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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出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首先，毛泽东要观察一下刘、周、陈、邓，看看他们能走多远；让他们继续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他可以在一边静观事态的发展。经在半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刘、周、陈、邓等人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他已无法容忍，决心重返一线，利用党主席的权力，进行干预。于是，他向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中央大员，挥舞起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大棒——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他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物资财产占有形式不同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尽管他用财产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但他并不否认精神层面上的矛盾和斗争，如宗教、信仰和政见分歧等等。他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对此，恩格斯呼应道：“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这样，马、恩两人在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划了个等号。等号证明，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进而他们“证明”，一切宗教、信仰和政见分歧，都是两大阶级斗争的反映。——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对于政治斗争，马克思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他宣布：“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历史记录证明，列宁是第一个“同魔鬼结盟”的实践者。普列汉诺夫曾批评他的学生列宁说：为了胜利，他“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这样，马列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实际上已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聪明的怪物——天才。当他们打天下时，便同土匪、痞子、流氓等魔鬼结盟，打着“解放”人民的旗号进行革命，美其名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他们夺得政权、正襟危坐于高堂之上时，他们便说“这是人民的选择”，美其名曰：“人民当家做主”；当他们宣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而对人民实行残酷迫害、屠杀时，却不忘往脸上贴金，自称是“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等。他们的天才还在于，通过“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洗脑术，用血腥的阶级斗争，洗掉恻隐、宽容、仁爱、理智的华夏文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使芸芸众生变成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羔羊和奴隶。
没有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权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监督制、随时罢免制和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制。遗憾的是，所有掌权的共产党人，都拒绝实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监督制和随时罢免制，而对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制，却情有独钟。因此，当共产党人通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夺得统治权力后，就做起官、当起老爷来，变成了剝削人民大众、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官僚特权阶级——一百多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就是一部把“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的历史。
毛泽东不愧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纯正”表现在：念念不忘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敢同魔鬼结盟。
在井冈山，毛泽东与土匪王佐、袁文才结盟，拜把兄弟，落草为寇，并纳袁部“女战士”贺子珍为妾；后因共产国际不容，王、袁反叛，遭处决。毛闻后，疾首顿足，发誓报仇。不久，击毙袁文才者朱昌偕，被毛打成“AB团”成员，遂遭“错”杀；二十多年后，毛又将杀王者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囚毙在监所。毛利用权力，先后翦除了朱、彭，总算告慰了土匪王、袁的魔灵！
“七千人大会”后，“蹩了一肚子恶气”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要出一出心头的恶气了。此刻，“七千人大会”后不到半年，威胁他的权力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昔日与他南征北战中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倍受折磨的老百姓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此刻，他在将自己封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同时。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和牛鬼蛇神，他与他们的斗争，也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为了与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他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会议上，为阶级斗争大造舆论。在那次会议上，他大反周恩来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批判周关于“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估判，将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子弟摆在同等地位上。他说：“还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动摇不定。”他斥责王稼祥“三和一少”的建议是修正主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曾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的。”又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为什麽闹成这个样子？”闻言后，他怒斥廖的讲话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葛曼和甘肃第一书记汪锋，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起色，但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说：“—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毛的批判，导致文革中汪被批斗，葛自杀身亡。他还怒骂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其间，彭德怀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对此，毛信口雌黄地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反动势力”。他下令中止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
接着，在紧握军权的林彪支持下，在1962年9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他挥舞起阶级斗争的大棒，打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狠批他们的“单干风”（笔者:指农业包产到户）、“翻案风”（笔者:指刘、邓布署的甄别平反工作）和“黑暗风”（笔者: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形势估判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住我们手里”，告诫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规定各项工作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时的毛泽东，已成了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他的讲话，一锤定音，使“七千人大会”刚刚形成的有限民主的活跃气氛，迅速消失殆尽。
但他的倒行逆施还是受到了抵制。于是，他要破釜沉舟。1964年12月27日，在林彪等大员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上，他借酒发飙、发出颠覆中共的狂言：“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纯正”的阶级斗争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