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第二波自杀风潮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发出后，毛式批斗法在进一步发展中升级为毛式揪殴法，很快形成了从1966年8月到1967年中期的第二波自杀风潮。
在“红八月”里，由于无法忍受毛式揪殴法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自我了断成了他们抗议迫害、结束苦难的首项选择。在这里，笔者从掌握的一百多名自杀者名单中挑出几人，以儆省未来。
老 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的作者。他的作品语言生动、幽默、诙谐，风格独特，受到国内外读者喜爱。北京市政府曾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956年，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被当时的文艺界一把手、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推誉为中国五大语言大师之一。那五大语言大师是：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在文革中，前三位挣扎者活到了文革结束，老舍和赵树理却没有那么幸运。1966年8月24日晚，老舍因不堪迫害，怀揣《毛主席诗词》，投北京太平湖自杀。（图10-9）
图：10-8 老舍 |
老舍投湖自杀前，曾亲口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8月23日，他以“我没有问题”的姿态主动参加了北京市文联组织的批斗会。会上女作家草明，为了保护自己，突然向他发难，揭发了他把《骆驼祥子》版权卖给美国“不要人民币要美元”的“罪行”。于是，他遭到了女八中红卫兵整整一天的批斗、折磨和毒打。当天深夜，打伤后的老舍被送回家。在家里，他告诉妻子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第二天，他带着“三个理解”，揣着《毛主席诗词》，在太平湖边期待了整整一天，傍晚投水自尽。
一个作家没有留下只字遗嘱，也是少见的。在太平湖一整天，他在想什么？他在读《毛主席诗词》吗？他会读，因为毛泽东“理解”他，知道他在“解放”后所写的东西，都是讴歌党和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但不可能整天在读。也许他在过滤他的一生。
在“旧社会”，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像一只孤傲的苍鹰在天空自由飞翔，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一批世人称道的作品，赢得了荣誉和尊严。从美国回到“新社会”后，他拥护和欢呼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因而得到了充分的信任和很高的荣誉。信任、荣誉，使他与自由、民主和人权拉开了距离。他奋笔疾书，写出了《龙须沟》等许多艺术平平但配合政治、讴歌新时代的遵命文字。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命运已同共产党紧紧连结在一起。“解放”初期，在斗争一个“白吃了他（一个卖油饼的老人）的油饼”的“恶霸”时，他义愤填膺，告诫“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高喊“该打！该打！”而不论“恶霸”的罪名是谁人推定、谁人判决。在反胡风中，他对同他共事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大加鞭挞，痛斥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云云。在反右中，他毫不留情地判定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揭露农村生活真实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在反右运动的“巨大胜利”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朋友纷纷中箭落马，严峻的形势可能促使他有所反思。1957年，他推出了艺术造诣较高的三幕话剧《茶馆》，好像要与“遵命文学”拉开一定距离。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写了不少应景文字。如他在《陈各庄上养猪多》中，就写下这样句子：“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茶馆》相比，前者是艺术，后者是垃圾，可见他的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在遵命和相对自由之间困惑、搏斗和挣扎。到了六十年代，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已与党内右派、中间派合拍。也许他还没有看清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当遭到毛左派敌视时，他还陶醉在“我没有问题”上！
他这十六七年的心迹和境遇，是一代中国许多作家、学者的缩影：他们在塑造别人愚昧、冥顽、奴隶意识和奴性灵魂的同时，也被中共伦理共识塑造成盲从、违心、昧着良心和相互攻讦的党棍，如草明辈那样；他们在为专制独裁修桥铺路的同时，也使自己失掉了人格、良心和恻隐之心，最终也把自己的精神甚至肉体，都埋葬在这条通向荒诞而野蛮的路上。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说：“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老舍被列入敌对势力。显然，他说的“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毛泽东，不但不理解他，还要革他的命；他说的“总理最了解我的”周恩来，正处于“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百忙中，可能没有想到或无暇保护他。他对妻子说“三个理解”的那句话，是自我安慰？还是有所期待？抑或是自嘲？人们可以去想象。
他站在太平湖边，有所期待地读着《毛主席诗词》，回顾着走过的一生，内心激烈地搏斗着。整整一天没有人理睬他。他被抛弃了，他悔恨地绝望了，傍黑，他纵身跳了下去。
也许有人指责笔者对受难者过于苛刻，缺乏同情心。笔者认为：历史不仅在于同情，更在于真实，在于“殷鉴不远”——吸取教训！
程贤策，男，中共北京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年“横扫”中，被当作“黑帮分子”遭到无数次批斗、侮辱和毒打，撑持了三个月后，于1966年9月2日服毒自杀。
