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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到武汉
善于运筹内战的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拟定了乱中夺权的计划。他认为，乱可以打破秩序，从而打破刘、邓长期构建起来的权力结构。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到1966年年底，面对右派越来越激烈反抗，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反抗，善于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中决策的毛泽东，决心把“乱中取胜”变为“内战中取胜”。12月26日，在他的生日宴上，他向亲随宠臣们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号召打内战。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5月16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5月25日，他对全面内战大加赞赏说：“北京也在分裂成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全国全面内战”终于被毛泽东煽动了起来，其中武汉尤甚！
1967年7月14日晚，胸怀“内战中取胜”自信的毛泽东，乘他的专列来到了武汉。先期于上午到达武汉的周恩来，将他接入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奉命到达武汉的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大员，同随同毛泽东前来的大员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等和随同周恩来前来的李作鹏等，分别住进了东湖宾舘百花一号和百花二号。
一年前的武汉，毛泽东曾在这里出尽了风头：他兴致勃勃地畅游长江，五千人伴游，十万人立岸欢呼，气势磅礴，巍巍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尔今的武汉，已今非昔比。一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全面内战”的煽动下，大武汉已变成了大武斗天下：由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工造总司”等左派造反派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右派造反派，两军对垒，武斗频发，不可调和。此行之前，毛泽东已经有了“内战中取胜”腹案：大联合夺权——夺取刘、邓右派集团的权力。为此，他修改了“全面内战”的方针，鼓励大联合。他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亲自解决两派纷争，促进两派联合，为全国各地“内战中取胜”——大联合夺权，树立一个样板。
天才的毛泽东低估了武汉形势，错估了他的臣民的精神状态。
当北京的将帅元老同中央文革成员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里唇枪舌战的时候，以司令陈再道上将为首的武汉军区，于1967年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造反派的“二八声明”是毒草，因为他们在声明里主张“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严正声明》促使造反派分裂：一派主“乱”，认为“二八声明”是“香花”，是谓左派；另一派主“稳”，认为“二八声明”是“毒草”，是谓右派。武汉军区以“稳定军队”为借口，从2月21日到2月24日，动用数十个连的兵力“支右”，向军事院校左派造反派采取行动，四天中摧毁和解散左派造反组织24个，逮捕左派造反派主要领导175人，宣布行政管制43人，被迫自杀2人。1967年3月17日，武汉军区和武汉公安机关联手，宣布解散武汉最早、号称拥有48万成员的左派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宣布“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并逮捕了以朱鸿霞为首的“工总”大小头头485人。
武汉军区对左派造反派的镇压行动，使中央文革非常恼火。他们一方面在4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向武汉军区施压，一方面鼓励受压的左派造反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以“三钢”、“三新”为首的支持“工人总部”的左派造反派，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他们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释放被捕人员的要求，为此，他们组织上万名学生静坐示威，强化了对军区的冲击。
为了对付中央文革和左派造反派，武汉军区打着“支左”的旗号，被他们坚定支持的右派造反派——号称拥有130万成员的“百万雄师”，于5日16日正式成立。以基干民兵为核心的“百万雄师”成员，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基层的市民：有工人、贫下中农，有待遇较好的国营工厂的工人，有收入相对稳定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中共基层政权的依靠力量，是精神上有优越感的组群，都属于“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同生活艰辛的集体工、临时工和一般贫苦市民，比较起来,相对富裕得多，政治地位也相对优越得多。以出身好、成员纯的“百万雄师”，是名符其实的右派；但他们一成立，便打着“左派”的旗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成份混杂的以贫苦老百姓和学生为基础力量的左派造反派。他们骂左派造反派是牛鬼蛇神，是“老右翻天”，放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在武汉军区、驻军独立师、29师和各级人武部的支持下，“百万雄师”的“铁帚”扫向左派造反派：“谁替工总翻案，谁就是反革命”。左、右造反派矛盾迅速激化。在武汉5～7月里，由“百万雄师”挑起的大小规模的武斗数十起，造成数千人伤亡。其中：
6月17日，双方数千人马在汉口六渡桥处发生武斗。据不完全统计，死100多人，重伤300多人。6月24日，在汉口大智路，“百万雄师”调动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7,800多名武斗人员，向左派“工造总司”占据的武汉市文化局大楼进攻。以中共党员、团员为主的复员军人敢死队，冲进大楼，当场打死28人。其中，广播员朱庆芳，是个16岁的小姑娘，看见冲进来的敢死队队员，吓得跪地向“叔叔们”、“大哥们”求饶，却被残忍地活活打死。
