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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个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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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彻底清洗”了“一塌糊涂”的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个领域后，文学艺术界变成了一张“白纸”，导演毛泽东便指导着夫人江青，在这张“白纸”上，开始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和她的“最新最美的文字”和“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八个样板”。
江青在上海休养期间，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要阿甲（符律衡）改编成京剧。这就是她要“大破大立”后“立”的第一个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一九六三年秋，她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要北京京剧一团将其改编成京剧。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剧名改成《沙家浜》。当她看上了淮剧《海港的早晨》后，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组成领导班子抓改编。中共上海市委不敢怠慢，便组织作家郭炎生、何慢、杨村彬等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海港》，成了江青又一个“样板戏”。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图04-3）、《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京剧团的节目《奇袭白虎团》。“高参”张春桥不懂京剧，为了巴结第一夫人，走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自称“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的他，开始学习京剧，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张终于抓出了成效，受到江青的称赞，遂有“四出戏书记”之浑号。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江青亲自抓北京芭蕾舞剧团排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又经常到上海抓上海芭蕾舞剧团排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又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浜》。
到“文革”前夕，江青树起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乐《沙家浜》等，共八个所谓“样板”，时称“八个样板戏”。
体制内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江青传》里写道：“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没有水平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作家以《红灯记》为例，列举了江青对剧组的指示：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
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这段文字有丑化之嫌。当江青变成敌人后，作家们自觉遵照“主旋律”曲谱弹跳，丑化她是很自然的。
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康生、柯庆施、张春桥等要员的全力促请下，江青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
1964年7月，江青以“旗手”的口吻《谈京剧革命》。
她说：“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他质问道：“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她还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
这里，江青明白无误地教训文艺界精英们，除了她的八个“样板”是为“六忆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外，其余所有剧目，都是为“一小撮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的，或有为“一小撮人”服务的嫌疑。江对文艺精英们的“教训”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毛泽东两个批示的再版。
到了1966年，除江记“样板”、“地道战”、“地雷战”和“兄弟国家”的几部故事片还在上演和放影外，其他电影、戏剧、话剧等剧目，全部消声匿迹。于是，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家独放，万家噤声的奇特局面。当年广为流传的电影顺口溜可以作证：
越南是飞机大炮，朝鲜是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是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是莫名其妙，中国只有新闻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