据多位北大老人回忆，程贤策是个欢快、明朗、有理想、体格高大、风度文雅的基层干部。在1948年的北大，他是许多学生的领路人：向他们介绍延安，教他们唱共产党的歌曲。1951年，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师生去江西搞土改，组成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他是这个团的副团长。有一个村子划出了八个地主，按当时明文“政策”规定，有劣迹的才杀，但一个副县长一声令下，把八个地主全部就地处决了，并“陈尸三日”。对此，许多学生都不理解。他教育同学们，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由于这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立场，使他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找到“必然”性的理论根据而安然无恙，从而逐步升迁，1959年任北大中文系总支部书记。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后，几乎一夜之间，他从坚定的革命干部变成了反革命黑帮。这是否也是必然呢？对于他来说，此刻，他已怀疑这种“必然”了。戴高帽子、挂黑帮牌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推搡、揪头发、剃阴阳头、罚跪、辱骂、挨皮带毒打等“触及灵魂”和“没收反动思想”的毛式揪殴法，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尽管他已怀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必要性，但对毛式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操作规律却烂熟于心：开始，制造舆论作报告，继而，人人检查，鼓动人人大胆怀疑和揭发，接着，分指标，定对象，训练积极分子，进行批斗，后期，落实“政策”，舒缓矛盾，为下次运动积蓄能量。他对自己的清白深信不疑，因此，只要忍耐一、两个月后，就会雨过天晴。然而，当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鼓动造反的回信公布后，他困惑了；在“红八月”里，毛式揪殴法越来越血腥，屠杀规模越来越大，北京数万人被打数千人被杀的腥风血雨使他恐慌了；他发现这次运动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很不相同，特别是8月31日，当他看见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兴致勃勃地第二次接见数十万红卫兵的时候，当他听见林彪在天安门上大声赞扬红卫兵大屠杀“好得狠”的时候，联想到井冈山肃反、延安抢救，他战栗了；面对那无休无止的、残酷的毛式揪殴，已超越了忍耐限度，他终于绝望了。9月2日，他来到距北京大学数公里外的香山，有人看见，他像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一手拿着一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边走边喝，向密林深处走去”，他倒下了，在痛苦地踡曲中结束了生命。
刘澍华，一个年方26岁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物理教师。1966年8月26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头头卜大华组织的“斗争会”上，刘澍华被以“流氓”罪名惨遭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塑料跳绳拧成的麻花状鞭子毒打和侮辱。他的“流氓”罪是：婚前曾追求过另一位姑娘，对方不情愿，曾向领导抱怨他纠缠过她。
卜大华何许人也？他是军干子弟，是中囯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尔后的《二论》、《三论》大字报的主要作者。在中央文革政要们、他们父辈们的参谋和捉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二论》、《三论》便先后出笼。毛泽东对自己幕后导演的完全符合自己意图的大字报，给了极高评价。他在8月1日的回信中，对卜大华等中学生“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支持，赋于尚无判断能力的中学生们以生杀予夺的大权。中学生们能分清敌人和朋友、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错误和严重错误以及严重错误和敌人的界限吗？从法理上说，敌我、功罪的概念定义，应十分清晰，但毛泽东不喜欢。他相信个人判断：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牛(鬼蛇神)、黑(帮)、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到叛徒、内奸、走资派等阶级敌人，都是毛泽东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或个人好恶来确定的。这种“需要”、“好恶”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使毛泽东的所谓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说教，能左右逢源，横竖是理！这是独裁者的专权。在这种专权“理论”制导下，中学生们便可以根据好恶来界定敌我。于是，刘澍华“流氓”便成了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罪行，对他“当然”不适用“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条条，而“理应”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专政办法去解决。
在卜大华组织的斗争会上，被中学生们推定为“黑帮”的校长万邦儒，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被打出了一个大裂口。团委书记高惠英，被打成重伤，打瞎了一只眼，倒在自行车棚子里陷入昏迷，被丈夫刘松盛背回了家。据目击者说，那天挨打最利害是刘澍华。可怜这位刚刚开始教学生涯的刘澍华，在山西老家，上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下有一个怀孕三个月的新婚妻子，他们都依仗他生活哩。遭到毒打和侮辱后，他想不开，当晚拖着伤痛爬上烟囱，面对山西，呼着老爹，唤着妻子的名字，喊道：“我对不住你们了！”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当人们在煤灰堆中扒出他的尸体时，他的两根大腿骨，深深插在他的腹腔里。
傅 雷、朱梅馥夫妇，一对文革殉难者。
图10-9：傅雷朱梅馥夫妇和儿子傅聪 |
1966年9月3日凌晨，翻译巨匠傅雷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左右，他的夫人朱梅馥吊在铁窗横框上，尾随夫君而去。（图10-10）
