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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06章四)

已有 285 次阅读2015-6-14 17:19 |个人分类:文革

    四.全国学习解放军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示《人民日报》等报纸:“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于是,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掀起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   

    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

    人们从这篇社论中可以看出,学习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如果说学雷锋是毛泽东要求他的人民读他的书,“净化”人们的思想,学大寨是毛泽东要求他的农民们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干劲来承认他的人民公社的正确性,学大庆是毛泽东要求搞工业的干部和工人们,学会用他的所谓“两论”和“大兵团作战”思想搞工业,从而为他的臭名昭著的大跃进正名,那么,这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批发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则要求他的人民必须用他的思想指导一切。在造神运动的设计上,毛泽东把学习解放军当成“”,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当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纲举目张。这种“纲举目张”,完美地体现了他的“大救星”情结和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毛泽东是个枪杆子崇拜者,“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的名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枪杆子既然能出政权,就能保政权。夺得政权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紧紧握住枪杆子不放。令他不放心的是,朝鲜战争后,他不得不任命对他有“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的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牵掣彭德怀,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出人意料的提议增补林彪元帅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凌驾于彭德怀之上,获得批准。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他又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罢免了彭的一切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扶林彪为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

    1906年12月17日,农历丙午年十一月初二,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1926年初夏,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了第四期学员。同年12月,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1927年8月1日,已升任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的林彪,参加了周恩来等人发动的南昌起义。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井岗山会师后,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毛泽东的领导风采曾使林彪由衷佩服。他见到毛时脱口而出:“南昌起义的军队要是由你来指挥,肯定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毛泽东打量着这个瘦弱的二十二岁的年轻的连长,问道:“为什么?”林彪说:“除了敌强我弱和客观上的因素外,起义军的高级领导人不会打仗,只是从书本上或条例里死搬硬套地指挥战争,也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林彪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毛泽东,并被毛视为知己。很快,林彪便被晋升为一营长,1929年春,又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又跃升为红军第四军军长,1932年3月,未满二十六周岁的林彪,又被毛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长征时,他紧跟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等等,战绩卓著,受到毛的赞扬,尽管其间,他俩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到延安后,他曾被毛削去军权调任为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但他毕竟是一员难得的虎将,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毛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内战时期,他又被毛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统帅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内战中,他组织和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辽沈、平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一百多万。在战争年代,林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路顺风,也为毛泽东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对职位上的安排不太满意,便“称病”不朝。但壮心不已的林彪,不忘窥伺政权,时刻注视着政局的变化;因无机会,便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机会终于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倒台后,林彪取而代之,成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毛曾说过:“林彪是忠于我的一员战将,我信任他。”林彪心领神会,他对夫人叶群说:“毛泽东深谋远虑,一看就不是那种咋咋唬唬,轻浮得像张纸的人。我就感觉到,跟上这个人,绝对吃不了亏。跟对人,就是吃不完的资本呀。这是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的经验之谈,你要好好地读透这本无字书。”他对叶还说 “(格斯)之於马(克思),(大林)之於列(宁),(介石)之於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统帅,其他的人都不行都不够格。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只有一个统帅,一个领袖,一个天才。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此时的林彪已是毛泽东肩上猛鹫,毛泽东指向哪里,他将扑向哪里。

    庐山会议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为了效忠,刚刚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破了寂静,心中捧着“无字书”,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毛泽东想听到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9月30日,他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章。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他警告说:“……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的延安对抗大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

    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他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他的鼓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思想,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突出政治”,实际上是突出崇拜毛泽东的政治。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对此,毛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接着,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到1964年5月1日,部队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已下发到部队战士手中。

    196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报导说,林彪同志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顶峰论”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贡献之一。物极必反,顶峰之后,踵接而至的必将是颓萎、堕落和衰亡,不论林彪主观上是否意识到。

    军内造神运动,用真假搀和的办法制造了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诸如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都成全军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偶像。 

    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喜在心中。特别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心潮澎湃,无法忘怀。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的这篇“救驾”式的讲话,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迅速走出困境,反守为攻。

    借助林彪在军队中推行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把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毛泽东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主要权谋之一。于是,他反复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心怀“无字书”的林彪,已洞悉毛泽东的谋图。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整刘少奇。”便积极配合起毛泽东来。

    有人说,为了权力,毛、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话虽然刺耳难听,但不是无中生有:林使劲吹拍,毛开心笑纳;他俩一唱一和,先后表演了十多年直到林彪出逃摔死到温都尔汗为止!                                    

