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06章五）

    1965年5月，在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参加的集体讨论会上，讨论和审定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会议一致通过了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427条语录。由于林彪曾明确指示过：“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因此，总政为了达到军内每个战士人手一册，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但由于地方各级领导都来部队要《语录》，实际发行量大大超过计划，增到1,213万册。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和罗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权贵们强有力的支持，这本小小册子，很快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这本有“东方《圣经》”之称的《语录》，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数，就有10.5亿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以及各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在内，其数量之大，更为惊人。又据报导：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出版的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语录》，就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高达50多亿册。其中，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毛主席语录》，高达数千万册。还有报导说，法国、德国、瑞典、印度、马来西亚、刚果（布）、朝鲜等21个国家，用英、法、僧伽罗、泰米尔、印地文、旁遮普、朝鲜、孟加拉等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有数百万册。其中，日本翻译出版了近30万册。据当年政府统计，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男女老幼人均持有《毛主席语录》1.5册以上。因此，《毛主席语录》被国际上公认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自此，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中国也因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响往的胜地！”

        在中国，人手数册的《毛主席语录》，把中国变成了红色海洋。（图06-7）

    对于“红色海洋”，有人曾这样描述：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都要进行朗读或背诵，时称“天天读”。 

    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要举行敬祝仪式，即站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手擎《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结束仪式，时称“早请示”。晚上上床睡觉前，如法炮制，时称“晚汇报”。除了这种标准的宗教式的敬祝仪式外，还有唱歌、跳舞等敬祝形式。

    也许有些读者发问：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怎会举行这种荒诞不经的宗教仪式？甚至有人可能认为，笔者有意用这种虚假、荒唐的无稽之谈来蛊惑人心。笔者是否在弄虚作假？否！读者请看敬祝仪式种种（图06-8）：

                                                                                              图06-8： 敬祝仪式种种

       除“早请示”、“晚汇报”外，在上下斑前后，在会前会后，在饭前饭后，在火车、轮船上，都要按时举行敬祝仪式。时称“时时祝”。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

    这种敬祝仪式，以它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能逐渐消蚀人们的活动力、识别力、判断力和批判力，攫走人的情感和责任感，并使崇拜和臣服内化定型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了的精神族群。这都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除“天天读”、“时时祝”外，还要处处学习《毛主席语录》。请看下面一组“处处学”（图06-9）：

                                                 图06-9：“处处学”《毛主席语录》

     总之，田间地头，工地车间，校内课堂上，军队演练中，都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学《毛主席语录》，不学便视为对毛主席不忠！ 

 待人接物时，更要颂扬《毛主席语录》，时称“事事颂”。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呼应。有人在文章中这么写道：

    老太太上街买菜，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两斤菠菜?”

    买卖成交后，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两毛钱。” 

    尽管这有戏谑之嫌，笔者并没有遇到过，但相信有存在的可能。

    笔者打电话曾遇到过尴尬。那时电话不是自动接线，而是由总机人工连接。通常打电话者摇通总机，总机小姐便问：“喂，要哪里？”打电话者回个地址后，电话就会很快接通。但在《语录》盛行特殊年代里，通话“规则”大变。有一次我摇通了总机，传来了总机小姐的声音：“‘反对自由主义’，要哪里？”由于我没有先背段语录就说了要通话的地址，接线小姐当即拔线挂机，无论我再怎样摇机，对方也不搭理。无奈下，只好到别处找电话再打。

    除“天天读”、“时时祝”、“处处学”和“事事颂”外，《毛主席语录》还是攻防利器。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既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巴金在劫后的一篇《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文章里，有过一段形象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

    在派性斗争中，由于造神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毛泽东言论成了“最高指示”、绝对真理。因此，在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攻讦驳辩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毛主席语录》里引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条，借以攻击和诘难对方，于是，便出现了滑稽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毛式奇特的“语录战”！如一方振振有辞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便还以颜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派性斗争中，这种以“文斗”方式进行的“语录战”，到头来，多数都演变成了“武斗”，最后决定胜负的，仍然是拳头、棍棒和冷、热兵器。 

    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交接中，最高领导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居然也发生了“语录战”：一方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孰是孰非？这种在暗箱中操作的权力斗争游戏，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人民群众不得知。最后，老百姓知道的仅仅是：“四人帮”被“粉碎”。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必然要用他的《语录》作武器，推向国际社会，直接用于“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战场。例如，1968年4月16日，他曾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分，发表了干涉美国内政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于是，豪情四射的毛的“群众”们，频频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多起外交事件：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笔者：“X”，引录的资料原文如此，下同。)

   去X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X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国群众愤怒。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台下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黄镇和宋之光为了维护中法友谊，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到1967年，回国后的宋之光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挨批斗，“坐”了“喷气式”。

   1967年，我国69名留英、法等国的学生，回国时途经苏联，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挨了打，30多名学生受伤，其中４人伤势严重。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莫斯科的百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被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制止，差一点在莫斯科酿成大血案。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并被法方用囚车押送飞机场，逐出法国。

    在一系列丑陋表演碰壁后，到了1970年，自以为是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才不情愿地下令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这与两年前他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豪情，大相径庭。由是，毛泽东的“群众”们，在国外的荒诞行径才告结束。 

   《毛主席语录》在国外受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法发威；但在国内，不要说非议，任何对《毛主席语录》的不尊重，都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惩！

    主编《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说：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笔者：看来田晓光不愿反思)，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她还披露：

    北京x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

    解放军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跳楼自杀。

    编辑《毛主席语录》时，她的唯一助手张凯夫往毛主席头像上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她也因此被株连，审查后打入“牛棚”。   

    她还抱怨，到1971年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她又被隔离审查，审她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她说：“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田晓光有所不知，在河南省许昌市，笔者亲眼目睹一个名叫王华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杀于许昌东关汉朝晁错墓碑前。他的罪名是把《毛主席语录》垫在桌腿下。如果田编辑知道这件《语录》血案，是否能有所愧疚？这里，笔者没有要她承担什么责任的意思。

    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随着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温都尔汉，被个人崇拜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似乎有所醒悟，红色海洋的狂热也因之退烧。踵接而至的是，《毛主席语录》这个“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悄然落下，到毛死后，完成造神运动历史使命的“红宝书”，最终被扫进垃圾堆里，并从曾为此发烧过的人们的生活里淡忘、遗弃、消失。但许多在忠君封建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对“红宝书”的风行，不愿追思，也不忏悔，甚至愚顽得附和御用学者们的刻意说教：“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