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评说：文革—毛泽东（第12章武力夺权）

第12章 武力夺权

12章目录

    一、整合分裂     

    1、造反派的分裂     

    任何革命都意味着分裂，现代文明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任何镇压都意味着分裂，现代文明需要的是和谐而不是镇压。毛泽东颠覆了“和而不同”的传统价值，实行血腥的革命和镇压，促成了国家和中共党的分裂，进而也促成了他夺权的工具红卫兵、造反派的分裂。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特别是听到了陈伯达竟然批判起毛泽东一贯倡导的“血统论”时，在“横扫”和破“四旧”中大显身手的贵族红卫兵们，突然发现大事不好。想当初，开始揪斗“三家村”和“彭罗陆杨”时，他们包括他们的老爹老娘，都没看透“伟大领袖”“层层剝笋”的战略战术，便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又打又闹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了起来，并充当了“横扫”和大破“四旧”的急先锋：用野蛮、残酷的手段，烤焦了“牛鬼蛇神”和“黑五类”。不成想，几个月后他们发现，他们的“红司令”的革命目标，不光是烧烤“牛鬼蛇神”和“黑五类”，还要烤焦他们的老爹、老娘、大伯、大叔等“走资派”，并要把他们同“牛鬼蛇神”、“黑五类”倒到一锅里“烩”。他们沮丧，他们悔恨，他们愤怒，于是，他们要造反。他们把“西纠”、“东纠”、“海纠”合在一块，于1966年12月初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为有周伯伯的支持，就可以大胆放手、为所欲为。他们打、抄、烧、杀，把满腔怒火发泄到被他们“横扫”过几次的“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身上。他们见了“三司”司令蒯大富——这个揪刘少奇、斗“走资派”妄图“右派翻天”的急先锋，更是仇人碰面，分外眼红。1966年12月26日，他们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讨伐毛左派的誓师大会。会场里群情激愤，不断高呼“打倒三司”口号，辱骂农民家庭出身的蒯司令是“右派翻天”。大会开到后半夜，放苏联电影《区委书记》。当电影里的游击队员们举枪宣誓：“以血还血，以命抵命”时，全场“联动”成员立即响应，齐声高呼：“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帽子乱飞，口哨乱响，好一阵子疯狂。第二天，为了撘救他们的落难弟兄，他们呼着“刘少奇万岁”、“油炸江青”和“火烧谢富治”的口号，向公安部冲去……但周恩来暂时没有保住他们；他们被毛泽东镇压了下去，头头悉数就擒入狱。

    贵族红卫兵被取缔，大长了平民红卫兵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在毛泽东的前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向党内右派政敌发动全面攻击，揪斗各级走资派。

    毛泽东是“发动群众”的老手，但不是唯一老手。在毛泽东的长期指导下，党内左、中、右派大员们，也大都是“发动群众”的行家。因此，当贵族“联动”被取缔后，党内右派迅速利用平民红卫兵造反派政治上的幼稚和权力分配上的失衡，用“掺砂子”的策略来制造危机，在一派身上注入了党内右派的政治诉求，终使其分裂成势不两立的左、右两大派组织。

    一派打着造反的旗帜，以帮助毛泽东夺权为己任，属激进派，是谓左派造反派；另一派也扛着造反大旗，以反夺权借以保护十七年的旣得利益为己任，属保守派，是谓右派造反派，常被贬称为“保皇派”。实际上，两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仅仅是党内左、右两派夺权和反夺权的工具和炮灰！

    如果说1966年是贵族红卫兵和平民红卫兵的分裂，那么，进入1967年，胜利的平民红卫兵迅速分裂为左、右两派造反派。如：南京的“好派”和“屁派”，重庆的“八一五”和“反到底”，武汉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河南的“十大总部”与“二七公社”，等等。这些造反派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高调宣称自己的组织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激烈攻击对方组织是名符其实的“保皇派”、“反革命派”；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造反派，他们今天组织示威游行，把异己当权派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明天召开声讨大会，把不愿表态支持他们的当权派拉到大会上，进行“坐喷气式飞机”、戴高帽式的批斗；为了证明自己造反“响当当”，他们相互指责，叫骂，拳脚“辩论”，冷兵器较量，热兵器战斗，等等，实际上，他们都已变成中共党内左、中、右派权力斗争的打手和炮灰，都是“保皇派”，区别仅仅是各保其“皇”而已。

