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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肉横飞大辛庄
在档案尘封、遏制调查的情况下，人们很难知道大兴县大辛庄公社大屠杀的详情。人权学者遇罗文通过艰苦的调查，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二十一世纪初春的二、三月间，遇罗文曾两度到大辛庄做调查，他先后采访了当年大队干部韩玉春、李福荣、王世荣和刘尚彬。
韩玉春在改革开放前几年，曾当过离大辛庄四公里的西白疃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福荣是四清时被罢、1973年又恢复的红升大队党支部书记，1980年他辞去书记职务；王世荣是西梁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村子在公社南面8里远，是拒绝屠杀连夜到北京上访的书记；刘尚彬是王世荣上访时留队的村干部。
遇罗文很快了解到，大辛庄公社大屠杀的组织者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在内的“九人小组”。8月31日，高、胡两人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一个新“精神”，要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会议决定：各大队当夜必须动手，拒绝执行或把消息透露给“阶级敌人”的，按“反革命”论处。为了了解屠杀组织者的后台和动机，遇罗文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但其弟拒绝采访，理由是“上级”禁止他向别人提供屠杀史实，使他的采访碰了个钉子。
据韩玉春说，1966年8月31日夜里，大辛庄公社一夜就杀了106口人！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八三一事件”。那天夜里，靠近公社的四个生产大队都采取行动，这四个大队是黎明、中心、昕生和红升。屠杀理由同东方红公社雷同，即“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要先下手。
韩玉春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随部人起义，19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但“起义证书”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八三一事件”第二天，韩玉春得知噩耗:姑姑一家五口全部被杀。
提起大屠杀，韩玉春夫人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有用铡刀铡，有用绳子勒，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抓住另一条腿，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大队杀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为了杀得快、杀得干净，他们干脆把要杀的活人用绳子套在脖子上往苇塘拖，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四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70岁的李福荣很健谈，思路十分清楚。他对遇罗文说，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在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多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多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李福荣说，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刘尚彬说他是军代表）、傅华忠来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高、胡二人不向其他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又杀了二十多人。
屠杀过程类似东方红。李福荣以杀人最多的黎明为例说：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以防暴动，然后杀老人和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衣服再杀；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塘里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后来人们管那个低洼苇塘叫“万人坑”。（图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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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万人坑”早已不见 | |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除六个大队外，其他多数大队采取观望，“八三一事件”当晚没有行动，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后，没有发生屠杀。
农村党员、干部并非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也有反对屠杀者，西白疃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树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西白疃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两人是堂兄妹。可能他俩没喝过“狼奶”，平时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仇恨哲学”和“村村见血”等统治权术那一套。据韩玉春说，1966年8 月30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会上高、胡传达了从天堂河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做出了要各大队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的决定。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会上，生产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在张万义坚决反对下，西白疃没有执行公社的决定。
另一个反对屠杀者是西梁各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荣。
由于王世荣年迈，患胸血栓，口齿不清，遇罗文采访他时，当说了东梁各庄活埋了一个人后，便因激动而无法语言。当年大队干部刘尚彬接受了遇的采访。
据刘尚彬说，王世荣从公社开完会回到村里，便同大队干部们研究。研究后他们一致认为：公社的这种决定有点儿反常，他们没有处决人的权力。于是，他们决定到市里咨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级是不是也号召杀“阶级敌人”。 他们先到了国务院，没有人来接见。又到国务院设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起码七天以后问题才可能解决。（好个七天哇！）但他们在北京市委接待站反映情况后，却受到了表扬。9月2日，当副县长傅华忠和军代表刘英武向大辛庄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传达了上级禁止屠杀的明确指示后，他们才肯定自己做对了。从公社回来，他们便召集“黑五类”开会，传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十六条》精神，让他们安心。这些“黑五类”分子，受到了几天的惊吓，个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当得知自己和家人不会被杀时，都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领导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北京农村大屠杀的规模、时间、方法和口实上看，无论是大兴县的屠杀，或者是昌平县的屠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如果说大辛庄公社的屠杀与东方红公社的屠杀有什么不同的话，仅仅是遇罗文在大辛庄发现了大屠杀高一级的组织者——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为首的“九人小组”。
所谓“高一级的组织者”，在红卫兵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科级芝麻官。一个公社、乡镇一级的头头，竟敢如此大胆地组织大屠杀，如果没有更高的根子、后台，他们敢吗？
当年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为了力挺“主旋律”，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大员吴德，说谎时脸不红，心不跳，说得轻松，道得坦然，其撒谎功夫十分了得。然而，大辛庄由中共公社党委头头们动员、组织和威迫屠杀的事实，却给了吴德大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给吴大人一记耳光的还不止于此。有档案资料披露：这一屠杀行动起源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这个“八二六讲话”与“杀人无罪”讲话精神一致。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因此，有调查者认为，大兴县屠杀组织实施者高、胡和李恩元等人，很可能接受来自于县公安局的指令。这一切在吴大人的回忆里，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一个县公安局敢于组织如此大规模屠杀，没有更高当局的指令他们敢吗？是谁指令县公安局呢？这仍是个谜。
据李福荣说，在受害人亲友的努力追究下，几年后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但随后得到了提前释放，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
当局处理高、胡等人是不得已的，甚至是违心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过是执行者；如果不是民愤太大，他们不会处理他们，甚至还会表彰他们。为了维护党和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他们必须把真相隐蔽得很深很深！
究竟是谁指令、指挥或默许了这场北京农村大屠杀？更高的根子、后台在哪里？这里有很深的隐情待揭发。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大人知道这个隐情，但他不说，却瞒天欺下；县公安局清楚这个隐情，但拒绝调查；直接组织、指挥大屠杀的高福兴、胡德福和李恩元，也可能知道部分隐情，但他们不敢说；调查者也没找到更高更大的根子、后台，仅仅判断农村大屠杀与北京城区里红卫兵的大屠杀有关，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杀人无罪”和“八二六讲话”的两次讲话有关。由于中共当权者掩盖真相，遏抑调查，终使遇罗文的努力无果而终。
尽管调查受阻，笔者仍然认为：指令或暗示县公安局组织屠杀者，应来自于高层或最高层。指令或暗示直接来自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或来自于左派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甚至直接受命于林彪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来自于左派林、江等人，吴德对此会大书特书，因为，揭批他们的罪行，符合“毛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中共党的权威结论，同“主旋律”完全合拍。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反人类的野蛮抄杀大加赞扬，说“是大好事”，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北京农村大屠杀的指令或暗示，很可能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有关，特别是与当时处于一线支持、组织红卫兵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的周恩来及其支持者有关，因为，在屠杀弱势群体上，以周为代表的右派比以毛江为代表的左派更邪乎，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又受到毛江左派的迫害。笔者猜想是否正确，让历史去验证吧！
如今，埋葬受难者的“万人坑”和填满受难者遗体的井，都被填平了，上面绿意昂然的庄稼和窗明几净的楼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有力“见证”。那些大屠杀所遗留下的斑斑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似乎已经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冤魂屈骨，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好像也将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这里不应该竖一座纪念碑吗？在“主旋律”的督导中，谁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