁，不许外人调查，档案又死不解密，人们难以知道较准确数字。)
干部打人，并非河南一家。据报导，广西上林县县志记载了大跃进中干部打人现象：云黄大队队长扬言：“不打人不是好干部”，八个队干部全部打过人；大丰公社书记打过12个农民，公社副主任打过36个人；在上林，打和罚的手段有30种之多：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水、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打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头、封门口、插白旗、假枪毙、带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蟥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上工、打鼓喊冲锋，等等。乔文继续说：
事件发生以后，信阳地区的各县、公社、大队分别采取了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像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笔者：显然，这种恶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产生！）
尽管对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河南省委缄口不提，信阳地委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出一些。
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信阳地区饿死即非正常死亡约60～100万人，1959～1961年的三年里，非正常死亡约110～130万人。
《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系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所写。
张树藩在文中写道：（摘录其中四段）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第二天，吴芝圃（笔者：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
张树藩“想不通”可能有些道理，因为他是体制内人，对有些党员干部因执行上级政策被批、被斗、被镇压他想不通；但对体制外的人特别是农民群众来说，批斗那些大刮共产风、强迫命令的党员干部、镇压那些狗仗人势、“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的恶霸党员干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1年10月，笔者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公出，曾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我们公社饿死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中央派人来这里搞“民主革命补课”，干部都“靠了边”，许多干部（包括生产队干部）被撤职、法办或自杀。
与农民群众遭受连续三年的大饥荒的同时，河南许多无辜的基层干部历经了三劫魔难：1959年河南在全省按照中央精神‘反瞒产’时，就有大批基层干部被关押、被拷打致死或自杀，是第一劫；在‘大饥荒’的饿殍中，不乏基层干部遗骸，是第二劫；根据毛泽东批示进行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第三劫。据披露，在毛泽东制造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全国成百上千的地、县级党员干部被判刑；湖南全省80来个县，有30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河南处分了23万人，其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因怕当替罪羊遭枪决，携妻子和三女一男投井自杀。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有不少蒙冤者，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罪有应得，如陆宪文、马龙山等痞子。大跃进政策和庐山会议后鼓吹“持续大跃进”并在全国大抓“小彭德怀”的始作俑者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永远还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闯入中南海的“信阳事件”，并没有使毛泽东和他的幕僚们幡然悔悟。1987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
“信阳事件”不过是大跃进和“持续大跃进”运动恶果的冰山一角：据报导：到了1961年中期，全国工农业全面“跃退”，导致3,000～4,500万人饿死。据官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958～1961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有3,767万人（详见第01章附4）。
一个叫李为的安徽人，在《几个老人记忆中的那场饥荒》一文中写道：
一段历史如果经历太久，历史的细节和真实就会被忽略，人们的疼痛和灾难就会被删除。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秉持良心，尽自己所能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上世纪六零年前后那场饥荒就是如此。不知道我这段记述，你是否认为它是真实的？
笔者通过自己村庄的故事，几个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回忆与叙述，记录一下当时的情形。
58年，当春天小麦开始抽穗的时候，下了一场苦霜，导致了麦穗全部干枯，人们陷入了绝望，当时最有经验的老农都认为灾年将至，但是没过多久，小麦重新抽穗，而且那年的收成比往年还略微有增长，每亩地的收成都在一口袋以上（布制长口袋，在一百斤以上，当时还没有化肥，这个产量已经是不错的产量），但被征收后所剩无几，59和60年庄稼还是收成了，但是总是收的不够被征收的，导致了在老人记忆中最为严重的饥荒。59年陆续开始饿死人，首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
姓许的解放前是大地主家庭，弟兄9人加父母共11人，饥荒过后仅存一人，人们叫他二蹩子，现在已经儿孙满堂。
笔者的一个堂姐，一个堂哥被饿死，一个堂哥被爷爷用一斗玉米的代价卖给了陕西人，一斗玉米放了我堂哥一条生路，也救活了我的爷爷。堂哥现在还活着，现在56岁，已搬家到安徽宿州，有了自己的家庭。
姓徐的家庭，因饥饿中母亲没有奶水，最小的婴儿被饿死后，饥饿导致母亲把自己死去的婴儿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儿子发现后，此母亲被活活打死。此大儿子依然健在，现年68岁。笔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过他还是说：“那都是饿的，没有办法，哪个娘愿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姓许的家庭一个儿子金锯，几乎被饿死，躺在地里时，被我的父亲背回了家，喂了他半碗粥，得以活命。现在每逢过年过节，依然到我家来看望我的父亲，他说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在我哥哥小时候打过我淘气的哥哥一巴掌，其母亲知道后带着他跪在我们家门前，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啊，不是人家救你，给你半碗粥，你哪能活着啊”，父亲把他们扶起，说淘气的孩子该打，其母亲仍然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可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图，是千真万确的。
