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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十月进击，并没有使党内右派束手待斃，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左右拼杀。
1966年10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次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吃饭。饭间，江青对陈说，她“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笔者：中共华东局书记)，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要求陈“站出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13岁参加红军被誉为“红小鬼”的陈丕显，自恃清白无把柄可抓，竟不买江青的帐，借口有病休养为由，婉绝了江要他打倒曹、魏的指令。可悲的是，“不识抬举”的“红小鬼”，竟不懂得“毛泽东≥江青”政治公式的可怕，婉绝就会使自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疑于引火烧身！果然，上海造反派喊出了令他追悔莫及的口号：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图11-1：“一月风暴”中被打倒的上海市头头 |
曾经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在造反派面前，威风扫地。
1967年元月6日，在毛泽东直接策划和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又称“一月风暴”（图11-1）。对此，“一月风暴”的总导演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在毛泽东的制导下，山西、黑龙江等省，步上海后尘，相继夺权。自此，“一月风暴”发展为全国夺权风暴！
“一月风暴”的前奏，是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
1966年11月7日，在毛泽东御用工具北京红卫兵设在上海联络站的鼓动下，上海工人造反派贴出了海报：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以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向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清楚地写着：“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等。接着，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明确答复说，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因此，曹认为，成立“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在请示了养病中的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后，做出了“三不”决定，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上海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三项严正要求”和“三不决定”的对抗，都有中央文件和中央大员的支持，矛盾迅速激化。
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11月9日下午两点，“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人民广场举行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曹荻秋不但不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还拒绝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的要求。“工总司”头头王洪文当晚决定“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王率领两千多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安亭车站接到市委命令，不准这一列车北上。９日深夜，当列车开到安亭时，被安排停到铁道部材料厂的专用线上。上海市委的决定激怒了造反工人。几次谈判破裂后，10日上午，工人们臥轨，导致京沪铁路全线中断36小时，酿成了震撼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引发高层权力博弈。
上海告急电话打到了国务院、中央文革。总理周恩来立即派主管工交的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去同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商量。商量后，陈伯达果断地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1、《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工人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2、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身份通过铁路部门向安亭发去电报，告诫“工总司”造反派们“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中央不同意两千多人上京告状，但可以派10～15个人赴京；3、指派副组长张春桥为特使，赴沪调解。
陈伯达的前两条措施传到安亭后，受到了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等待张春桥的到来。12日下午，当张春桥一行来到安亭时，他们向张提出了五条要求。出人意料的是，张完全赞同他们的要求。13日，张春桥在他答复的五条要求手稿上签了字。现照当年手稿抄录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至此，安亭事件以“工总司”的胜利和中共上海市委的失败而告终！
王洪文率领北上告状的“工总司”人员回到了上海，他们像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样，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
“工总司”的胜利使上海市委沮丧而愤怒。他们打电话找中央领导：中共中央常委、副总理李富春躲而不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哼哼哈哈而言他，表明李、陈已改变了立场，都站在张春桥一边。他们深感被耍弄、被出卖了；但令他们宽慰的是，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一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张春桥，竟敢与上海市委对抗，特别是敢于对抗中共中央常委陶铸、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等大员，他吃了豹子胆了？旁观者一看便知：他有“尚方宝剑”在手。
尽管张春桥没有炫耀他的“尚方宝剑”，却不自觉地露了一露“剑鞘”。13日下午，张春桥在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他泄露了天机：“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并十分得意地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
