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贵族红卫兵贴出了这样一副“鬼见愁”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一书中，把“鬼见愁”对联斥为“法西斯式的、反人道的封建理论”是很有见地的。仔细观察，人们会发现，“鬼见愁”对联同间接从德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一样，是直接从德国引进的希特勒主义，两者同是被德国人抛弃的德国货：
上联——是雅利安、日耳曼民族拥有“最优秀血液”的种族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翻版；
下联——是“血液污染”的反犹太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横批——是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在中国的有机化合物。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引发了强烈震动：围观者，传抄者，颂扬者，批评者，比比皆是。8月，这副对联传入北大、清华等北京大专院校后，旋即传遍全国。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最形象、最具煽动力的口号。几乎一夜之间，出身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等“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英雄”、“好汉”，他们趾高气扬，左右通达；几乎一夜之间，出身“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和而后增加的资本家、“走资派”统称为“黑七类”家庭的子女，成了“贱民”、“混蛋”，他们低三下四，左右是难。尽管有人批评这幅对联不符合“毛主席‘重在表现’政策”，尽管陈伯达也批判了这个“血统论”，说它是出自封建君主世袭制的“错误观点”，但不少人特别是高干子弟们，依然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
“鬼见愁”对联的出现，是刚刚兴起两个月的红卫兵运动分裂为贵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的重要标志。
在贵族子弟们“好得很”的高呼下，“鬼见愁”对联继续广传远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不同的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赤色骂：“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以贵族子弟为主的“红旗战斗小组”，在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文章中,宣誓了他们的希特勒主义：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贵族子弟们像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党卫队一样，用大字报宣泄了他们的不可一世：
“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我们‘自来红’的厉害！”
“要是想革命跟着老子走，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鬼见愁”传入北师大女子附中后，立即生效。1966年8月4日上午，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其中：10人是“自来黑”，即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属“狗崽子”；10人是“自来红”，即“红五类”家庭出身，大多数是高干子弟，属当然接班人；其余20多名出身于“不红不黑”家庭，称“红外围”。斗争会开始，10名“自来红”坐在椅子上，“红外围”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站在教室前面，面对“自来红”挨斗。一个“自来红”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自来黑”们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自来红”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时“自来红”还动手打、用脚踢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
“鬼见愁”在北大附中里横行霸道。高三的男学生朱彤，因父是右派分子而惨遭毒打，并把他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爬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分子。当班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哀求高干子弟红卫兵头头彭小蒙同学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出于对“黑五类”家庭出身同学的“义愤”，这位被毛泽东表彰并亲自接见过的彭小蒙，毫不留情地把万红揪到教室里批斗。批斗万红时，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恶作剧地突然把凳子抽走，把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鬼见愁”对联也左右了当时的“大辩论”：在辩论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五类”，会马上被轰下台。因此，当时的“大辩论”舞台，成了“红五类”红卫兵横眉怒目、指点山河的专区。
在高呼“鬼见愁”对联“好得很”上，谭力夫脱颖而出，成了捍卫贵族纯“血统论”的骁将。
谭力夫何许人也？这位当时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是前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公子。其父虽已过世四年，但在贵族大院内外，谭力夫与贵族们的血脉息息相通。周恩来对其家关爱有加；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等，都是他家庭座上常客；据传，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是他的干爹；在贵族大院和学校里，他还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贵族子女交往甚密，堪为好友。三十年后，已挤身于高级干部的谭力夫，以谭斌名子出了几本书，自誉“一身正气”和“两袖清风”。这位“一身正气”的谭立夫，于1966年6月，在以杜万荣为首的工作组支持下，在工大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被任命为红卫兵总队长，同当时的工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高干子弟刘京(后飞黄腾达官至公安部副部长)的合作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工大300多师生打成“黑帮”、“右派”和“牛鬼蛇神”，出尽了风头。当他发现有些红卫兵向共产党老干部造反时，特别发现“黑五类”子女们蠢蠢欲动时，敏锐地察觉到右派要翻天，贵族子女的“责任感”，使他突发了只许贵族革命、不许别人造反的决心。见到“鬼见愁”对联后，8月12日，便与刘京合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这幅对联的内容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们写道：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
“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
谭、刘文章虽然受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的“劝阻”，但却得到了关锋的明确支持。８月，他在国务院接待室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我看基本精神是为了贯彻阶级路线，是要工作组依靠工农子女，干部子女。”关锋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血统论”是中共阶级路线的本质反映。在中央文革“劝阻”和明确支持下，8月20日，谭力夫在学校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措词蛮横的讲话。这篇数十分钟的讲话，引起了“红五类”子弟的共鸣，使他须臾变成了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名人物。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在流传谭力夫的讲话。在谭力夫的这篇讲话中，充斥着“只许我革命、不许人造反”的骄横和霸气。在抨击各种对“鬼见愁”指责的同时，他说：