    在左、右派造反组织里，主要是左派造反派中，隐藏着一些民主组织和成员，他们对中共专制体制不满，有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民主诉求。但他们不敢公开地、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他们的诉求，只能打着毛左派的旗帜，提出一些毛左派暂时还能容忍的诉求，並且把这些诉求“策略”地隐蔽在批判刘、邓右派的洪流里。在平反问题上，他们只敢依照毛左派划定的界限提出一些平反要求，如要求给被刘、邓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平反和要求给在刘少奇主导的“四清”中挨整者平反等；但他们却回避了毛泽东主导的历次“群众运动”及其运动的血腥，并与其运动的受难者划清界线。在经济上，农民工、临时工、集体工等组织和成员，提出了与国营工待遇平等的经济要求；但他们却不敢触及造成这种森严等级制的原因，因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等级制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主导的三大改造和把农民贬为二等公民的户口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造反组织里也出现了民主改革的呼声。如湖南“风雷”的造反派负责人杨曦光，他代表他们的造反组织，书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提出了仿效“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原则组建“中华公社”的民主政治诉求。

    在中共极权压抑下，在平民阶层中出现代表他们利益的民主人士是必然的；在中共党内外左、右两派夺权混战中，这些民主精英借机提出些民主诉求也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产生的民主诉求，在毛式“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不过是一股涓涓细流而已。面对这股不成气候的涓涓细流，有人却提出了个“民主文革”的命题。显然这是脱离现实的幼稚想法。马克思倡导的“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原则，不仅马、恩、列、斯没有打算实行、毛泽东拒绝实行，正在困难中搏斗的党内右派更难容忍。全国“转复军”、“红旗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聋人造反总部”、 “军垦造反团”等有民主诉求的造反组织，先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19岁的杨曦光被判10年重刑，毛泽东死后，右派政变成功，平民出身的左派造反派的头头们都被科以重刑，等等，都是中共左、中、右派共同镇压民主的结果。

    在左、右两种造反派间，还夹着一个中间派，时称“逍遥派”或“不革命派”。在文革中，“不革命”离“反革命”仅一步之遥，因而有人把“不革命”等同于“反革命”。因此，“逍遥派”並不逍遥：他们人员众多而势单力薄，大多数属平民阶层，他们对刘、邓右派不抱希望，对毛左派更加反感；由于没有成形的组织来保护他们，使他们有时不得不跟在左、右两派造反派后面，为他人摇旗壮势，呐喊助威。

    随着“全国全面内战”的展开，毛泽东发现：在党内右派当权派的暗中支持下，以党员、团员、干部和干部子弟、老工人、老劳模、老先进和老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右派造反派组织，迅速扩大，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干着保护右派当权派、打击左派当权派的勾当，并以压倒的优势，使左派造反派变成少数派，处于遭受打压的境地。同时，毛泽东还听到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民众民主呼声，更难容忍党内右派当权派的党内民主诉求，尽管策略上他可以暂时有限度的容忍这些诉求和呼声。显然，局势即将失控，毛泽东惴惴不安。

    为了利用左派造反派造反，镇压右派和民众的民主呼声，毛泽东断然采取两条对应措施，做出了发布《公安六条》和“三支两军”的决定。

    2、警告右派、实行铁笼子内的民主     

     1967年1月13日，中共根据毛泽东御旨，发布镇压党内外民主诉求的《公安六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1967.01.13,中发〔67〕19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它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形势大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特规定：

    （一）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二）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三）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一般的，由党政领导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批判教育。对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操纵者，要依法惩办。
    （四）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五）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布）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
    （六）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以上规定，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号召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维护革命秩序，保证公安机关人员能正常执行职务。

    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

    从《公安六条》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划定了严格界限：只准把矛头对准他的政敌及其支持者，不准把矛头对准他和他的亲信；任何批斗他的政敌以及支持者的言行，都是革命的，任何攻击他和他的亲信，“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对于平民百姓的造反组织和个人，他们的民主诉求，就是“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动言论”，交“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对于“地富反坏右”等处于社会最低层、濒危于生存边缘的弱势人群，仍是十七年来执行的老政策——“不许乱说乱动”。显然，毛泽东的“大民主”，是在铁笼子内实行的民主。

