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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月角斗
1、京西宾馆大拍案
为了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在军队中的势力，毛泽东借贺龙兵变的谣传，向军队发出“最高指示”说，军队里也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军队也要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的“最高指示”正中林彪在军中排除异己、培值私人势力的下怀。于是，他在1966年10月，命令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起草了个《紧急指示》，经毛泽东点头后发向全军。军队由此卷入了文革的狂涛骇浪之中。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造反组织。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连，在查找“黑材料”的名义下，冲击上级军事领导机关。令林彪不曾想到的是，《紧急指示》下达后，包括国防部等最高统帅部在内的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不断遭到冲击，许多领导人被揪出批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例如：
11月8日凌晨，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
19日，10多名高级将领，被揪去陪着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挨斗；
到了1967年元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等高级将领，也相继遭到揪斗、打倒；
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高级将领，也未能逃脱被揪斗的命运，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有的抓住被关在地下室里，打个半死；
更有甚者，有些高级将领性命不保，如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死在能量通天的造反派手里。
一时间，各军区叫苦不迭，纷纷向中央军委发电告急求救。对于这种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军中老兵们纷纷表示不满。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中老帅们，为了保住各自“山头”，力主保持军队内部稳定，提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定”的方针与中央文革相抗衡。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陈伯达，反击将帅们，指责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死气沉沉，没按中央精神发动起来，宣称“解放军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由于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陈、江无法，便改变策略，先找“软”的捏。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指责萧是“资产阶级政客”，责令萧当晚到十万人批斗大会上作检查。对此，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军内造反派接令而动，当晚直奔萧家揪人。萧华闻风从后门成功逃脱。
第二天，军委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江青追问萧华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原来，萧华已看出江青的谋图，拿他开刀是要火烧老帅们。于是他将计就计，把火直接引向老帅：当晚他从后门逃出，跑进叶剑英家里躲了起来。
军中老帅们对江青狐假虎威的权势早已看不惯，早想找个机会教训教训这个悍妇。机会终于来了。当听到毛泽东保萧华的承诺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会上拍案而起，挑明是他昨夜收留了萧华，对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怒火难捺，猛拍桌子骂道：“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由于用力过猛，右掌骨震裂。在叶拍桌子之前，徐向前元帅也拍了桌，指责中央文革搞乱军队的作法。林彪得力助手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也毫不客气地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军头们咄咄逼人面前，不可一世的江青和陈伯达，只好转攻为守，汹汹气势有所收敛。叶、徐拍桌子，被史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如论“窝藏之罪”，周恩来在劫难逃，因为贺龙元帅夫妇躲在他家已经十多天了。但经验老道的周恩来，逢凶化吉，适时而巧妙地把贺龙夫妇“送”到西山囚了起来。对敌从不手软而对部属宽厚的周恩来，在京西宾馆里看出，中央文革一干人并不以囚禁贺龙一人为满足，他们还要通过打倒萧华而打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叶帅一倒，军队势必大乱，周心目中的党国将毁于一旦。于是，他立即和叶剑英一同赶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向毛陈述乱军的利害关系，提出了稳定军心的劝告。
京西宾馆里的尖锐对立，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他深知整肃军方将领、清除军中异己不可能像上海夺权那样，他们都是带枪人，弄不好会逼他们造反。而当是时，各地在展夺权斗争中，不少地方的左派造反组织势单力薄，领导权往往落入右派保守派手中，急需军队来支持居于少数派的左派。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接受周、叶的劝告。出于笼络军队支持左派造反组织夺权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高级将领。1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接见中，一方面他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他又捺着性子听完了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后，表态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闹分裂，等等。
林彪首鼠两端，既想紧跟毛泽东的部署，同中央文革携手整掉军内异己势力，又怕军队大乱，祸及自身，因此，一直躲在幕后观察形势。当得知将帅们大闹京西宾馆、毛出面安抚后，他立即出现在前台，站到将帅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质问江青：“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和领导的，现在走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怎么解释？”盛怒之下，他把茶几掀翻，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挨了一顿痛骂的江青，着实领教了副统帅的利害，只好老老实实听着，并勉强作了自我批评。
大闹京西宾馆以军方胜利、中央文革受挫而告终。打赢一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军方，乘势出台了稳定军队实则限制军内文革运动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为党内右派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击败左派打下了基础。
为了支持各地居于少数、处境困难的左派夺权，毛泽东命令军队“支左”。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大闹京西宾馆”使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进一步安抚他们，让他们在“支左”中做出贡献。善于玩弄权术的毛泽东，故作姿态，以批评军队将领们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来笼络军心。2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常委陶铸），批评江青“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江二人。其实，批陶铸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就像屡屡干过的“先斩后奏”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帐。实际上，刻意抬高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以取代中央书记处，是毛泽东全面夺权的重要谋略。一时间，毛批评陈、江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并明确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使党内、军内的右派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的搞法憋了一肚子气，也知道文革作祟者是毛泽东，但因惧于毛的权威和手段，便想借毛批中央文革的机会，拿江青、陈伯达出出气。
