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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月”期间，一场“保卫首都”大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北京，约十万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驱赶到农村。当时官方所有“喉舌”，对中共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导，力图把这种违宪行动，消泯在无声无息之中。
但中国老百姓在“红八月”半年后，还是从政府的布告里，得知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充满血泪的、反人类的大驱逐事件。
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的布告，时称《三一八布告》。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布告命令被遣送走又“私自返回北京”的人：“必须立即离京，违者有革命群众组织和公安机关强制遣送，无理取闹和有破坏活动的，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这个布告列出十类被遣送的人员：
（一）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
（二）查有实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
（三）表现不好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份子；
（四）表现不好的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
（五）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
（七）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表现不好的份子；
（八）贪污盗窃份子，投机倒把份子；
（九）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份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十）有流氓、盗窃、犯罪行为，屡教不改的份子。
从布告文中可以看出驱赶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即“黑五类”，还包括原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家、“摘帽右派”和他们的“家属”等，即“黑六类”及其亲属，而当时大量存在的“小业主”，原属“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驱逐中，都被升级为“资本家”加以驱赶。在布告里，“表现不好”同“牛鬼蛇神”一样，是个界线含糊、弹性很大的词语，这种可以随政治标的的变化任意伸缩的模糊概念，使中共掌门人和各级权贵们，都握有生杀大权。
这个布告公开以政府名义，确认了野蛮驱赶这种大规模“奸污”宪法的“合法”性。而“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则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欺骗、虚弱和无耻！
“红八月”大驱逐行动，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阶级成份净化成“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由于有毛泽东亲自起草和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条，它的第九十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条条规定，因而使他们暂时找不到驱赶的借口，从而使他们暂时没有付诸实施。
《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周恩来闻风而动，立刻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意见书，经毛泽东批准后立即实施。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不仅增调七十和一八九两个主力师驻京进行威慑，还制定了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驱逐“成份不好”居民的长期计划。但也因有碍于毛泽东《宪法》的有关规定，苦于找不到适当“理由”作借口，迫使大规模驱逐计划再次“搁浅”。
1966年8月23日，毛泽东发布了“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的“最高指示”后，红色恐怖已经形成，给驱赶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必要条件。老谋深算的周恩来，为了保护党内右派中的朋友和实现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他采用了与毛同样的“借刀”计——利用红卫兵。
据传：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等机构中实力人物的指使下，1966年8月23日，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第二天，“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应声也发出了《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传单。通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这种政出多门的作法，没有得到周恩来的支持。8月25日，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周借“西纠”的刀，力图在平衡左派红卫兵的同时，来执行他的大规模驱逐计划。紧接着，一些类似组织迎风成立，如“东纠”（东城区）、“海纠”（海淀区）。
据悉，“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者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大员的支持——他们都是当时活跃在台上的党内中摇派权贵。由于周的“亲自关怀”，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许明和李梦夫、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宋惠、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梁健等多名政要，都成了“西纠”的核心参谋；“西纠”的宣言、通令、通告等文件，许多都是经过他们手或起草、或修改、或审定的，而他们的子女，也多是“西纠”的骨干。由于周的“亲自关怀”，石油工业部为“西纠”做了妥善安排：为他们提供了两间办公室，安装了直通电话机，一辆嘎斯69卡车供他们调遣，夜间值班人员都能穿上合适的军大衣，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全部由石油部核消，等等。由于周的“亲自关怀”，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西纠”成员“光荣”地承担起了天安门上下维持秩序的纠察工作。