    由此可见，人民享有所谓的“大民主”，仅仅是“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义务和批判“走资派”、“资反路线”的权利。显然，《公安六条》是坚守独裁、扼杀民主呼声的宣言，是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颠覆。三十年后，曾为虎作伥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竟说什么《公安六条》是个“一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力（利）”的文件。这位一心“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王力，临终前还固守着他作为“毛泽东打手”时的那种专政思维。今天，那些毛式“大民主”颂扬者，那些“民主文革”的立论者，看了《公安六条》，看了王力在《反思录》“中对《公安六条》的所谓“反思”，不知有何感慨！

    3、支持左派，右派逢春       

    尽管在《公安六条》中，毛泽东已向党、政、军中的右派当权派发出了不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严重警告，但他还放心不下,迅即做出了派军队支持左派造反派(红卫兵)即“支左”的决定。

    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文件下达刚满五个月，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引用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并说：“……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人民解放军……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 3月19日，中共又将军队“支左”任务发展成“三支两军”，即支左（支持左派造反派）、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据报导，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官兵，有二百八十多万名。 

    中共军队的将领同党政机关当权派一样，都是党内左、中、右派的重要组成部份；军队将领同各地党政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人都是老战友、老同事、老上级或老部下，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共军队又是个多个山头的军队，当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被打倒、陈毅靠边之后，原一野、二野和三野的将领惶恐不安,生怕“剝笋”剥到他的身上，被打成“军内一小撮”，尽管十七年间，山头势力已有所变化。面对胡批乱斗的混乱局面，以林彪为首的左派将领蠢蠢欲动，支持左派造反派揪斗党、政、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力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扩大自己权力和利益。他们支持李作鹏中将夺了海军大权，支持余立金中将主导了空军大权，支持黄志勇中将夺了装甲兵的权，等等。与左派将领相反，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为首的中、右派将领们，对造反早已反感，特别是左派造反派的行动，使他们不仅在精神上同情党政右派当权派，而且行动上也和他们站到一起，支持他们所支持的右派造反派，力图在文化大革命中维护住自己权力和利益。例如，武汉军区一位右派副司令就公开叫骂：“造反,造反,造到老子的头上来了。不管你几十万,老子一个命令叫你解散!”现在毛泽东要他们“支左”，正中他们的下怀。

    在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左派将领的默许下，有了后台的左派造反派便有恃无恐，大胆地揪斗右派当权派，攻击右派造反派组织，冲击支持右派造反派的“支左”的军事部门，甚至大胆冲入军队戒备森严的营房军械库里去抢枪枝、抢弹药。右派造反派也不示弱，在他们后台支持下，效法左派造反派，攻击对立的左派造反派组织，揪斗左派当权派和抢夺枪支。

    由于党、政、军内左、中、右派当权派和将领们的支持，各地接连不断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武器事件。为了控制局面，毛泽东再次裸露他的杀气。1967年2月上旬，他在一份文件上做了“可以开枪”的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林彪将毛的“部队可以开枪自卫”的批示转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曾大闹京西宾馆的叶帅，本来对毛的打手中央文革一肚子不满，见批示如获至宝，很快在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的“令箭”。

    谁是右派？谁是左派？什么样的派是“响当当的左派”？什么样的派是“顽固不化的保皇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和他的打手们，对刘、邓为首的政敌提出了许多罪名，诸如什么“牛鬼蛇神”、“黑帮”、“修正主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但由于这些罪名概念模糊，意义混淆，没有明确的界限，谁也说不清它的真实含义，因而就为军队中的左、中、右派“支左”干部各取所需提供了不同选择的条件。尽管他们的选择不会一致，甚至相反，但有一点是清晰的：任何民主诉求都是反革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人们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是非”界限：只要紧跟他，只要没有民主诉求，即使搞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反之，如果紧跟刘、邓，或不能“反戈一击”，或同情刘、邓，即便没有民主诉求、沒有搞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的“是非”标准，这就是左派与右派或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因而当时盛传：“跟对人，就是跟对了线”。

