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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体灭绝暴行之一：大兴大屠杀 （回本章目录）
万木惊呆天地暗，
黑烟滚滚冲霄汉。
杀气腾腾心肌颤，
哀声怨，
抢夺人命李恩元！
五入村中驳誓干，
刀光剑影手中看。
虎口难生抛里万，
同心劝，
留得整数梁山汉。（作者注：108个生命）
这首标题为《渔家傲. 反对杀害无辜》的词，是当年中共北京市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张连和所写。
据报导：在“红八月”里，在毛泽东“要武精神”和“血统论”的蛊惑下，北京市昌平和大兴两县农村，拿“黑五类”及其家属等弱势群体开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群体灭绝性大屠杀。其中，昌平屠杀人数比大兴县多。据披露：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的黄土南店大队，在1966年8月底，就打死了19人；离定陵不远的黑山寨大队，地主分子王占保全家被揪出批斗，王占保和他的儿子都惨死在乱棍之下,九岁的孙子也没逃脱，被从野地里抓回来，当众撕成两半。由于昌平县信息控制比较严密，杀人又比较分散，集中报导不多，因而群体杀人事件显现得没有大兴县那么突出，其屠杀名气也没有大兴县那么大。
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名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书。书中披露，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4）
有资料显示，位于北京大兴县的西部的东方红公社（现北臧村乡），从1966年8月27日就开始杀人，共杀98人。其中：新立村杀53人，马村杀34人，六合庄杀11人。
张连和在一篇《五进马村劝停杀——文革大兴县屠杀侧记》中写道：
“八三一”（笔者：1966年8月31日）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振元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张连和目击了马村大队的群体灭绝大屠杀。他写道：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厢房3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倒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张连和后来对人说，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都在那次屠杀中死于非命。
张连和在他的《五进马村劝停杀》文中还写道：
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那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词中“抢夺人命李恩元”的李恩元是什么人？此人是北京市大兴县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人权学者遇罗文在北京坐监时，遇上了一个被狱中犯人起了个外号叫“屠户”的犯人，他就是马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遇罗文写道：
据监中犯人们传扬，别的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的马村则不然。他们头一天把“黑五类”老人用棍棒打死，把“黑五类”婴幼儿劈成两半，然后把“黑五类”青少年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双手，拴住拇指吊起来，再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为了不让青年人死得太快，多受些罪，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在这种折磨和毒打下，全部死掉。对于“黑五类”少年，他们也不放过：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他们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他们还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被迫停止了屠杀。由于“屠户”是执行者，不久便被无罪释放！
遇罗文还曾到北臧公社作过调查。他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王先生是北臧村人，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副村长，他的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他们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
他们说，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精心策划。比如，为了顺利杀害一家人，凶手们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叫被害人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被害人没有还过神来就被勒死，然后接着叫他家的其他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电线，人一出来就触电身亡，连气都没有出。
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可以毫无顾虑地为所欲为。他们说，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孙儿说：“奶奶，迷眼。”老人痛苦而无奈地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最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村里去要人，单位不放，算躲过了这场劫难。可在村里的表姐和她的三个儿女都没有躲过去，全部遇难，其中一个上中学女儿，被活活打死在放学的路上。
王先生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1966年8月27日那天，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类”大人和小孩押来陪斗，让他们跪在玻璃碴上，并用棍棒朝他们的头上、脸上乱打，当场把陪斗的大人和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吓得学生们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保护起来。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害校长的命。
他们说，刽子手行凶的动机，不少是出于个人恩怨，有的仅仅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私利。有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便急于杀人赖帐。例如，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议。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贫农，欠了陈家的钱，为了赖账，拿起杀猪的通条，不由分说，将这一家人扎死。更有甚者，有好吃懒做、娶不到媳妇的癞皮光棍，也趁杀“黑五类”之机，夺其妻女当老婆，美其名曰“给你换换成分”。
他们说，并不是所有贫下中农都是刽子手。在新立村，有个赶车的车把式，在装运尸首的时候，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想救她一命，便把她藏在车辕底下。不料车子的颠簸把女孩儿震醒，打手发现后，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车把式怒不可遏，扔下鞭子不干了。
“屠户”怎么被迫停止了屠杀？张连和写道：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硬是在他们举着棍棒的中间“冲”到村东口第一道防线处。他们仍不让进村，后在王书记“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的厉声硬语中，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威的时候，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又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他们说，我们已经杀红了眼，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
张连和认为：“一场极小范围的无辜之人被杀事件被制止了。这在大兴县来说，虽然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但毕竟是挽救了一百多口人的性命，功不可没。”于是，他赋诗一首，“权当佐证”。
七绝 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
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
阴转多晴把党夸。
尽管笔者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无法苟同，但当“阴转多晴把党夸”的时候，人们应感谢大兴县县委书记王振元和《五进马村劝停杀》的作者张连和等人，是他们挽救了108人的性命。除此而外，我们还能“夸”谁呢？
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红卫兵眼里，不过一个小小“股级”当权派，竟敢如此大胆地杀人！在“县太爷”县委书记面前，竟敢“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明目张胆地威胁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后台是谁？根子多硬？
当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后来，形势稳定以后，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
吴德把大屠杀的责任推到村支部书记和群众身上，并把支书抓了起来。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但为什么抓起来后又很快放掉？例如这个“屠户”李恩元，关了不久便被无罪释放。这一关一放，使吴德的“调查”露出了破绽：隐情很深。后台呢？根子呢？吴德有意回避。
对此，张连和写道：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行动快的“公社”和“大队”都把“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监管起来，随时拉出来批斗，进而杀害。
显然，这挑动仇恨、制造对立的进行“村村见血”式土改运动的恶果之一。是哪“股腥风刮到大兴县”？张连和写道：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大兴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高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语录”成了最流行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温良恭俭让”被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打、砸、抢、杀，很多无辜的人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
尽管张连和没有指名道姓说出“屠户”李恩元的后台、根子，尽管还有隐情没敢说出，但却明明白白地道出了那个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仅此一点，就比吴德诚实得多。因此，当我们“夸”县委王书记和张连和等人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夸”、去歌颂那些中共权贵们？恰恰相反，我们却有责任去谴责中共、中共大员们和他的掌门人毛泽东：正是他们为了私利，为了权力，不惜撕毁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去制造混乱，破坏安定；正是他们，为了私利和权力，发出了“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和“我看，打死人的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的乱打乱杀的动员令；正是他们，为了私利和权力，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蛊惑人心，去制造和支撑这种反人类的兽性大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