    林彪在军内大搞造神运动中,有多少军人伤亡?一将落难,又有多部属、亲朋跟着遭殃?在新闻封锁、舆论一律的环境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度被报导过的文革事件后又重新被控制、封锁和加密的条件下,笔者很难从解放军出版物中找到多少有关资料。但人们还是能从军外的一些书中,找到伤亡事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披露: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侯。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像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人们还可以从广为流传的两个事件上,窥见到军内造神运动的惨烈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跳楼自杀   

    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委屈、痛苦、悲和绝望中的罗瑞卿,从他住房的三楼楼顶纵身跳下去……他没有死,多处骨折、受重伤。

    跳楼前,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既可怜又可悲的绝命书: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刘伯承元帅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可以说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伦理共识使他们认为:革命永远神圣,党永远正确,毛泽东永远伟大;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他们甚至认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无论个人遭到多大的不幸、委屈,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党的正确和领袖的伟大。这种与现代文明价值格格不入的封建忠君意识,是大跃进、文革中混乱局面得以控制、一党专政得以继续的重要原因。

    一个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事业日逼中天的总参谋长怎么会如此短见?

    “绝命书”中说的“会议的事没告诉你”指的是什么?原来,自三月以来,毛泽东和林彪决定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叶剑英主持会议。罗在会上作检查;如果罗不承认给他罗列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会议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为自己申辩时,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或宣布休会。显然,这是从“延安整风”继承下来的整人法:只能坦白、挨整,不许沉默、抗辩——毛泽东式逼供信。风光时,罗瑞卿常用这种办法收拾别人,没有想到今天,会让叶剑英用这种办法来整自己!无可名状的痛苦,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整个精神崩溃了,他决心以死来抗争。 

    罗瑞卿怎么会得罪毛泽东呢? 

    罗瑞卿与毛泽东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就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抗战初期在延安,罗被任命为抗大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执行者。1949年到1959年,罗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决策,先后镇压反革命高达200~300万,为稳定政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虽被国外称作“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却被毛泽东称为“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笔者:毛泽东给罗的绰号)顶着。”1959年庐山会议上,罗瑞卿发现周小舟、周惠、李锐到彭德怀、黄克诚住处交谈,向毛泽东告了密,使毛泽东下决心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毛兴奋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还颇为得意地说:“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可以说,罗对毛忠心,毛用罗放心,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如此忠于毛泽东的大将怎会遭到整肃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得罪了林彪。

    其实,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也很好

    林彪同罗瑞卿从1930年2月开始相识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红军时期,林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是教育长。抗战时期,两人分开。内战打太原后,罗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同意,但由于中央决定调罗当公安部长,才未去成。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这名中共中央委员,已经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十分耀眼的红人。林彪建议任命忠于毛的罗当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很快被毛批准。可见他们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据说,不到两年,林、罗的关系就出了“裂痕”,而这种“裂痕”与叶剑英元帅和杨成武上将的“小报吿”相关。1965年秋天,林彪曾经对陶铸这么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这话也许是实话。陶铸将林的话传给了罗瑞卿。笔者认为,林的意图不仅要陶铸把这句话传给罗,更要传给毛泽东。陶铸是否把林的话传给了毛,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笔者深信,陶一定会把林的话传给毛。因为,当年身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是毛泽东向刘、邓夺权所信赖的重要人物之一;由于他是毛的亲信,在来京后的第二年,便被毛任命为文革小组的顾问,接着提拔为中共中央常委,迅速成了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和国家第四把手。如此显赫的毛的红人,当时的他,怎会忘记把发生在林、罗之间的重大信息传给毛泽东?做为毛泽东猎鹰,林彪已经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了。平时对罗颇有意见的林,在借机向罗发出了严重警告的同时,便不失时机地向毛表示忠诚,并开始了倒罗的部署。可惜罗没有“吃透”警告,还以为他是毛的红人,林整不了他哩!

