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09章一）

第09章 利用红卫兵造反

09章目录

     毛泽东的天才在于，消灭对他权力构成威胁的人，他不会采用像民间传说“火烧庆功楼”那样的蠢办法，而是借“群众”之手即借红卫兵之手，用大批、大斗、大辩论和大破“四旧”的形式，去大造消灭有理的舆论，再以层层剝笋的战术，使大批、大斗、大辩论和大破“四旧”逐步升级到大虐杀的红色恐怖高度，从而名正言顺地达到逐个消灭对手之目的。

    一. 大字报、大批判  

    毛泽东一贯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他的所谓“造成舆论”，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大批判——妖魔化政敌！

    批判,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词性有中性的一面；但多数用于否定，即对错误思想、言行进行批驳、谴责和否定。在中国，批判就是否定；“批判”前冠上一个“大”字，就是妖魔化的全面否定。 

    在毛泽东的中国,作为政治否定的话语方式，历史记录着大批判的轨迹：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7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大批判,1965年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批判，等等。这些后来被中共否定了的几次批判、大批判，当时都是那么“理直气壮”、“大义凛然”，调动“千军万马”，以“挟雷霆万钧之力，裹倒海翻江之势”，矛头直指学者教授、文士墨客、政治异己和弱势群体，其威慑震骇力之强烈，足以使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到1966年，大批判已经普及、定型，其运用手段已达炉火纯青的高度。

    从批判到大批判的“第一次飞跃”，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产生的。那时，毛泽东给大批判规定了它的载体，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所谓“四大”。其实，当年的媒体报纸、杂志、电台都在搞大批判。作为“四大”之一的大字报，实际上承担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即大批判载体的功能，它同其他媒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类同于今日博客、BBS。如果说有区别，仅仅是没有编辑、审核、出版许可证而已。应该肯定，大字报是对媒体高度一元化的抗拒，是“舆论一律”极权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有限民主形式，同其他媒体一样可以为民主服务。但当这种形式被权力占有时，同其他煤体一样，会变成权力的喉舌，变成专政的工具，大字报不能例外。毛泽东利用“四大”引蛇出洞，结果右派上钩，大字报这种有限民主形式，变成了铺天盖地、一边倒地大批判大镇压右派的载体，终使55万右派分子束手待毙。

     聂元梓那张被毛泽东赞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大字报贴出后，大批判实现了“第二次飞跃”, 亦即从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发展成唯我独尊，杀气腾腾！（图09-1）以康生、曹轶欧夫妇秘密打造的聂元梓大字报和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清华附中鼓动炮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及其《二论》、《三论》小字报，都是大批判“第二次飞跃”的代表作。这种源自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大批判，都被毛左们打扮成群众的自发。这时的大批判，已经没有是非之分，没有矛盾性质的界限，一切都以人划线，唯毛是尊。到此，大字报同其他媒体一样，沦为毛泽东独裁权力的喉舌。

    在大批判上，红卫兵堪称毛泽东的尖兵！

    毛泽东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据此，有学者认为，红卫兵大造院校领导和教师的反，是对长期填鸭式、经院式、专制式教育路线的反叛；心理学家认为，反抗产生于压抑。应该承认，学者们的分析不无道理。在红卫兵运动和而后的造反派运动中，对压抑的反抗和对专制的反叛，都表现得非常鲜明。但笔者认为，在早期的红卫兵中，反抗和反叛并非主流，主流是革命！

    早期的红卫兵由工、农、兵、革干、军干子弟等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组成。他们都是“自来红”，他们的领导骨干大多是中共高级官僚子弟，因而被人们称为“老红卫兵”，亦称“贵族红卫兵”。由于他们的骨干出身于官宦家庭，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便得到了中共院校工作组的信赖和支持。例如，邓小平的千金邓榕，同残杀校长的嫌犯宋仁穷上将的女公子宋彬彬一样，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图09-2）。

    贵族红卫兵自成立之日起，都把“老子革命儿接班”作为“当仁不让”的权利。他们得天独厚，能从长辈那里得到许多旁人难以得到的政治信息。在大革命面前，他们几乎没有观望，没有“第二次反右”的踌躇和忧患；“狼奶”的哺育，使他们的人类兽性一面急剧膨胀起来：他们自觉怀着父辈们嗜血的激情，踏着父辈们钻营的足迹，背诵着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用红色暴虐乖戾的语言充斥他们的大字报，使他们的大字报满天飞舞——应着毛泽东的革命鼓点弹跳。根据父辈们的指导或暗示，他们把大批判的矛头直指毛泽东选定的目标：旧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彭罗陆杨以及文艺黑线人物等，都成了他们的革命对象；教育部、大中院校负责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技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庭出身“不好”的大、中学生等弱势人群，已被他们统称为“牛鬼蛇神”，都成了他们刀俎上的鱼肉，都成了他们任意屠宰的对象。

    他们自以为得计，自以为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铁定的接班人；但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利令智昏使他们误判了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要他们为向他们父辈夺权作出牺牲。

    为了打倒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毛泽东要发动年青无知的红卫兵特别是平民红卫兵，去为他冲锋陷阵。天才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平民红卫兵同他们的领导骨干，大多是工、农、兵家庭出身，没有什么权力背景。基于父辈反右前车之鉴，他们对“横扫”、“造反”，多冷眼旁观，或仅摇旗呐喊而已，不敢冒然造次；他们之所以要另立旗号，仅仅是看不惯贵族子弟们的专横跋扈。为了利用贵族红卫兵们拼杀，从而带动平民红卫兵起来造反，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里有意闪过一笔，不提他曾多次提出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向党内右派集团暗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清算“文五界”即清算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牛鬼蛇神”和他们的支持者彭真等人，使高干们放手让他们的子弟出来革命，使贵族红卫兵无所顾忌，从而带动平民红卫兵造反。用革命鼓动反叛，毛的这一招“阳谋”，果然奏效。

    以革命为己任的贵族红卫兵们，以大字报为武器，今天批张，明天批李，今日命令这个人坦白交待，明日勒令那个人低头认罪，他们俨然以无产阶级法官自居。他们又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管理者：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外交事务，小到街头修鞋和日常穿着，都在他们管辖之内。他们本能地喊出了纯血统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其不可一世的傲气宣泄无余！在贵族红卫兵表率和刺激下，各路平民红卫兵纷纷亮相，他们的反叛精神在革命口号掩护下，踩着贵族红卫兵的革命血迹，杀出校院，杀向社会。毛泽东发动“群众”的“阳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在革命红旗映射下，此时的红卫兵们，已经不满足于大字报的杀伤力，他们开始用拳头、皮鞭、棍棒和刀具来进行革命，使大批判实现了从精神折磨到肉体虐杀的飞跃，从而使人性之恶即人类兽性的一面，得到了淋漓的张扬和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