但那时候掌握粮食的人员饿死的很少，几乎没有饿着。一个老人说：“现在官员腐败，我们的生活依然逐渐好转，但是那时候的腐败是要命的，他们多吃一个馒头，就是吃了几条人命！”可见不要神化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纯洁度。
一个姓孙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吃野菜和草，后来草和野菜都吃光了，就吃玉米杆和麦糠做的馍馍了。那种馍馍不能见风，风一刮就飞了。”
一个姓王的老人说：“那时候人饿的，头发一摸全都掉光了。”
另据报导：
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和逃到深圳的饥民，成功地逃出中国(图02-2)，逃到当时被称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等待祖国去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成了“令人唾弃的叛国分子”。三年间，云南边民十三万多逃出国境，当了被人诅咒的“卖国贼”！
图02-2：叛国饥民逃香港 |
1962年4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当时说这是民族分裂分子同苏联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一次大叛逃。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一大二公”当年被赞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的军事化密不可分。
据报导：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许多农村实行“聚家并屯”，进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改造。“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
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为了逼着人人进食堂吃饭，“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不许吃饭。”
1960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要“鼓足干劲”拼命干活有密切关联。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的场面：
……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
村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拔白旗”的教导，对胆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论处：“村干部一声令下，把‘白旗’围起来进行拳打脚踢棍子夯。”
1960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为保卫“社会主义阵地”因而强制农民进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根据毛泽东“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规定，土地全部国有化，粮食也随之国有化（后来部分退给集体）。农民吃饭问题，由各级政府根据各公社、大队人口，核定口粮标准，分发给各级公社大食堂。因此，农民要吃粮，必需进食堂。
据报导：
图02-3：农村社会主义公共食堂 |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曾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走，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图02-3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看食堂，发现老家已有不少人饿死。借着毛泽东“食堂不好可以散嘛”的指示，他责骂县委书记说：“你把人还给我！”应农民要求，他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食堂。结果，风云突变，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成“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张“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等等，并将张投入监狱。
紧跟毛泽东弹跳的《人民日报》，把公共食堂描画成仙境：“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可是，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说：“我带着两个小儿女 ，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年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能说这是“歪嘴和尚念错经”吗？这位有时敢说实话的“封疆大吏”阎书记，文革开始不久便被迫自杀。
然而，在这种人为造成饥饿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指示，还在向全国发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盲目大搞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例如，对于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毛泽东说：“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工程，规模很大，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1958年一直干到1961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成百上千（另说上万）民工，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另有报导说，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超低标准口粮分配密不可分。
有人曾这样描写死亡：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笔者：一斤等于16两，每两32.25克），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
…………
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1961年1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在文革中，王家来因“媚日”罪，被批斗后上吊自杀。
《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毛泽东拒绝外援的“志气”和“骨气”密切相关。