机会被他们找到了。
图11-3：1967年2月16日怀仁堂常委碰头会上排座次 |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图11-3）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狠批毛泽东的打手中央文革。叶剑英指着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啦？要蒯大富（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领袖）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徐不是不知道，中央文革只效忠毛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为毛所导演；但他们不敢碰硬，不妨也拿软柿子捏揑。中央文革成员因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冒然造次，会上处于守势，偶尔出来辩解一下。2月16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
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早就对张春桥借口“群众不答应”而扣住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不让来北京一事火气很大，会上指斥中央文革成员：“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激愤，泪水夺眶而出。末了，他愤怒地表示：“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着夹起皮包，拂袖将去，被周恩来拍案叫回。陈毅更是怒火中烧，炮口直指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他忿忿地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激愤冲动之下，他提到了延安整风，幸灾乐祸又抱怨地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笔者：这次文革被打倒的大员），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没有反过毛主席的人。”“总理（在延安）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谭震林的泪水和陈毅的怒斥令人同情；但在“红八月”里，面对十数万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面对数百被斩草除根的绝户，却未见大员们一滴眼泪，未闻大员们的一声怒斥！谭、陈的怒斥，史称“大闹怀仁堂”，被毛左派称为“二月逆流”。
盛怒之下，谭震林在会后写信给林彪，大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扬言“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林将谭信转给了毛泽东。
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正当上层权贵们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里唇枪舌战、拍桌瞪眼的时候，下面各地当权派在中央元勋们的暗中支持下，纷纷向中央文革示威，以软性消极怠工，直接与毛左派相对抗，有的甚至对毛左造反派拉起了硬弓，动了真刀真枪，大开杀戒。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省机关内造反派刚刚组建时，便提着省委、省政府的几十枚公章交给了造反派，表示交权，使全省处于无政府状态；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见大势不好要挨斗，便自我了断而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比较聪明，中央工作会议后，他便拨款支持右派造反派，使右派造反派变成保护当权派的保皇组织，他躲进军区里暗中指挥……
在“二月逆流”中，除了软性对抗外，还有硬性对抗。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自命“伟大、光荣、正确”的毛泽东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派军队支左，为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在开国元勋们的支持下，一些支左的军队将领，很快与地方右派当权派勾结在一起：他们把维护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保皇”组织，装扮成造反派加以支持，而真正的左派造反派，则被他们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例如，四川省军区和驻军，同他支持的右派造反派组织，从1967年2月24日到3月中旬，就抓捕了左派造反派十多万人，其中，成都抓捕两万多，重庆市取缔和捣毁左派造反派组织118个，迫其自动解散146个，抓捕2,253人。四川省军区打击左派造反派的行动，被史称为“二月镇反”。最恶劣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根据军委传达的毛泽东关于“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精神，在叶剑英的默许下，大开杀戒。在1967年2月23日，他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左派造反派169人，击伤数百人，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二二三惨案”！
听到怀仁堂内外这种复杂形势的汇报后，毛泽东龙颜顿显愠色。在2月18日的一次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大发雷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惯于逢场作戏的他，指着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接着他危言耸听地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他越说越有气，言辞尖刻极端起来：“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说罢，怒不可遏地甩袖而去。按康生的说法，“主席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此时，对中共大员心慈手软的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收拾残局，也不得不秉承“伟大领袖”的脾性严肃处置他的得力助手们。碰头会决定：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所谓“请假检讨”就是停职写检查，是一种比较人性化的称谓。（其实，在中共的词典里，这种词语同“黑帮”、“牛鬼蛇神”一样，存在着很大的模糊性，当权者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和好恶加以伸缩。因此，“请假检讨”可以是停职反省写检查，也可以是监禁式隔离审查，如现行的“双规”，还可以是服刑坐牢，如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因被命令“请假检讨”后投入秦城监狱，一坐十五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陈、谭、徐三人被严厉批判后从轻发落，暂时失掉了权力。他们下级就没有那么幸运：赵永夫被撤职，批斗后投进了监狱！
大闹怀仁堂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胜利、党内右派将领、元老们受挫而告终。
军队将帅、元老右派们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这种各有胜负但文革小组占了上风的对抗，激化并加速了权力结构的分裂。就在毛泽东“龙颜顿显愠色”后不久，下面还是发生了向毛示威的“二月镇反”和“二二三惨案”。
军队将帅、元老右派们受挫后，善弄权术的毛泽东，指令精英打手们于1967年2月23日和2月24日，先后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和文章：《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泽东在玩弄软硬兼施的权术：在鞭打军队右派将帅和党内元老之后，及时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加以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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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语：从十月进击、一月拼杀到二月角斗，上层权力的对抗和搏斗，使中国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最终导致亿万人挨批挨整，千万人致伤致残，两百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