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明修栈道——“四清”
图03-2 ：“四清”中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的批斗会 |
历史已经表明，刘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缓解了“三面红旗”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恢复了部分粮食生产的活力，至少挽救了一千万农民的生命。因此，在纠正“三面红旗”的巨大破坏问题上，刘少奇等人的功不可没。
资料表明，在北戴河会议上，刘、周、陈、邓并不同意毛的讲话。但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出于自我保护，他们都放弃了与毛争锋，而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建立绝对权力的道路上，毛泽东高高举起的阶级斗争大棒，首先打向官僚特权阶级中最弱的农村基层干部(图03-2)，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棒打高层。
1963年２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1963年5月，走火入魔的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甚至妄言：“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于是，以农村基层干部为批斗对象的“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农村搞“四清”呢？不少学者认为是为了防修反修。他们的证据之一是，毛曾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但农村干部何须“收买”？当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从一个贫穷的贫雇农变成雇主代理掌管了全村的土地、农具等全部生产资料并握有行政、人事大权时，在没有有效监督的体制下，必然会产生“地主”的占有渴望，无须收买，便会产生对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的占有行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的“一大二公”高度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考察一下毛泽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说的同他心里想的、说的同做的并不一致：有时看起是目的的，实际是手段，而有时看起来是手段的，恰恰是他的真正目的。“三面红旗”的失败和大量饿死人，毛都十分清楚。但他的性格是不承认失败，否则，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形象就会受到质疑，他的领袖地位就会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他的大跃进情结，或称“三面红旗”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必须坚守住“三面红旗”的底线，并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统统算到阶级敌人破坏和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上来。显而易见，他反复高唱的防修反修的目的，实际上是保卫他个人权力的手段。这与大恶大奸没有什么二样。毛泽东这种随条件置换目的与手段的哲学，注定他是个毫无诚信的痞棍。
毛泽东拿农村基层干部开刀，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首先是转移怨恨。大跃进，使农民吃尽了苦头，埋藏在心底的只有对毛对党的怨恨。为了化解怨恨，四不清的干部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其次，警告他的宿敌地、富、反、坏、右，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得轻举妄动；第三，警告各级干部，特别是警告党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右派集团干部，要他们维护“三面红旗”，特别要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看一看本书“序幕”附“图注16.简评四清运动”，毛的一石三鸟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四清”是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四清”。对于毛泽东来说,“四清”是保卫权力的一个战略部署，对于刘少奇、邓小平来说，是自我保护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对于“四清”，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邓小平肯定也有说法，遗憾的是，笔者缺少这方面资料。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邓小平也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时间仅仅过去一年，他们已“忘记”了他们曾说过的话，大讲起阶级斗争来。
毫不奇怪，刘、周、陈、邓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能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镇反、暴力土改、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拔白旗、反彭德怀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中，他们都紧跟毛泽东，是毛的亲密助手，同毛一道，在中国制造了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庐山会议后，他们觉得毛越来越独断专行，觉得他们自己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怕当彭德怀第二、第三，更怕他们的党被毛一意孤行毁于一旦。因此，他们力图利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逐渐驾空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名誉主席。但他们也知道，嗜权如命又聪明透顶的毛泽东，不会轻易陷入他们设计的圈套，于是，他们便“顺水推舟”来制造“紧跟”假象，借以麻痹对方。果然，他们在9月北京举行中共工作会议上，“顺”《前十条》的“水”，“推”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舟”。《后十条》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第一次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比《前十条》更左。《后十条》的出笼，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在刘少奇挂帅和亲自指挥下，“四清”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全国各地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办法。县以下由工作队统一领导，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赴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据报导，江苏省组织了一支8万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达5.4万人，浙江全省共抽调干部3.14万人搞“四清”，江西省则抽调干部2.92万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按后来的正统说法是“左”倾思潮的产物。由于自上而下不断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热衷夺权，使运动充满火药味，血腥局面不断涌现。例如，陕西省长安县是全国典型。那里搞“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对其中所谓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贵州，连邓小平的亲兄弟县委书记邓蜀平，也没躲过劫难，被迫自杀身亡。
1964～1965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莲花一队搞过“四清”，担任工作组的材料员。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培训中，组织者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和斗争。在莲花一队，斗争会上也发生打人、捆人，一人自杀。
与此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蹲点，搞了个著名的《桃园经验》。她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血腥的对敌斗争；对待忠于中共和毛泽东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多数都成了重点揭发和批斗对象；她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她还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
应该说，刘少奇的做法和他的《桃园经验》，既符合毛“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评估，也符合毛关于防止基层“官僚主义者阶级”夺取政权的论断。然而，敏锐的毛泽东察觉：《桃园经验》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相径庭，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一股对他不满的潜流正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工作，背离了他的方针，但其威望却与日俱增，已形成一山二虎之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刘谋图：驾空不成，以极左面孔出现，力图把水搅混。
“四清”运动在刘少奇的直接指挥下，全国有532.7万多人接受审查和批判，在城市有4,128人致死，在农村有73,432人被打死或自杀，基层党员干部怨言很多。毛泽东趁机发泄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其为“形左实右”。
有人论证说，毛、刘的分歧在于对“四清”的矛盾性质看法不同。刘少奇认为“四清”矛盾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人还论证毛、刘分歧说，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这都是表面看问题。事实上到1964年年底，在中共党内，“四清”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察觉，刘甚至包括周、陈、邓等人，对他的权力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对刘主持的“四清”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竟达到了出尔反尔的地步。
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洗刷几百万”，刘少奇“顺”其思路，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法去分清政权的敌我性质，此法被毛批准全国执行；但不久，毛批其为“神密主义”，指责其为“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大兵团作战是毛的“杰作”，刘“顺”其思路，将大批干部集中到少数几个点上搞“四清”，此法被毛批准全国实施；但不久，又被毛斥责为“不相信群众”。风光一时的《桃园经验》，是毛批准向全国推广的；但不久，毛又反悔，竟批其为“大毒草”。一山岂容二虎？不论你怎样挖空心思顺水推舟，都是想占山为王，我岂能让你得逞！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在讨论“四清”性质问题时，发生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不屑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到了26日，毛泽东又当众指责刘少奇“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发泄了对《桃园经验》的不满。在扩大会上，毛对刘发泄的结果是怒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结果，实际上剥夺了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帅印。
此刻，聪明的刘少奇可能看出，毛发动“四清”的目的己不是整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毛说要“洗刷几百万”，而他才整了几十万，怎么能说“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呢？显然，毛是在借“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的舆论。当紧张氛围形成以后，毛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打他了。可惜，他觉悟得晚了。
据近来披露的《林彪日记》中记载：“1964年12月27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笔者：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笔者：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著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感到毛要整人了。”
《二十三条》制定和下达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从经济走上政治，突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为此，各地纠正了刘少奇一些更左的做法，解放了很多基层干部，受到基层干部的欢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和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也有所缓和。但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六年后，即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毫不忌讳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二十三条》就是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这表明，“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以毛泽东胜利而告终。
毛泽东为什么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取代“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可能毛泽东发现，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推演下去，势必危及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此，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比较准确、安全。
但是，不管毛泽东把文字游戏玩得如何眼花潦乱，无法回避的是，不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并不证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不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当垄断了全国一切资源的“三大改造”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便产生了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占有全国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官商一体中，又大显身手，逐渐演变为官僚特权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家相结合的红色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富有，同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人群相对贫困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孳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则是这个“主要成果”的执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