据报导：赫鲁晓夫听说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马上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决定。毛泽东闻讯后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又说：“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周由此回绝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援助，展示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志气”！又据报导：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转达了肯尼迪总统援助中国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如果中方表示认可，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中国穷人送救济包。对此，王炳南大使转达了毛泽东的革命立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方代表还以幽默的口吻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幽默后，“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大使的转达和中方代表的哈哈大笑，再一次展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骨气”！——在“大救星”的“志气”、“骨气”下，数千万农民被他“救出苦海”，倒毙后，升入到“共产主义天堂”里！
…………
（上面多处“据报导”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因为：一是这类的文字很多，网上、地摊、书店里很容易找到；二是当“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因此，如果你不信，即是注明出处你也不信，勿如干脆省点文字，信不信由你。）
1961年初春，笔者探亲路过开封。不大的火车站的广场上，有数百人在等待，在徘徊。他们中许多人好像不是在候车，像在寻找什么。在初春的寒风里，他们抄着手，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他们的脸好像都是土黄色，眼窝深深的，顴骨高高的；他们所穿的褪色棉衣，似乎沾满了尘土，好像也是土黄色的；也许是豫东地区的黄沙土地，使车站广场的砖墙砖地上，都留下了薄薄的一层黄色尘土。寒风吹过来，卷起阵阵黄尘，与土黄色的衣，土黄色的脸，构成了一个土黄色的混沌世界。一个妇女坐在地上，双手捂着一块烤红薯吃，土黄色的人们，便不约而同地用眼光把她包围了起来，贼眼溜溜地盯住那块被双手紧紧捂着的红薯。广场的一角，一个老人睡着了。当人们翻动他时，僵硬的身躯证明他已永远“睡着”了。一个青年，突然倒在地上，几经挣扎，爬不起来，人们把他抬进了侯车室，后果未知。笔者到车站附近一家饭店里凭票证就餐，买了一碗干饭，一碟咸菜，一碗菜汤。刚吃了几口，在“出去！出去！”的驱赶声中，一个土黄色的中年人拉着一个土黄色的十岁上下的瘦弱小妞儿，双双跪到我的跟前：“救救她吧！”那土黄色的小妞儿眨巴着一双大眼看着我，分明也在哀求我。笔者童年丧母，父在缅甸中国抗日远征军中服役，杳无音信，讫今不知所终，凭亲友接济熬过童年，十二岁流落街头，饥肠辘辘之声早已根录于脑海之中。当见到土黄色的瘦弱小妞儿，仿佛听见了她腹中的辘辘肠鸣。我答应了。小姑娘站起来，端住饭碗便往嘴里扒米饭，大口大口地伸着脖子吞咽。还剩下两口留给她父亲；父亲没吃，让她吃完，父亲只喝了几口汤。当时的我，尽管也有些饿，显然比他们父女俩“阔气”得多。我无法知道他们的未来，只好暗暗祝福他们，这是我当时的唯一能力；而那土黄色的小妞儿和她吞咽的模样，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全国各地大都一样。196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当农工劳动期间，因三篇日记，获“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罪，被打成“极右”。遭残酷批斗后，身陷管押中，几遭灭顶之难！所幸，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那股短暂春风，“一风吹”把我吹出了囚笼。
在这里，笔者摘录当年获罪日记主要一篇里的几个片断：
59年9月12日
“大兵团作战”这个名词今天才搞清楚。但搞清楚之后，使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舒适。
曲阜县的支边青年们，向我讲述去年他们县“大兵团作战”。他们的一致结论是一团糟！
“第一个回合”是秋收战役。
金色的谷浪，黄澄澄的大豆，——一片丰产景象，要人们赶快收割。但“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们，执行的是“集中兵力突出一点”的作战方针，结果大片大豆爆皮了，地瓜烂掉了，——结果58年丰产没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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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回合”是大炼钢铁战役。（图02-4）
“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们，开始调动大批“兵力”到炼钢战线上去。但小炼铁炉像草爬子一样，只吃不拉。【草爬子，昆虫，东北方言，未知学名，头钻进人皮下吸血到死。由于是东北土名，支边青年未必知道，便以此推定我“造谣污蔑”】而且煤炭渐渐不够用了，指挥员们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创造了一套大破坏的方法——住房被拆了，门窗被劈了，这一切都拿去当煤用。家里的大锅没用了（因整个县已经成立了大食堂），就被指定砸碎去炼铁。即使想了这么多办法，也未能完成上级给于的指标。
第二次战役失败了，人民公社威信扫地。（这种说法值得考虑）【这句被推定为“恶毒攻击”】
这二次战役实际上是一场紧张的、带有强制性的劳动。
人们每日劳动平均达14小时以上。由于不劳动不得食，人们只得披星戴月地干，干的正吃着饭就呼呼睡着了。可是饭罢，哨子一响，人们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工。
参加劳动的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有抱着小孩子的母亲，有提着药罐子的病人（！），——真是劳动大解放！【这句被推定为“恶毒攻击”】
除以上以外，还有一些新措施：如夫妻二人只能星期六相处在一起，其他时间归集体；私人财产，如房屋、生产工具，都归属集体。
我听了以后，不禁一声长叹！
据上海《社会》杂志1993年第四、五合期刊载，《三年大饥荒资料死亡人数推测》的作者，用四种方法进行推测计算：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791万到4,522万人之间。其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126万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634万人，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557万人，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528万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78万人，广西自治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226万人。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允许体制外的人或团体组织调查，信阳事件和上面推测计算出来的数据是否准确，只有等到四十多年前的那些中共机密档案解密时，才能得到较准确的结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再次紧急呼吁：每年的8月29日，即中共在1958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这里，笔者之所以多次不厌其烦地斥责“档案死不解密”，是想引起读者注意：当今之所以对历史事件众说纷云，数据差别很大，盖因当局怕败露谎言拒绝解密档案之故。笔者希望以此能与读者共同呼吁当局：不要用政治玩弄历史，把历史当成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要效法民主国家三十年解密的做法，让阳光代替暗箱，让人民知真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