“我爱讲老实话。有的人不爱讲老实话：‘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看只有工农革干子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本事，你们谁敢？看来还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
“我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蛋！”
“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破口大骂，骂出了他的“一身正气”，骂出了他未来的飞黄腾达，同时，也骂出了平民红卫兵的崛起和快速壮大。
1966年10月，谭政文生前腐化堕落问题被人揭发，谭立夫已跌到“黑七类”家庭出身的边缘。而此时，陈伯达代表中共批判“血统论”的报告已广为传播，谭立夫由是失宠，当年被捕入狱。周恩来的态度耐人寻味。1966年11月15日，他在接见天津大学等院校红卫兵代表时说：“象谭力夫的发言，那就是错误的，六，七月里可以，到九月、十月再偏激就不应该了。”1967年5月29日，经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交涉，谭力夫被释放出狱。被恩准出狱的谭立夫，摇身一变，成了军官，旋即遁形于部队之中。文革后，已更名谭斌的谭立夫，以文革“受害人”的身份，著书立说，踏入青云直上的官僚坦途，先后担当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故宫博物馆党委书记等要职。
正当贵族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鬼见愁”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使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正当谭立夫为“血统论”推波助澜肆意诋毁和迫害“黑五类”子女的时候，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拍案而起，投笔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写道：(图09-9)
图09-9：《出身论》 |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参加红卫兵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
遇罗克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他在《出身论》中写道：“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遇罗克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
在《出身论》中，遇罗克抨击了刘、邓右派集团工作组的极左面孔：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笔者：意指大兴县的大屠杀），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
《出身论》还从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高度，批判了“血统论”；批判中引用了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话，作为立论的论据。《出身论》1966年9月定稿。原《中学文革报》在发表《出身论》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反动的唯出身论，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哲学垃圾堆里寻得理论上的根据，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是反动的唯出身论，使一部分青年学生背上了‘自来红’的大包袱，自以为老子是天生的革命者，其结果正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是反动的唯出身论，迫使另一部分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们甘居中游，使他们放弃对国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应尽的责任。”
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深切同情和强烈支持：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到处都在传播遇罗克的文章。一时间，遇罗克成了当时中国备受污辱、损害的最底层老百姓的代言人。
图09-10：人权先驱遇罗克 |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横行，固然与贵族子弟们当然革命、当然接班的思潮有关，但长期以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路线”，则是这种思潮发生、发展和肆虐的根本原因。例如：提干要填出身，查三代，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得到提拔；在高等学校招生中，成绩优秀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会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等等，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腐朽思想，是毛左派集团政治上走封建社会主义道路的活标。“血统论”一经提出，便横行霸道，其根源就在于此。《出身论》以毛泽东语录立论，是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种无可奈何的、哭笑不得的、充满历史滑稽的选择。但这可悲的历史幽默，却触怒了中共当局。它的鹰犬、中央文革小组笔杆子、大权在握的戚本禹，诬蔑《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一句话，把热血青年遇罗克送上了断头台：1970年3月5日，年仅二十七岁的遇罗克，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枪杀于北京体育场。（但据其弟遇罗文回忆：“1970年3月5日，罗克和另一批‘死刑犯’一起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图09-10）
一个鼓吹“血统论”，一个批判“血统论”，一个挤身高官，一个死于非命：“一身正气”颐养天年的谭立夫和父母右派备受歧视的遇罗克，两人在人格和遭际上的鲜明对比，给毛泽东和中共的人权史，写下了无法抹去的最黑暗、最可耻的一页。
“血统论”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为了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清除他们的社会基础，他借助贵族红卫兵的“血统论”以及他们目空一切的骄横、霸气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取得令他欢心鼓舞的“辉煌”战果。但当他按照他打倒刘、邓战略部署把斗争矛头转向刘、邓右派集团成员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他发现，在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立下汗马大功的高干子弟们，正在利用“血统论”来“保爹保娘”。因此，他决定抛弃贵族红卫兵，谕示中央文革小组批判“血统论”。
1966年10月16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谕示，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报告中，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他说：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陈对“血统论”的批判是可贵的，尽管批判是轻描淡写的。由于毛泽东的中共拒绝承认“血统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的必然产物，因此，同是批判“血统论”，陈伯达高官照做，人权先驱遇罗克却被中共“依法”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