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05章一）

第05章 反击谋略之三：丑化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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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有偏见。其实，何止文化艺术界？翻开他的历史看看，可以这么说，他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一．憎恶知识分子言与行    

    当提出毛泽东有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就会加以反驳。例如：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感召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之中，充分发挥聪明和才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论证说：“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均获得巨大成功。”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也承认：“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对造成“‘左’的错误”的原因，他们往往归结为毛的错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着意回避体制和毛个人品质上的原因。 

    在中共党内，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本身大都是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也存在轻视和偏见。例如，毛泽东的秘书被称为党内理论家的胡乔木也说：“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当周恩来等人提出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时，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能摘。”他们甚至还把中共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利，都归罪到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有句谚语叫“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从毛泽东五十多年革命史中，又悟出了一条经验：要搞清毛私下说的、具体做的，不可轻信毛书里写的、公开讲的。

    人们在聆听毛泽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教诲时会发现，毛泽东做的与他说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研究员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书中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但为了掩人耳目，“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世界”说。从广义上来说，包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世界”说，没有什么错；但当马列毛主义者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并对立起来时，以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白领管理层、决策层和文、教、卫阶层，都成了与工农劳动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因而成了工农阶级的敌人和革命对象。于是，割裂脑、体劳动只承认体力是“劳动创造世界”的马列毛主义劳动说，便成了改造、镇压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

    1942年，中共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初到延安不知就里，天真地响应中共“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的号召，写了几篇《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了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在延安整风中，王的批评被毛发现，旋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遭批斗、逮捕。1947年7月1日凌晨，王终被砍头残杀于枯井中，造成了中共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王实味冤案”。然而，在平反“王实味冤案”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却把制造这起冤案的罪责扣到执行者康生的头上，有意放过主谋毛泽东。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除“王实味冤案”外，整风、“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毛泽东“延安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批斗，是继“打土豪，分田地”后，又一次对真、善、美中国传统文明的颠覆。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1951年5月，他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是部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办学校的故事影片。作者有意告诫主政者，富民强国当以教育为先。这对急于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个“严重的挑战”。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号召“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他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接着，他用他的权力和他惯用的无限上纲式的批判手段，把评价电影《武训传》的所谓“讨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讨论”运动中，电影《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员和48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作者，都遭到了无情批判。毛泽东批《武训传》的胜利，实质上开始了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代表的西式马列独裁文化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以批判、丑化、最后颠覆以真、善、美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代表的普世文化为目的的。

    批判《武训传》的硝烟未散，毛泽东又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他公开说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发出内部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要他们“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这种外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思想改造”而内行“清理反革命”两面作法，被毛泽东称为“内外有别”。这是中共以谎言为主旨的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于是，全国各地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反革命为目的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脱胎换骨”中，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高压下，都纷纷批判、丑化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脱”掉了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诤“胎”，“换”成了阿谀争宠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例如，曾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桥梁专家、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茅以升，往自己脸上泼粪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根据马列毛“劳动创造世界”说，给自己戴上了个“剥削者”的帽子。他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在“脱胎换骨”时咒骂自己说，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发表文章斥责自己说：“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发文质问自己：“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文坦白：“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光未然，发文则要求自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

    1955年，毛泽东一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曾被中共认作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外进步作家”胡风，自作多情地向中共提出了洋洋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希望中共能采纳他的意见。由于《报告》里有些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相左，毛泽东看后勃然大怒，遂脱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伪装，罗织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他惯用的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抨击手段，在《人民日报》上杀气腾腾地写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冤案涉及作家等知识分子2,100多人。当年年轻幼稚的笔者，不经意说路翎(胡风集团成员)的小说《洼地下的战役》写得不错而惨遭批斗。胡风被判无期徒刑，毛死后才被彻底平反。(参看“序幕”中的图注11：反胡风集团运动)

    为了驯服知识分子，使他们俯首帖耳，彻底趴下，1957年，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他设计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圈套，并在圈套上镶嵌了金色的光环。他像骗子那样，信誓旦旦地保证共产党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4月30日，他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大鸣大放”，向共产党进言。《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党天下”的弊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图05-1) 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构想……5月15日，毛泽东突然变脸，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6月8日，他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有55万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近百万人被内定为中右和异己分子，数十万有不满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数万人在运动中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笔者时任教于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两人自杀，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它出来怎麽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前者是否画出了一个帝王独裁者嘴脸？后者是否又画出了个无赖痞子的丑态？请读者自断。(参看“序幕”中的图13：反右运动)   

    更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曾热情颂扬过的鲁迅。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得那些无法超高的赞美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到了他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便不需鲁迅的硬骨和傲骨，更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需要是俯首帖耳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写道：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著，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不是三十年代曾有恩于毛泽东，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敢这么问吗？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他只活了55岁。如果能活到76岁以上，他可能是大右派“章伯均”，抑或是大媚骨“郭沫若”；假如再“聪明”些抑或幸运些，也许能关住门窗，与钱钟书一起，在故纸堆里游弋！

    蔑视知识分子莫过于他对外国人说的那句话了。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此时，他已经推翻了他先前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