    林彪是如何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呢?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回忆:

    罗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笔者:毛的痴呆儿子)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笔者:毛岸青夫人,江泽民时期授少将军衔)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必也会知道(笔者:常委林彪当然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罗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罗点点在回忆中还记载了另一件事:

    1965年5月,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的军装和帽徽领章。罗为了照顾江青同志的感情和维护现役军人的尊严,只发给江青一套军装,没有发领章和帽徽。这种不肯通融的做法,引起江青极大不满。

    点点说的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不可思议:伟大领袖胸怀若谷,怎会如此小肚鸡肠?但对熟悉毛泽东品格的林彪来说,这些信息对他非常重要。

    猎鹰的双眼,决不会放过更为重要的信息: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训斥刘少奇;19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又首次公开冲突;此时的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原先被毛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倒在刘少奇一边;党内外特别是在众多中、高级干部看来,毛最多是作为一个偶像而存在;自1963年以来,毛已发觉他在党政中被逐渐架空;到了1965年,毛已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而此时,毛所倚重依靠的军队,实权已逐渐转移到贺龙和罗瑞卿手中;生性多疑的毛,并不信任贺龙,一旦毛、刘摊牌,贺龙的态度是个未知数,等等。——党内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权力斗争形势,怎能逃出林彪的鹰眼? 

    毛泽东所信任的罗瑞卿呢?自19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19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自认为在军中有毛、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撑腰,在党内有邓应援,大有取代林彪之势,因此,作风强悍,飞扬跋扈,除贺龙外,其他老帅大将都不在他的眼里,甚至许多事情也常绕过林彪直接向毛请示回报。而林彪呢?为怕与毛的红人罗瑞卿争锋,被毛怀疑夺权,自1962年夏天后,在罗咄咄逼人面前,无可奈何地“托病”逐渐放权,再次“卧薪尝胆”,等待时机。看出军内形势的刘少奇,为了架空毛泽东,也对罗采取亲近拉拢的态势。1965年5月他曾公开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罗也经常向刘、邓请示工作。党内右派势力也乘机散布说:“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权大盖世,上必除之,何况罗有依附于刘、邓的嫌疑?毛泽东听到传闻后,发觉大势不好,便开始了“倒罗弃贺”的新部署:他一方面严厉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另一方面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毛的“好学生”总政主任的萧华和忠臣副总长杨成武,令他们注意贺、罗动向,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同时晋升杨成武为第一副总长和军委副秘书长,做好了随时接班的准备。

    遭到申斥的林彪终于等到了机会,便当着陶铸对罗发出了警告,并在备忘录中恶狠狠地说:“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权力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不过是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就需要不断的斗争去实现,这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

    有人认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为换取林彪支持的一笔政治交易;但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一箭三雕的权术:惩不忠、警告观望和安抚林彪。

    了解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要打倒谁,上面所说的理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为了使广大干部和百姓们信服,他们必须在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上大做文章。

    打倒罗瑞卿的第一个至理”的罪状是:“大比武冲击政治”。

    六十年代初,南京军区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少将在某部二连蹲点时,发现二连副连长郭兴福训练有方。在李德生的重视下,迅速出现了一个训练典型:郭兴福教学法。本来对林彪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和“突出政治”颇有微词的罗瑞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迅速在全军走红。对此,罗点点回忆道:

     时光很快就流转到1964年。回想起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周围的许多事开始变得别扭起来。那年1月里,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同志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叶剑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大加赞许。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还在1月3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父亲向林彪报告后于1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了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并通知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人参加……

    父亲的本意是十分明显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自然是他这个总参谋长的主要任务。……父亲总认为,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政治也从来不是空头的。……军队当然应该拿出点像样的训练成绩来向党汇报。这不仅是部队建设的需要,而且实际上搞好了也是给突出政治从另一角度做个补充,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父亲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比武”。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

    面对这些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以密切的关注。父亲多次陪同周总理、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观看军事表演。这一年的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主席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主席还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从当年新闻报导上来看,罗点点的回忆基本属实。但在当时“养病”中的林彪,已经窥测到毛怀疑罗的态度,便于1964年12月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发出指示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针对全军大比武说:“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 

    罗瑞卿的把柄终于被抓住了。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会议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由元帅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但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从而引起了元帅叶剑英、聂荣臻和上将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的不满,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向毛告御状。此时,在其打倒刘、邓的战略部署中已经对罗的立场产生了怀疑的毛泽东,借机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借机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不久,毛泽东为确保在对刘、邓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部署,任命杨成武、李天佑分别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发现并积极推动全军大比武的叶剑英,摇身一变,成了批评大比武冲击政治的元帅,开始按毛、林安排收集起罗瑞卿冲击政治的材料来。洞悉毛心迹的林彪,便向夫人叶群面授机宜,叶群迅即以电话告知海军副司令李作鹏中将。1965年11月27日,李便同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上将、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少将三人写信状告罗瑞卿,称其阴谋篡权海军,并罗列了他十条罪状。同落井下石一样,相互揭发,也是毛泽东用分而治之之策控制高级将领的重要手段。