“这是中央希望的”吗？采取三条紧急措施的陈伯达，不到一天便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突显中共机会主义文化的魅力；李富春虽没急转弯，却把中共避嫌文化表演得恰到好处；只有受周恩来支持的陶铸例外。陶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并强硬地表示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
“中央的既定方针”是什么？9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工、农、交通、财贸等部门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面对不到两个月的既定方针，陈伯达怎敢来个180度大转弯呢？显然他已被告知了上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陶铸，因不知道上意，便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正在忙于“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知道：发动工人、农民造反远比发动无知的青年学生困难得多，因为经过“三面红旗”严酷教训的工人和农民，懂得口号、红旗与吃饭的关系；他们比较务实，不像小毛孩子那样一触即跳，因此，那里基本上是右派的势力范围。为了防止工人农民干涉学生，9月7日，他批准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并在文件上批复道：
“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9月7日的《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通知》，与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是一脉相承的两个通知。然而，安亭事件使毛泽东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以工人、农民同红卫兵学生相结合的造反组织，更具有正统性，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杀伤力，因而更具有夺权威力。因此他推翻了九月的两个通知的规定，对江青、张春桥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尽管我们无法知道“如此这般”的内容，但在11月1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对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违犯中央两个通知规定的做法，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成功地导演了“安亭事件”这出“折子戏”；他的天才还在于：把“如此这般”的“唱词”偷换成“先斩后奏”和“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并为出尔反尔的流氓行径，找到了政痞式的“理论”根据。于是，在“如此这般”之后的12月，他先后出台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两个文件，鼓动全国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从九月的两个“通知”到十二月的一个“规定”和一个“指示”，毛泽东把他那“理无常是”的政痞哲学，演绎到令人厌恶的境界。
1966年11月30日下午，“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即“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12月1日，王洪文率领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12月2日，“工总司”派兵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遂停止发行。12月5日，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压力下，王一平、宋季文两人代表上海市委，被迫同意并草签了“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12月10日，曾经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不得不代表上海市委正式签了字。“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主要内容是：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事件以“工总司”、“红革会”的全胜而告终。
曾经独霸一方不可一世的上海市委头头们甘心失败吗？经过秘密而紧张的策划，准备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复制《解放日报》事件，借以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示威。12月29日，号称有80万人之众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出约3万多人占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他们高呼着“打倒曹老头”口号，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要曹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上午，曹荻秋在市委会议室里，像演戏一样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并答应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赤卫队”头头们认为，他们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撤离上海市委。他们打算像“工总司”、“红委会”在占领《解放日报》社之后洋洋得意地撤离那样率领他们的将士凯旋而归，但为时已晚——“工总司”人马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
“赤卫队”是在上海市委策划下成立的。11月25日，由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王玉玺出面组建上海工人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对抗。上海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里召开筹建“赤卫队”的秘密会议。据说，曹荻秋出席了秘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表示承认和支持“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26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跟“工总司”造反派不同的是，“赤卫队”里中共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这“六多”，注定它是个保守组织，即“保皇派”。但为了不带“保皇派”的帽子，他们也打出了造反旗号，高呼起“炮轰上海市委”、“揪斗曹荻秋”等口号。可悲的是曹荻秋，策划成立“赤卫队”的本意是对抗“工总司”，借以舒缓对上海市委和他本人的压力，谁知弄巧成拙，弄得他里外不是人：刚被“工总司”揪斗，又遭“赤卫队”批判，自己人也不敢放过他！