武汉连续发生的大规模镇压左派造反派的武斗，激怒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同中央军委一起，在6月26日向武汉军区发电责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对此，陈再道指责该电“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在康生的授意下拟定的”。经过半个月的酝酿，七月十日，武汉军区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对“626来电”做出了回答。会议认为：“军区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陈司令的“回答”，公然对抗中央文革。
3、毛的决定
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听取了汇报后，当即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1、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2、“工总”、“三司”、“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3、“百万雄师”是右派保守组织，但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据记载，支持中央文革的“三条方针”是18日敲定的。但实际上，在毛来武汉之前已经形成：“走，去武汉保陈再道。”毛来武汉前说的这句反话，就足以证明。
解决方针交给了周恩来等人去执行。15日，毛泽东派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会同军区领导人，反复去江边踏勘和筹办游泳事宜，打算在16日纪念畅游长江一周年之际，再次畅游，再掀一次崇拜高潮。由于“百万雄师”在15日提前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游行中与左派造反派发生冲突，打死了几个人，酿成了“七一五惨案”。消息传来，畅游计划告吹！
７月15～18日，根据毛所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并主持了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领导人及驻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汇报。18日，根据毛泽东业已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周恩来会议讲话中以“建议”的口吻命令称：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之前的17日晚上，周恩来已单独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毛的三条方针，劝他俩做好工作，争取主动。陈再道当时表示想不通。他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尽管如此，7月19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在恭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的同时，都被迫在会上做了检查。
陈再道说“我做不通”是实话。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后，部队里出现了动乱。
18日的扩大会议一结束，负责在武汉市“支左”工作的独立师蔡炳臣政委，怒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当天夜里，独立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蔡政委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怀龙师长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给我谈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第二天牛师长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拍桌子，摔椅子，大叫“拼了”。
在牛、蔡师首长的感染下，独立师的战士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王力的“四点指示”。
其实，本没有什么王力的“四点指示”，那是周恩来在传达毛的“三条方针”时，将第一条方针分解成“检讨”和“平反”两部份，因而使毛的“三条方针”变成了他的“四点建议”。由于王力权大气粗，言语蛮横，蔑视武汉军区，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批评军区领导时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蔡炳臣政委在传达扩大会议精神时，蓄意张冠李戴，将体现“三条方针”的周恩来“四点建议”，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于是，以讹传讹，周的“四点建议”变成了王力“四点指示”。
军区负责人要独立师领导做战士工作。一个副师长和一个副政委来到军区大院“做工作”时，对战士们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吧。”
午夜，独立师六台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对此,六团翟团长当面向蔡政委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炳臣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是夜，六部宣传车大喊大叫着批驳“四点指示”，半个夜晚跑遍了武汉三镇。
19日晚，要为“工总”翻案的消息传到370医院后，驻院军人连打三次电话问独立师师部。当师部回电证实后，医院大批工作人员便冲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许多人大喊大叫：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
处在武汉“支左”第一线的独立师，已经走到了“兵变”的边缘。