    在完成上述部署后,1965年12月2日,曾热情支持过大比武的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还骂“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发出了整罗的信号。兰州军区的报告是杨成武首先“发现”的。早想扳倒罗的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发现”报告后,便飞报给林彪。林看到这份报告如获至宝,很快上呈毛泽东。这样,杨成武取代罗瑞卿只剩时间了。 

    在批示前的11月29日,毛的秘书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至情至理”的理由,同时缩小打击面,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毛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笔者:指叶剑英)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骂声传达了明确支持林彪的信息。本来对罗不满的叶群,同毛一唱一和地骂起罗瑞卿来。 

    于是,便产生了倒罗第二条至理”的罪状:“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

    洞悉毛泽东思想的林彪,即命叶群同他的爱将空军政委吴法宪中将,编织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罪名: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临终遗言。

    1965年12月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这个被史称为的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林彪、叶群、杨成武和少数几个人外,连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也不知道会议内容。叶群在会议上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她说,刘亚楼临终前,她去看他时,他对她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这四条意见是:1、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2、要保护林彪的身体;3、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4、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罗瑞卿负责叶群还历数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等个人野心的罪行。面对叶群这个“死无对证”式的揭发,毛泽东“深信不疑 ”,迅速做出了“罗是野心家”的结论,使多数与会者茫然不解。10日,被通知从昆明来上海参加会议的罗瑞卿,一下飞机便失去了自由。在毛泽东时代,这种颠覆法制文明的逮捕,早已司空见惯:对权贵如此,对下层百姓更甚!

    人们不禁要问:英名盖世、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怎么会相信叶群那种“死无对证”的胡言乱语?当想起当年庐山会议期间,由于罗瑞卿告密,就导致“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那件事,人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结局是“理所当然”的:在向刘、邓党内右派集团夺权决战前夕,毛以毛、林联盟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拿罗瑞卿祭旗,并警告所有观望者和潜在的叛逆者。在“死无对证”的置疑眼神中,会议根据叶群的揭发,做出了撤销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

    1966年1月初,毛泽东晋升在“倒罗(瑞卿)弃贺(龙)”的部署中的有功之臣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原来罗瑞卿所兼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另一有功之臣杨成武上将,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

    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发誓“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鬼”的罗长子,在上海会议上还是个“反对林副主席”分子,但在三月叶剑英主持的会议上,一下子就变成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暗藏在军队中的赫鲁晓夫!这对于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罗瑞卿来说,那委屈、那痛苦、那悲已经使他精神崩溃了,于是他绝望地一跳……

    这一跳使既得利益者、因好色被人称为“花帅”的叶剑英元帅,诗情大发,改写辛弃疾《贺新郎》词中一段,讽喻背叛:

    将军一跳身名裂,(笔者:辛词原句为“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

    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 

    许多人对叶剑英的幸灾乐祸颇有微辞。另一既得利益者杨成武上将,马上为叶帅圆场说:“这是惋惜。”杨成武全然不顾事实,又欺万里中华无词人。

    更为惨烈的是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教员郭兴福全家自杀   

    在毛的中国,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必然祸及下层。罗瑞卿倒台后,郭兴福遭了殃。

    郭兴福,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起义参军,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一次。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第十四步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12军34师教导营,后调到100二连任副连长。在任副连长期间,他从实战需要出发,研究摸索出一套教学训练的好方法。军长李德生发现了他,并在12军内推广他的教学训练法。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迅速走出12军,走向南京军区,走向全军。郭兴福因而被调到南京军区高级步校当教员。

    1963年4月至10月,郭兴福应邀到了广州、武汉、沈阳军区,做了数十场表演,参观见习人员数以万计。 

    负责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写道:

    “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笔者:1963年)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报告中还说:“总之,郭兴福教学方法已为广大群众所公认,自动要求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已自下而上的酝酿了很久,有几个军区已经正式作出了决定,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号召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和学校及至民兵,结合本身的特点,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进一步使军委有关训练方针、原则落到实处,大大提高训练的质量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收到叶帅的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笔者:向毛泽东报告过程,与罗点点的回忆稍有不同)。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对此表示赞赏,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

    为了检阅由“郭兴福教学法”引发的全军大练兵的成果,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运动。1964年5月15日,总参、总政发出了《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拉开了全军大比武帷幕。

    从6月到7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比武基本结束。从7月到8月,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组织下,全军分18个比武区展开了全军大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在3,766个项目的角逐中,共评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个尖子个人。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都倍加赞誉。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从6月到9月的全军大比武,被军史称为“百日辉煌”。

    然而,到1965年秋,当毛泽东发现罗有投靠刘、邓嫌疑后,曾被他赞誉过的“全军大比武”,成了“冲击突出政治”、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他的忠臣罗瑞卿则被他臭骂为“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野心家”,迫其跳楼自杀,但积极推举“大比武”而与刘、邓保持一定距离的叶剑英,却安然无事,还获得晋升。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颠倒过来呢?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人落难,亲朋遭殃。遗憾的是不少人认为,这种潜规则理所当然!

