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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有鬼无害论》
江青出山后的第一炮，就轰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图04-2：京剧《李慧娘》剧照 |
《有鬼无害论》是《北京晚报》编辑在得知廖看了昆剧《李慧娘》后电话约他写的一篇剧评(图04-2)。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名“繁星”。
1961年夏天，由江青同乡好友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在北京上演。戏中描写李慧娘死后报仇并援救裴舜卿的故事：李与太学生裴舜卿的相爱为贾似道所忌，终为贾杀害。《李慧娘》揭露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荒淫残暴，歌颂了被贾杀死的李慧娘化成厉鬼也要与仇人拼到底的死而不已的斗争精神，是一出富有人民性的好戏，因而受到了好评。廖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写道：“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与毛泽东对他侄孙女王海容说的“《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有什么区别？
区别有。区别的关键是：昆剧《李慧娘》是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力荐的大作，《有鬼无害论》作者则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们都是毛泽东正在设法清除的人。矛头所向，显然是毛、江床上早已议定了的。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要批鬼戏，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他，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迫使文化部党组向中共宣传部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并点了《有鬼无害论》的名。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地，不论城乡，“鬼戏”一律禁止演出。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不太满意，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人们已从江青“不满意”和“不解气”中，看到了她背后的身影及其清除异己的政治计谋。于是，一篇点名批判孟超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剧评《有鬼无害论》署名梁壁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便在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梁壁辉”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原来，江青没有批“有鬼无害”的文才，她便跑到上海求助于提倡“大演十三年”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正欲更上一层楼的柯庆施，欣然领命，便找来了由“苏中才子”之称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据柯庆施死后的继任者陈丕显回忆：“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当年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唐振常，得知这篇稿子“来头不小”，便“奉命照登”。这就是数年后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的内幕。
《“有鬼无害”论》炮制出笼，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有鬼无害”论》像颗重磅炸弹，把文化部炸得晕头转向，并使刘、邓得力干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倍感紧张。廖沫沙的文章连同剧本《李慧娘》一起受到了围剿和批判。据说，有人作过统计，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中央和省市主要报刊上，批判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不下500篇。
在康生和江青的压力下，中宣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周扬、林默涵等人，采用“舍车保帅”的策略，先抛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学家邵荃麟当活靶，批判他的“中间人物论”。但江青和康生不买他们的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康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文学艺术界的全面清剿。
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等，以及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受到了批判；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和《对手》，刘澍德的《老牛筋》，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舒群的《在厂史以外》，菡子的《父子》，陈翔鹤的《广陵散》等短篇小说，也先后受到了批判；刘澍德的《归家》，汉水的《勇往直前》，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羽山和徐昌霖的《东风化雨》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黄秋耘的杂文《破水瓢的启示》和《人尽其才》，孟超的《剧苑管窥录》，等等，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有的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到了1965年，中国的报纸刊物，更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的短篇小说《代理人》和长篇小说《水滴石穿》。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的文章。此时的《李慧娘》被定性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更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被批判为“大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到了“文革”，已攀升到四百部（3）以上。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砍掉了周扬的左右手。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对文艺工作者作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在“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了的中国，“吃饭权”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已牢牢地掌握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党臣手中。“吃饭权”原则也从“不劳动不得食”发展为“不服从不得食”——这个在任何社会里，他们的帝王或总统都无法办到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掠夺而垄断了全国全部资源成了唯一雇主毛泽东，他办到了！
其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七年前的毛泽东。七年前，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
此时的文学艺术部门，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文化部大改组后，一位新上任文化部主持工作的“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肖望东，在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要对文化部门“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如果这个文件起草在1957年6月，他铁定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分子，然而，紧跟毛泽东的“为政治服务”，却使他飞黄腾达，成了革命左派。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然而，“新文化部”的命运并不比“老文化部”好。1967年1月19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取了“新文化部”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笔者：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它的主人代理部长肖望东将军，也被打倒，关押北京西郊监狱达9年，故人称其为“短命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