本来“百万雄师”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三条方针极为不满，因知道是“最高指示”，便强压怒火，也不敢挑战周恩来和谢富治。19日，王力在武汉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批评军区领导时说：“百万雄师是个保守组织，你们起了很大作用，才发展到现在这么多。”接着，王力又在水利学院对左派“三钢”大加赞扬：“(武汉问题)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消息飞快传了出去，“百万雄师”终于找到了替罪羊，把满腔怒火齐向王力发泄。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笔者：“谭氏”指“血统论”鼓吹者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下午，“百万雄师”的群众与独立师、29师的一些干部战士，高呼着“打倒王力”的口号，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和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回答问题。当天晚上，军区大院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有“支左”军车和“百万雄师”车辆273辆，“支左”军人、“百万雄师”和看热闹的市民有13,000多人。他们继续要求谢、王接见，并扬言要与王力辩论“四条指示”。
“百万雄师”的核心领导，已经被告知，“三条方针”是毛泽东确定的，而这个“巨无霸”现就在东湖宾馆里。他们没有精明政治家的远见，愚蠢地决定采取类清君侧行动，揪斗王力，向毛泽东示威，压他改变方针。他们一方面向下隐瞒毛在东湖的信息，一方面同“支左”军人联手，迅速成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到夜半时分，东湖四周都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控制起来，使毛泽东、王力等成了瓮中之鳖。
在毛泽东亲自督导下，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终于在他的眼皮下暴发了。
7月20日凌晨，武汉独立师的六辆卡车，装载数十名独立师和29师的全副武装的军人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去东湖造王力的反。他们封锁北门，冲进西大门，解除了哨兵武装，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找到了谢富治和王力。他们质问谢、王，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打成反革命？他们用冲锋枪枪口对准谢、王，威胁他们，要他们宣布“百万雄师”是革命派。他们在草坪上，把前来解围的他们的司令陈再道，打翻在地，骂他是“投降派”。在同谢、王辩论中，愤怒的造反派依照“专揪”计划，将王力绑架上车，掳劫到军区。
历史值得遗憾的是，陈再道不过一介武夫，他错过了取而代之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
7月20日上午九时，开始批斗王力。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此起彼伏，喊声震天。“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刘敬胜，将反剪着双手的王力推到阳台上示众。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造反派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当回答“百万雄师”是什么组织时，王力说：“‘百万雄师’组织很大，是个什么组织，我们还要看一看。”当问及“你们为什么要为黑工总翻案”时，王力说：“如果是革命派受了压制，那就是要翻案。”这种顶牛式的回答，激起更加愤怒的呼声，有人喊出了“王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批斗中，王力遭到了围攻殴打，脚踝骨折，还被剥去了军装，扯下了领章。
与围攻王力的同时，“百万雄师”向毛泽东示威的大游行开始。据统计，大游行各种汽车有396辆，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8201（独立师）、8216（29师）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成装甲车10辆。“百万雄师”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有的军人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就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一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左派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车上的高音喇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
与此同时，独立师散发了“特急呼吁”，宣称：“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绑绑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杀他个片甲不留。”
“百万雄师”也发出“紧急声明”：“我百万雄师全体战士坚决与8201全体指战员同生死、共存亡。我百万雄师对黑工总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三新’‘二司’大小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只能有我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
由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公然挑战毛泽东，武汉军区领导层十分害拍。政委钟汉华和副司令叶明、孔庆德等人来到大院内，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愤怒的造反派和军人根本不听。面对事态，钟汉华大声喊叫：“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可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呀！”他向群众作揖、磕头劝阻：“你们绑我好了”，但乱中无人理睬他。有位“百万雄师”造反派愤怒地指责他说：“钟政委，你太不像话了。”
后来还是副司令孔庆德急中生智，使事件发生了逆转。他与29师政委张昭剑咬了一阵子耳朵后，促使支持“百万雄师”的张昭剑临阵倒戈，调29师两个连的兵力，与军区警卫营密切配合，利用吃饭的机会，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转移到29师师部的六号楼，当晚，又利用夜幕将王力秘密转移到西山，脱离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控制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