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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权力对抗
一.十月进击
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谢胡等人时说：“《五一六通知》已经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什么呢？在“横扫”、破“四旧”运动中，特别是在批工作组和发动红卫兵运动中，他遇到党内右派集团的顽强抵抗，因而发现了一条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不通”，是这条路级的嚣张表现；“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是这条路线对他的公然挑衅。对此，毛十分恼火，决定乘胜追击，不给刘、邓喘息机会，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他全面夺权的战略部署。
善搞群众运动即暴民政治的高手毛泽东，通过他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煽起了红卫兵造反狂热；他还通过免费供吃、供喝、供穿、供住和供车的红卫兵大串连，任意挥霍国家财产，使红卫兵纵欲天下，心甘情愿地充当他的枪弹和炮灰；他还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指导“横扫”和大破“四旧”，鼓励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肆意践踏人权，任意屠杀弱势群体，培植他们暴戾恣睢的兽性。毛泽东的“群众”终于被发动了起来。他要借助“群众”的暴力乘胜追击，为向刘、邓全面夺权扫清道路。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向党内右派发动总攻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按照毛泽东的圣谕，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高调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吹响十月进击的号角。会上，毛泽东借红卫兵造反之势，严厉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陶铸和其他中央大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迫使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等大员，协调一致地按照毛泽东的统一口径，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他们是“一条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起者和推行者，等等。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级反动路线的高潮。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在一线推动和指挥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揪斗包括那些“想不通”在内的各级当权派的狂潮，席卷全国。
对此，三十多年后，当年被毛泽东投入监牢的枪手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一书中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认为那是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以自己为革命对象”，主要革“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的命，破“四旧”干扰了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等等。这位临终不忘颂扬恩师的枪手，却忘记了他不该忘记也不可能忘记的几件大事：他“忘记”了毛泽东授权和批准《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那篇社论号召“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忘记”了他本人在毛泽东授意下起草的包括破“四旧”在内的《十六条》，那个文件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他“忘记”了他本人参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的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那个讲话大反“四旧”，大声赞扬红卫兵在大破“四旧”中批、斗、打、砸、烧、抄、游、驱赶和杀戮“好得很”；他还“忘记”了毛泽东发出的“北京太文明了，要动动”的“最高指示”，那个指示酿造了全国十万人丧生的“红八月”大屠杀，等等。尽管我们没有理由否定“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这句话的真实性，但也没有理由因毛要批判“资反路线”就去肯定这句话的真实性。如果说“破四旧毛主席不赞成”是句真话，那么，是否可以证明，“大破‘四旧’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犯罪”的这个历史公论不可推翻？是否还可以证明，王力这位当年毛的枪手，正是“集体犯罪”中的重要罪犯，因而他的倒台是罪有应得？枪手的“反思”，有意回避毛泽东为打倒刘、邓所设计的“层层剝笋”的战略战术：批《海瑞罢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舆论准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大破“四旧”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大破“四旧”所煽起来的红卫兵疯狂，为批判刘、邓党内右派势力的“资反路线”，积聚了能量，扫清了道路。
毛泽东制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首先在学校里发动，接着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扩展。北京红卫兵遵照指示，派出学生到各地“串连”，发动和指导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中共建政十七年来，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以后，那些省部级大员们，那些地、县级官老爷们，甚至一个小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在他们面前，都是党的化身，都是真理的传人，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各级官老爷面前，他们只能诚惶诚恐地躬身哈腰，听从他们“一贯正确”的训导，服从他们“一贯正确”的驱使，听凭他们“一贯正确”的宰割。因此，他们多么希望能站起身来，挺起胸来，同“一贯正确”的官老爷们平等对话！毛泽东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但在毛、周、江左派的统一指挥下，不平等对话的毛式揪殴法，强暴了他们“平等对话”的愿望：全国从中央到各地，各级党委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者，许多人被毛的“群众”——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分子——拉到台上批斗、殴打。“回去仍然不通”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中央局”级大员，自然首当其冲，使毛泽东能在“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中得以让毛的“群众”用毛式揪殴法去“检验”他们。
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老百姓的批判锋芒，并不局限在刘、邓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问题上：他们还要借机批判各级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的当权派，清算他们文革前的种种恶行、劣迹：
他们批斗那些曾欺压过老百姓、对老百姓进行过打击报复的当权派；他们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公开给文革前受过政治迫害的老百姓平反昭雪；他们还要求党、政、军各级当权派，向在“四清”运动中受迫害的老百姓赔礼道歉、平反昭雪，甚至要求那些因错划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而被开除公职或押解回乡的老百姓回城、复职；上海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人们，则提出了取消等级歧视政策，要求与国营工、集体工政治待遇平等，经济上同工同酬，等等。