但最可悲的还是冥顽不灵的芸芸众生，他们在对立双方蛊惑人心的煽动下，争先恐后地去充当权力的炮灰！
正当“赤卫队”准备撤离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已被堵死，“工总司”十几万人马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张春桥早已料到曹荻秋利用“赤卫队”假造反的计谋，而“赤卫队”也已成了“工总司”夺权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在聆听了“伟大领袖”“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的指示后，便产生了绞杀“赤卫队”打算。机会终于来了。当他听到3万“赤卫队”占领上海市委后，便密令王洪文绞杀。王洪文不敢怠慢，急令副手耿金章成立“联合指挥部”，调集人马围困住“赤卫队”。30日凌晨2时左右，“工总司”在耿司令的指挥下，向“赤卫队”发动进攻。他们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人，就拳打、脚踢、皮带抽、棍子夯。到早晨6点多，战斗结束，“工总司”大获全胜。是役，“赤卫队”被抓300多人，伤91人，被“俘”2万多，“赤卫队”袖章全部被收缴，还缴获数百箱饼干。被“俘”的“赤卫队”员，被迫排成单行，分六路灰溜溜地逃出康平路。此后，“赤卫队”一蹶不振。事后张春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上海康平路战斗，是毛泽东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后发生的第一起大规模内战。这次战斗，不仅为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夺权扫清了道路，还为全国各省市武力夺权树立了榜样。
“安亭事件”使毛泽东认定全国夺权的突破口在上海。他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毛泽东还认定：上海学生的红卫兵运动是文火慢煎，其规模远没有北京大，声势远没有北京高，普及程度远没有北京广；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中，上海红卫兵的横扫方式过于文雅，特别在“红八月”里，战果远不及北京“辉煌”，其揪殴杀的火药味远不如北京红卫兵暴烈：在“红八月”里，上海红卫兵打死的“敌人”不足北京的1％，驱赶出上海的“敌人”不足北京的10％。“安亭事件”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要进一步发动红卫兵，并使其与上海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就会创造出远比北京红卫兵更大的战果，并能使夺权明正言顺地“无产阶级”化。因此，除派张春桥以中央特使身份赴上海排除上层阻力外，他决定速派聂元梓以北京红卫兵领袖的身份,到上海红卫兵中去煽风点火。
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找到聂元梓，向聂传达了其父毛泽东要聂“出去走一走”和“去上海串连”的圣旨。“伟大领袖”的信任使急欲冲出北大问鼎权力中枢的聂元梓受宠若惊，把李讷口传圣旨当作未来飞黄腾达的机遇。经过紧张而充分的准备后，19日，她带着得力助手孙蓬一、李醒尘乘车上海，12月16日返回北京。
在沪的27天中，聂元梓果然不负圣命，在促进上海红卫兵大联合、促进“工总司”和“红革会”联合夺权上立了大功！
11月25日，在聂元梓的鼓动、参谋下，上海红卫兵组织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由于聂元梓“在战火中诞生”的建议，大会改名为“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在大会上，作为“钦差大臣”，聂元梓反客为主，作了长篇讲话，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常溪萍是什么人？怎么能同上海市委联系在一起？
当是时，常溪萍不过是个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兼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而已。炮轰上海市委怎么要从一个中层干部身上开刀？这要从“四清”说起。
本来，常溪萍在上海，聂元梓在北京，两人素昧平生，是“四清”把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受教育部委派，常溪萍任北京大学社教(即“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支持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要整聂元梓，常成了整聂的主要支柱：两人一唱一和，对聂毫不留情。对此，聂耿耿于怀：她的第一号仇敌是陆平，第二号便是常溪萍！这次受命来上海，使他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在北京，她借助中共中央文件直捣北大一号人物陆平，不仅报了一箭之仇，还一鸣惊天下，成了倒刘批邓的英雄；在上海，她要复制北大模式：在揪斗常溪萍报仇的同时，炮轰她的后台上海市委，为夺权制造舆论。她宣称“常溪萍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伙计，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队中的政治投机家”等等，她的计谋成功了：从常溪萍那里打开了炮轰上海市委的“缺口”，同时也因此最终把常溪萍逼上跳楼自杀的绝路。聂元梓终于假公济了私：在炮轰上海市委的同时，如愿以偿地了结了私仇！
在聂元梓的“串连”下，11月28日，“红革会”进驻《解放日报》社，30日成立“火线指挥部”。在聂元梓的说服下，12月1日，王洪文率兵支援“红革会”，第二天派兵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自此，“工总司”同“红革会”、“上三司”等红卫兵联合在一起，在《解放日报》社共同战斗了九天九夜，迫使上海市委低头认错。上海市委接二连三的失利，终使上海大乱起来，为毛左派乱中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聂元梓来沪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归复命，12月16日，她返回北京。
1967年1月6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数百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在“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他传下命令：向上海拍发贺电。周恩来、陈伯达等大员不敢怠慢，11日，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紧急跟上，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并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月革命”夺权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造反派，响应号召，先后夺了本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个另类：他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交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
不光赵紫阳；除愚昧无知者外，多数人都能看出：这出“一月革命”连续剧，台上主角是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和王洪文；聂元梓、蒯大富也“反串”其中；摇旗呐喊、跑龙套和当炮灰的是上海工人和红卫兵；其总导演是中国人民的雇主、董事长毛泽东。