    对毛泽东这种以人划线充满了权力斗争的色彩的做法，除少数左派将领外，占军队主流的中、右派将领们并不认同，甚至反感。但由惮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他们也只好被动服从。但胆大者大有人在。如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他在叶帅有意纵容下，便认定自己支持的右派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造反派，认定中央文革支持的左派造反派是“右派”，在一次冲突中，他借口“开枪自卫”，公开挑衅中央文革，下令向“右派”开枪，结果造成了死173人，伤224人的“二二八惨案”！可怜满腔激情的学生、百姓们，成了毛左派的炮灰。

    不惟如此，在新疆、重庆、湖北、四川、浙江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多起军队镇压造反派事件。全国夺权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左派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和左派将领的怂恿、纵容和公开的支持下，虽然能够打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来武装自己，但往往遭到右派将领“理直气壮”地镇压；右派造反派在右派将领们或明或暗的怂恿、纵容下，也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旗号下，得了大量武器，其数量远远超过左派造反派抢来的。如，广西省军区一次向右派造反派发枪1,500支。在左、右两派将领的支持下，“支左”使毛倡导的“四大民主”完全变质：从拳脚相加的“鸣放”，迅速升级为刀枪染红的“辩论”，两派怒目相视，冲突不断，武斗炮声震天，遍地硝烟，全国陷入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内战”之中。显然，“支左”已使军队走向分裂的边缘。

    对此，7月28日毛泽东赞扬道：“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在他的授意下，7月22日，江青向郑州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发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要他们以武力击败右派造反派“十大总部”。尽管毛已发现，许多将领“支右”不“支左”，但他坚持认为，他能在内战中取胜，因而继续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因为，他了解他们，稍施计谋，便可“为我所用”。

    值得一提的是，恣意发动内战以击败对手的毛泽东，流痞的本性使他不愿把刽子手、杀人犯的罪名留给后世，因而，他在裸暴狰狞兽面的同时，适时展出了“替历史负责”的“佛面”：在武斗正酣时，他假惺惺地发表制止武斗的《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两个通告，以期达到推卸发动内战责任的目的。有人说，这两个通告等于要为婊子树牌坊，要为刽子手树“伟光正”的纪念碑。这话不无道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两个通告非但不能制止流血，甚至还有火上浇油之嫌。 

    恣意发动内战以击败对手的毛泽东，对军队忤慢行径早有戒备。善弄权术的他，对军队将领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说军队内有“一小撮”野心家、“走资派”，甚至还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无情拷打、处死一些将领，如彭德怀、贺龙、许光达、陶勇等，严厉警告将领们不得三心二意，要紧跟着他，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信任，赞誉他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委以“支左”的重任，要他们在“支左”中“立新功”，并不急于给“支右”者“剝笋”。

    出乎毛泽东意料的是，与党政机关右派当权派命运息息相关的军内中、右派将领们，对最高统帅“层层剝笋”的谋划已有戒心，他们已无“立新功”的打算，只有躲避“剝笋”的警觉。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对抗毛泽东的方针：以乱制乱。他们同各级党政右派当权派联合在一起，公开打着“支左”的旗号，暗里干起了“支右”的勾当。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与天才毛泽东的预谋相反，“支左”决定下达后，局势迅即恶化。

    据报导：

    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石河子地区对立的左、右派造反派双方发生激烈枪战，造成24人死亡，74人受伤；
    2月21日到24日，武汉军区动用数十个连的兵力，向军事院校造反派采取行动，四天中摧毁和解散造反组织24个，逮捕造反派主要领导175人，宣布行政管制43人，被迫自杀2人；
    5月1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红联总”、“三司”两派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9人死亡，44人重伤；
    5月29日，杭州对立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6人被枪杀，150人受伤；
    6月4日到8日，重庆由驻军支持的右派“八一兵团”，袭击、围攻左派西南师大“八一三”造反派，双方发生武斗，参加武斗人数多达2万，死伤上千，其中死亡百人以上；
    5月14日，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讲话中透露：北京从4月30日到5月10日，武斗出动人数达63,500多，其中发生50人以上参加的武斗133次。对于伤亡人数，他隐瞒不报。 

    随着毛泽东对右派镇压的加剧，右派反抗愈加激烈，左、右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共党内左、中、右派势力支持下，左、右两派造反派的力量互有消长，但天平逐渐倒向右派一边。于是，对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影响从而改变党内权力斗争形势的“七二○事件”，在武汉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