这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对此，湖南红卫兵造反派杨曦光先生，首先提出“两种文革”的概念：一种是“毛泽东文革”，一种是“群众文革”。在“群众文革”里，就体现这种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里，这些民主诉求原本是“非法”的，但为了打倒右派当权派，毛泽东便赐予老百姓以“大民主”，让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暂时“合法”化。显然，这是毛的权宜之计。尽管老百姓借助毛倡导的所谓的“大民主”，向当权派提出的一些民主诉求是合理的，但在独裁的政治氛围里，这些合理的民主诉求，只能是一种原始的、初级的淹没在批判“资反路线”汪洋大海里的微弱呼声。如果将这种微弱的民主呼声理直气壮化，就会遭到毛泽东的无情镇压：上海工人合理的经济要求，被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进行批判，杨曦光因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并判十年徒刑，就是这种“理直气壮”民主诉求的结局！
应当指出的是，老百姓的民主诉求同红卫兵造反派用新的不平等对话——毛式揪殴法揪殴当权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前者是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体现，后者是痞子、流氓无产者颠覆真、善、美华夏文明的法西斯暴政。面对这种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诉求，毛泽东因要利用其不满情绪打倒右派，故能暂时容忍前者，积极支持后者；但对于在“横扫”和破“四旧”中积极支持贵族红卫兵的党内右派和中间派来说，这两种政治诉求，都是无法容忍的洪水猛兽！
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那些当年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大权旁落，成了众矢之的；那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大破“四旧”运动中暴虐无比的为毛泽东立下赫赫战功的贵族红卫兵们，在左派红卫兵的冲击下，变成了令人不齿的“保皇派”。但很快他们“清醒”起来，联手成立了右派造反组织，以打着狠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派”的造反旗号，与左派造反派相抗衡。
1966年12月26日，在批“资反路线”的高潮中，迎来了的毛泽东73岁生日。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在中南海游泳池摆了一桌寿宴，邀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参宴，江青当然其中。席间，当人们举杯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时候，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站起身来，举杯向赴宴者发出了令人惊愕的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这是著名的“生日号召”——这是支持左派造反派用武力向右派夺权的号召！尽管事后御用精英们把这句狂言修改成“为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干杯”，但赴宴权贵们已经领悟到了“伟大领袖”号召的“精神实质”：消灭一切反抗者！于是，在四天后的12月30日，参宴者张春桥，便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导演了“生日号召”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绞杀上海赤卫队，打伤91人；“生日号召”后不到一个月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之内双方打死29人（另一说24人），打伤80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全面内战”，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
对此，毛泽东有“最高指示”在先。1966年10月，他在批复给林彪呈送的“快报”上，赤裸裸地展现了魔王的杀戮心态：
“林彪同志：这是大好事。左派要准备牺牲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
毛泽东为什么号召自己领导下的国家全面内战呢？枪手王力在他的《反思》中说，是毛泽东怕“中国改变颜色。”这是枪手给魔王的开脱和粉饰。实际上，这种所谓“中国改变颜色”的说教，亦即乌托邦共产理想主义的说教，是毛泽东和王力等精英们对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所做的“理论”包装，因而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最大谎言。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日益强大，迫使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受压的境地。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分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他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毛泽东，权力情结使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详见第13章“纵火”）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荼毒生灵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飚，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1967年2月3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暴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这个深藏于毛泽东心底的权力情结，被他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等一类“理论”包装起来；而那个耸人听闻的发展成为“全面内战”的“全面较量”，又被中央文革包括王力在内的左派精英们，论证为“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毛的包装和王等的“论证”，使这个伪命题，在中国横行霸道了许多年，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历史再次证明：古往今来的大奸大恶们，都善以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之名，弄权欺世，强奸民意，从而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诱迫黎面黔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为了不给党内右派当权派们喘息的机会，在12月，毛泽东命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动员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到了1967年年初，毛泽东下令取缔了周恩来为后台的、以“保爹保娘”为目的的“联动”等贵族红卫兵组织，打倒了支持各地党内右派当权派的中共常委陶铸，以敲打周恩来。由于预见到党内右派当权派可能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造反派，1月13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详见第12章一），限制各地当权派的权力，并警告他们说：“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由于批“资反路线”和斗“走资派”受到了党内右派激烈反抗，特别是面对各地右派造反派势力迅速膨胀左派造反派处境相对困难的形势，根据毛泽东提议，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要“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决定要求军队“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显然，这是毛泽东运用权力，为改变左派造反派受压处境所采取的专政措施。
在毛、周，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鼓动和领导下，北京红得发紫的红卫兵组织，诸如聂元梓麾下的“新北大”、蒯大富旄下的“井冈山兵团”等，纷纷组成了名目繁多的类同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宣传队”等造反组织，把手伸向全国各地，从而构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首都红卫兵各司令部——驻各地联络站”行之有效的指挥和反馈系统；与此同时，北京派出的密使、公使，也纷纷在各地主要城市登场、亮相。——全国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各级当权派们，也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通过三个多月的步步进逼，毛泽东支持的左派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与右派“保皇派”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样，要“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全面夺权战略部署的毛泽东，用中共中央主席的权力，把批判“资反路线”和揪斗“走资派”的十月进击，推向高潮，从而为在全国全面夺取刘、邓右派的权力，做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