1966年8月29日，在核心参谋们的合谋下，“西纠”发布了大规模驱逐的“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笔者：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给出路就是“滚出北京”。在“红八月”里，“西纠”的这个大规模驱逐令统一了其他红卫兵的通告。由于根子粗、后台硬，“西纠”的驱逐令像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效，各路红卫兵都在警察的帮助下，积极而迅速地用暴力执行之。
在要么被打死、要么“滚出北京”中，那些被中共反复清算过多次的、毫无反抗能力的、战战兢兢做人的“黑五类”弱势人群，以及小业主、资本家和所谓的“牛鬼蛇神”等新增加的弱势群体，都默默而痛苦地选择了“滚出”，忍气吞声吞泪地离开了他们久居的、宪法赋予他们“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利的北京。
在政府、警察的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主持执行了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驱赶行动。驱赶行动包括：抄家、没收财产、注销户口、殴打、处理反抗驱逐而被打死的尸体，以及把被驱逐者押上火车，有的直接被红卫兵押解到农村，等等。在北京火车站，为被驱逐者设立了特别入口，由红卫兵把守。很多被驱逐者在车站遭殴打，有的被打死。被驱逐者大多数人是通过广安门火车站离开的。为了减轻运输负担，他们的家具都被没收，每人只准带少量的衣服和炊具。
许多北京居民为了躲避红卫兵的暴虐，赶在红卫兵搜查之前，便让阶级成分不好的老人或者亲属逃离北京。在8月下旬至9月的40天里，北京全市有8.5万人在被抄家后，赶出了北京。另一说法是：8月13日至9月15日，北京9个城区和近郊区，共驱赶7.7万人。还有一说法：在1966年夏天，北京城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约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2%。
北京红卫兵的驱逐革命，很快传到上海等其他城市。据当时统计，到10月10日止，上海全市已有9,260余人被驱赶到农村。在广西南宁市，有数千户居民被当作“四类分子”被驱赶到农村监督劳动。又有报导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统计，到10月10日，有2,650人被戴上“黑五类”的帽子，他与他们的家庭被驱赶出齐市。又据知情人披露，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工作会议上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上说，到10月3日为止，全国各地从城市里驱赶到农村的地、富、反、坏分子141,700名，资本家和房产主11,100名，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驱赶总数为397,400名。此外据称，在大驱逐中，“破获反革命案件”1,788起，没收黄金118.8万两。
但有学者认为，在“红八月”的大驱逐中，全国至少有50～60万城市弱势人群被驱赶到农村，他们的家财被没收，估计有一万多人在驱赶中死亡。
据报导：被驱逐的居民中，有很多是随子女在京料理家务、照看孙辈的老人。当由红卫兵押送他们回原籍时，不少人被剃成光头、“阴阳头”，沿路遭受多次凌辱、殴打，其中一些人惨死于遣返途中。例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就打死了一个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有些上海人曾在火车站上，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了多具尸体。1966年9月，在广州市十一中召开的学生大会上，三个来广州串连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红卫兵，在指责广州死气沉沉后，向中学生介绍了他们在北京包括驱赶在内的“革命行动”。他们自鸣得意地说：“北京斗争时，是将对象押上高台，要他们跪下，用皮带打，对顽固派就把他打死。搞完校内就搞校外，限令四类分子离开北京，不执行就打死他。北京每晚外出打流氓，一晚就打死10个、20个。我们南下时，在火车上就把四类分子打死了十多个，打死后由窗口掉（丢）出去就算。要搞红色恐怖。” 在押解中，弱势者究竟死了多少？
又据报导，被驱赶者到农村后，农村也把他们当成“专政对象”，他们中有的人，一到农村，便遭批斗。例如，北京农业大学职员何洁夫、高吉章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红八月”里，他们同北农大其他67人一起，被逐出了北农大，强行驱赶到广西农村。1967年11月14日，何洁夫在“群众专政”中，被村民打死。又如，被驱赶者中，许多人是年老体弱者，在吃、穿、居住等生活条件突然恶化下，他们遭到了贫困、病患和专政的三重交迫，很快便倒毙在农村里。驱赶到农村的弱势者，究竟又死了多少？
1966年年底，根据毛泽东宽猛相济、恩威并举的人治战术思想，中共对红卫兵在“红八月”里乱杀乱打的作法进行了“限制”和“纠偏”，红卫兵打人和驱赶等乱法情况，才有所缓和。
在这种情势下，有些在农村挣扎着活了下来的被驱逐者，看到了重回北京的希望。他们利用中共昭示的“宽”和“恩”，即所谓“要文斗，不要武斗”、“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等指示和承诺，到京上访，试图重返北京。但《三一八布告》使他们的希望化成泡影。
不仅如此，有些被驱逐者因上访而获新罪。如北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师胡秀正和八中物理教师张连元夫妇，全家被驱逐到农村的理由是：张父是“漏划地主”。到农村后，他们对照当年土改政策，认为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被订为“漏划地主”不实，因而上访；然而，上访使他们获得了“翻四清运动的案”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两项新罪名。胡秀正不服惨遭批斗，终因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在上访中，弱势者因新罪名又死了多少？
周恩来的“借刀”计没有完全成功。1967年初，“西纠”等打杀成性的贵族红卫兵组织，被毛左派以“保皇派”罪名加以取缔。做为“西纠”的总后台，周恩来险些被打倒。“西纠”虽倒，但他的大驱逐“功劳”却被中共肯定，《三一八布告》就是证明。
毛泽东曾说过：“人死应开庆祝会”。在档案尘封，拒绝调查的情况下，人们无法知道在大驱逐中死亡的确切人数，无法知道“庆祝会”的规模，因而没有机会表达对“庆祝会”的愤慨和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