傅 雷，1908年4月7日生于上海南汇,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1931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1934年起闭门译书，翻译了法国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翻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鉴赏力。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中 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命运几乎一样：他们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建设新中国”的感召下，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也获得了一些奖历，被政府指定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或挂名什么长等荣誉闲职。但随着“思想改造”、“批胡风”、“一化三改造”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专制独裁主义冲突起来，因而受到了冲击和打压，他们的“统战”价值也随之衰减以致告罄。挨到1957年，他们中许多人跌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阳谋”圈套中，成了“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具有民主意识的傅雷焉能例外？1958年，他在“反右补课”中，被以“亲美”、“反苏”的罪名，后补打成右派。
当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中国的时候，他已预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对朋友们说：“我快要走了！”但生命只有一次，强烈的本能使他对生存抱有一线希望。
在自杀前的“红八月”里，他在给儿媳的一封信中，曾表露愿意向专制独裁低头认“错”的心扉：“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他想错了。毛泽东不准投降！毛要把他心目中的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他的嫡系造反派的话来说，叫“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生存之路被堵死了，自我了断成了他和他的同路人们的唯一选择！
从8月底开始，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戴高帽、罚跪、辱骂和殴打，他，傅 雷，一代名扬中外文化巨人的尊严和权利，不，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一个普通人做人的最基本权利，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9月3日凌晨，他头朝天堂、眼望故乡，将一杯剧毒药水仰首喝下，离开了人间，享年58岁。同傅雷共同生活了34年的妻子朱梅馥，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在辗转绻曲中死去。她痛苦地抽泣者，从容地扶正丈夫的遗体，擦掉丈夫遗体上的血污，摆放好他们晚上才写好的遗书（5），然后从被单上撕下两段布条，搓成绳子，在丈夫走后约两小时，吊死在铁窗横框上，终年53岁！（笔者读着他俩的遗书，不禁老泪横流！）
傅雷夫妇的死，像“瘟疫”一样向周围扩散！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上海交响乐团钢琴家29岁的顾圣婴及其母亲、胞弟三人，面对毫无人性的迫害，分别于9月6日、9月9日和1967年初自杀，紧随傅雷夫妇撒手而去，离开了这个野蛮、残忍、令人诅咒的世界！
据笔者了解，仅1966年的夏天，夫妇同时、或全家自杀的还有：
上海市医药公司职员王德明，同父母三人一起自杀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同妻子、儿子、女儿全家四人一起自杀；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一级教授黄国璋和夫人同时自杀；
北京新华社摄影记者陈正清同夫人何慧，遭批斗后同时自杀，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
北京协和医院病理学家胡正祥教授同夫人双双自杀；
上海华东师大外语教师吴迪生同夫人双双上吊；
北京四中数学教师苏庭伍和妻子地理教师汪含英同时自杀；
北京库司胡同在丹麦使馆工作的无名氏居民，夫妻双双吊死；
天津市前资本家李xx同妻子一起自杀；
北京第65中学生边涌珍的父亲和母亲，双双自杀；
天津文化用品公司职工张宗颖和妻子吕乃朴，夫妻双双自杀；儿子张佑慈因扬言要“给父母报仇”的“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
据专家们估计，1966年8月1日到1967年中期的第二波自杀风潮中，全国约有10～15万人丧生。笔者搜集到的143个自杀者名单（6），仅占这一时期自杀总量的千分之一左右！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第10章 附注：
附1、 “红八月”部分血案统计表（据说是官方统计） (图表无法复制粘贴)
附2、1966年8月～12月部份被枪杀、打死、监毙和重伤不治身亡者名录表（131名）
(图表无法复制粘贴)
附3、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宋彬彬从此改名为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
附4、 大兴县大屠杀部分统计表 (图表无法复制粘贴)
附5、 傅雷的遗书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笔者：傅雷长子，逃亡英国的青年钢琴家）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见，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由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妮给敏儿与XXX，但恐怕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便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附6、 1966年8月～1967年中期部分自杀身亡者名录（143名）(图表无法复制粘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