据事后透露，1967年1月3日夜，在北京平安里三号的《解放军报》社办公楼里，一场夺权风暴在秘密策划中。根据“总导”的圣旨，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来到这里，会见昨天才乘飞机来北京的上海“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常委陈阿大和王的秘书廖祖康。会见时，点火特使聂元梓也在座。当听到王洪文汇报上海政局混乱、“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时，张春桥当即明确提出夺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随即又表态说：“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他要王洪文等立即回上海，做好夺权的准备。——这种暗箱里的阴谋活动，在毛的红色辞典里，叫“光明正大”！
1967年1月4日，根据“总导”安排，钦差大臣张春桥、姚文元飞到上海。在张、姚、王等人的密谋下，1月6日，由“工总司”和“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市传播。大会上，尽管主角张、姚两人没有登台，但会场上的四幅巨标，明确了他俩接管上海权力的主导地位：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北京精英们，迅速把那四幅巨标赞誉为“上海人民的心声”；但却对毛“发动群众”的“暗箱”谋划视而不见，有意掩盖了“总导”幕后的决定作用。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落入钦差大臣手中后，“总导”自然喜不自禁地下令发贺电。
然而，事态发展并不尽如上意。尽管张、姚已接管了权力，尽管已发去了贺电，但倔犟的“曹老头”曹荻秋，公然与毛的中共对抗，他毫不畏惧地宣称：“我是按法律程序选出来的，我仍然是上海市市长！”
对此，钦差大臣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扑”。12日，他们便还以颜色，召开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张春桥传扬了毛泽东曾多次念叨过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借以弹压反抗者，批判“法律程序说”，为夺权的合法性张目。
“曹老头”们没有被镇住。他们成功地利用矛盾，收买了势力强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使他们与“工总司”决裂。当被告知张、姚要夺权时，“红革会”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1月25日，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了上海党政首脑机关的二十三枚印章。也许他们以为，“夺”了印章才算夺权成功；“曹老头”们可没有红卫兵们那么天真，但他们却乐意把印章交给“嘴上没毛”的年轻人，而绝不愿交给那两个钦差大臣支持的“工总司”。
为了警告反对夺权的右派头头们，如“曹老头”等，在中央文革头头们的暗示下，北京红卫兵呼应上海“一月风暴”，便拿被毛骂为“走资派”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开刀祭旗，1月22日，他们把张打死在北京矿业学院里，借以恐吓上海的“曹老头”们。
但上海的“曹老头”们没被吓住。1月28日，“红革会”决议“干掉张、姚”，街头上“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的大字标语，很快被“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的大字标语所取代。1月29日，“红革会”又决定：30日上午，组织十万人“炮打张春桥”的大游行。
在大联合、大夺权道路上阔步前进的时候，“红革会”的倒戈，使张、姚两位钦差大臣大为恼火。在得到“总导”指令后，立即采取了镇压措施：一方面通过中央军委命令上海驻军支持“工总司”，一方面命令以驻军为后盾的“工总司”，出动数十辆卡车和数万人上街，赶在“红革会”出动前，把守各个路口，把十万反张大游行扼杀掉。对抗结果，“红革会”土崩瓦解！
图11-2：上海人民公社 |
2月5日下午，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成了上海市的新主人。（图11-2）
在新主人面前，上海“红革会”的红卫兵付出了惨痛代价：两千五百多人被整，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四百四十多人在“学习班”里受审，自杀五人，逼疯六人，毒打致残十多人。五个多月前，即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同意下发的《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的文件，成了一张废纸。倔犟的曹荻秋，孤军奋战，因寡不抵众，被抓进“学习班”，并被定为“叛徒”，终被打倒、罢免。曹荻秋是个忠于共产党的党员，1965年始任上海市长，在任职期间，逮捕并处决了为民主、自由呐喊的自由圣女林昭；但他并没有因而将功折罪，在“一月风暴”后，被罢免、关押，1976年3月29日，病死于上海狱中。
“学习班”这个集改造、批斗、审讯、囚禁和劳教于一体的专政组织，被“创造”了出来。这个借“学习”和“群众”之名进行迫害的政治组织，在“文革”中被广泛采用，其专政的暴虐程度随全国和各地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本来用行政措施就可以解决权力更迭的所谓“一月革命”的上海夺权风暴，以“连续剧”的编、导、演职人员的全胜而落幕！
人们或许要问：按照当时毛泽东的权势，“一个指头便捅倒”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呢？有人论证说，因党内右派势力强大才有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看一看毛的一张大字报就能推倒刘少奇的事实，这种“论证”是不充分的。当你考察了“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运作方法后，你就会发现毛式阶级斗争策略的一贯性：毛泽东为了达到分而治之从而战胜政敌的目的，就要利用权力制造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他的“群众”即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和愚昧的勇敢分子带头，发动一部分群众、并把他们捆绑在他的战车上，造成多数人拥护他的假象，借以威吓和镇压包括异己者、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大多数群众。对于这种运作方法，毛泽东称之为群众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中，他屡试不爽。如今，在他导演的上海夺权风暴中，他要依法炮制，把不识抬举的陈丕显和倔犟的曹荻秋“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犹如“村村见血”的土改运动那样。
在“夺权！夺权！”超高音的声浪里，由于众多工人、学生、红卫兵和市民被声浪震得浑浑噩噩，从而使他们自己变成了被权力任意耍弄的群氓：当他们为夺权摇旗呐喊的时候，甚至当他们为夺权而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的行动，除了能成全少数暴发户外，他们自己的贫困境况，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改善，他们的自由权利，也不可能因夺权而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