    生活在这种充满封建株连规则的氛围里,被李德生将军发现、被叶剑英元帅推举、最后被罗瑞卿总长看重的“郭兴福教学法”的创建者郭兴福,便随着罗总长的倒台而惨遭大难。

    因被罗瑞卿看重而获“罪”的郭兴福,被戴着高帽子、坐在笼子里游街。有一次,他在气温高达40度的南京大街上,在水泥道路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下头,膝盖上的鲜血把裤腿浸得点点黑红,豆大的汗珠在水泥路留下斑斑汗渍;有时还要手拿稻草大声说“我是罗瑞卿的孝子贤孙”,“我有罪”,“我罪该万死”……一个刚烈汉子,遭到如此蹂躏,他的身心受到了多么大的摧残啊!他绝望了;丈夫落难倍受歧视凌辱的妻子李淑贞,也绝望了。他们商量,用全家自杀来抗议迫害。与妻子抱头痛哭后,他要先“送走”他所疼爱的三个儿女——6岁的儿子钢钢、4岁的女儿炼炼和2岁的儿子久久,因为,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横行的中国,他怎能忍受留在世间的三个儿女被当成反革命“狗崽子”任人欺凌?当看见他的三个儿女惊恐地望着他在抽泣、在啼哭的时候,他的心跳动得几乎要破胸而出。他无法抑制住双手的顫抖,但决心已定:神志上的歇斯底里,使他咬紧牙根,野兽般地扑向他的儿女,用顫抖着双手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活活掐死,然后与妻子一起通电自杀。然而,电把他俩打懵却没有打死。妻子李淑贞醒后,见丈夫、孩子已死,砸开窗户,跳楼负伤。被剧烈撞门声震醒过来的郭兴福,跑到厨房,拎起菜刀猛砍了自己十多刀,绝望地倒在自残的血泊中。撞开房门闯进来的邻居们,目睹了那血淋淋的令人毛发悚然又令人心碎的惨烈场面!三个小孩死了,郭兴福和妻子李淑贞被抢救了过来。郭兴福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李淑贞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 

    呜乎!年幼无辜的钢钢、炼炼、久久,你们来到人世间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命中注定要你们为大比武殉葬?命中注定要你们当造神运动的祭品?命中注定要你们用短暂的一生为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付出生命代价? 

    谁是杀害他们的真犯!谁是杀害他们的元凶!公理何在

    死刑消息传出,正直的人都噙着眼泪不平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原12军军长李德生,先后出面多方工作,才将郭兴福改判为20年徒刑,多少擦掉了一些挂在人们脸上的泪珠。

    李淑贞已经没有眼泪,她常常坐在儿女的坟前发呆,久久不甘离去。好心人们常开导她,她也常不无懊悔地对人说:“当时我晕了,咋没有去挡他!”

    毛泽东死后,度过十余年监狱生活的郭兴福被释放了出来,恢复了军职和官衔;但巨大的悲痛已经使他变得冷漠、苍老、珠黄。八十年代初,当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采访他时,见他“原先那么虎虎有生气的人仿佛死过一回,动作迟缓,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思想和语言都带有那种心灵破碎所固有的冷漠和偏执。他没有丝毫失去那可怕的记忆,一举一动在都告诉你,他对那些恐怖场面记忆犹新,或许他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记忆里。”

    1985年,在儿女忌日那天,他曾想刴去双手,妻恸曰:“我们做过一次傻事,不能再做了!”他有所回心。然而一天,目光突然冷峻的他,骑着自行车,鬼使神差地与汽车相撞,结束了他五十五年辉煌、惨烈、悲凄的一生。

    据说不久后,李淑贞在郁郁中死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给这个家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都是后话。

    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更高层次上发展,“最高”、“顶峰”、“最最最”、“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教和口号,相继扶摇直上。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们看来,致伤、致残、家破人亡,给胜利者带来的不是困顿,不是郁闷,也不是怜悯,更不是悔恨,而是愉悦、舒畅、欣慰和颠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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