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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中的毛泽东，已成了惊弓之鸟。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急促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这里！”惊魂未定的毛泽东，又被“咣当”推开的门声吓了一跳。警卫员小高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
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学张学良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在惊涛骇浪中数十年的毛泽东，很快冷静了下来。他要小高要通刘丰的电话。
电话很快要通了。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等待什么！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恨恨地吸了一口烟，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乘着夜幕和树丛、花丛的掩护，急步向后院走去。
当穿越一段草丛时，毛泽东“哎哟”了一声。杨代总长弯腰一看，发现领袖没穿鞋子，一双拖鞋被荆棘扎透了。他慌忙把自己鞋子脱下来，给领袖穿上，自已穿上领袖那双拖鞋，慌乱中忘记了检查领袖脚上是否有伤口。不过，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满意地笑着说：“难为你了。”过后，每当代总长想起那段疏忽事，内心好生不安，但当想到“难为你了”那句话后，心地又轻松得多了。
三个人急匆匆地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又翻过了一个斜坡，来到了东湖后门。所幸那里无人把守。
小高拧开了“将军锁”，打开后门，他们纵步来到停在沙滩上刘丰为领袖准备的轿车旁。毛泽东突然仰天笑道：“陈再道一头蠢驴。在后门放上一个班，我们就难以走脱。真乃天助我也！”说罢，钻入轿车，飞也似地奔向戒备森严的专列。
专列虽然戒备森严，但在动乱的武汉极不安全。众人劝他迅速离开武汉，正合他的打算。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国内旅行从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向代总长下达命令。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善于巧设疑兵的领袖说：“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半途，他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了汽车，直奔飞机，命令道：“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的确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从汽车上下来，朝飞机走过来。
杨成武说：“你们看见了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惊讶不已的战士们立刻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毛泽东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这时，毛泽东才示意杨成武告诉机长：“去上海！”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1967年7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武汉问题时，发出了“最高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这种左右逢源、始终主动的话语权，是毛泽东独自享有的。但对这种“左右逢源”的“最高指示”，大员们是心领神会的。
7月22日，下午两点多，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分头登机回到了北京。领会了最新“最高指示”的北京大员们，组织了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谢、王、李等英雄们。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先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向武汉军区示威。
当晚，林彪主持紧急会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历史表明，21日下午，包围武汉的军事部署已经开始：会议期间，25军的三个步兵师正从九江、开封火速向武汉开进；15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占领了孝感机场，已运动到距武汉四、五十公里的黄陂；东海舰队的三艘炮舰已先达汉口口岸待命……
22日凌晨，在最新“最高指示”前，中央文革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组织“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声讨“七二○事件”的肇事者。同时胁迫陈再道、钟汉华等十余将领于23日飞抵北京，参加“学习班”。在京西宾馆，陈、钟遭到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斗。
24日，空15军的多支队伍，开进武汉市，迅速部属到指定位置。25军也到达要地，东海舰队30多艘舰艇也先后云集到武汉。“支右”的独立师，被调出武汉整训。
25日，毛左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回京，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军委成员，都出席了大会。
当天，在武汉，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分别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呼着“打倒陈再道”、“向三钢、三新、三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口号，向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示威。
26日，业已瘫痪了的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一、“七二○事件”是严重政治事件；二、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三、立即给“工人总部”平反，向朱洪霞、胡厚民等赔礼道歉，并恢复名誉；四、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7月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揭发批判陈再道、钟汉华反党叛变罪行。空军司令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便领着刘丰等将领冲了进去，抓掉陈、钟等五个人的领章、帽徽，进行拳打脚踢，把陈放倒在地。据说，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对此“很有意见”。在另一次批斗会上，目击者写道：“陈再道下午就尝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厉害，今天一上台就吓得手脚不灵，浑身冒冷汗，站在那里活像一堆没了筋骨的死肉。”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指控为“黑后台”。同时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提升“七二○事件”功臣武空副政委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自1967年7月26日到8月2日的一个星期里，《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主要喉舌，连续发表社论和文章，抨击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反革命暴乱”，把“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的“精神实质”推向高潮。这些社论、报导是：
《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北京支持你们！》
《全国军民大集会大示威 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上海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派》
《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全国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的伟大胜利》
《武汉三军和革命派联合举行誓师大会》
《玩火者必自焚》
《同武汉革命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武汉“百万雄师”基层组织土崩瓦解》
《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新的考验》
《再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在左派反击中，许多落井下石之徒沓沓亮相，纷纷“反戈一击”：
8月17日，扮演“支右”脚色的独立师，以左派姿态发表了《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七二○”冲击东湖客舍反革命事件的真相》的调查报告，表示效忠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10月28日，曾大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百万雄师”打手们，摇身变成左派“公安联司”，也以左派姿态发表了《百万雄师——“庞然大物”原形现 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文章，揭露“百万雄师”的罪恶活动，等等。
1967年7月27日，“百万雄师”在舆论的高压下土崩瓦解，尽管他们在24日做最后挣扎：出动了百余辆卡车全市游行，在高呼“打倒陈再道”的口号的同时，继续狂呼“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历史清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从7月14日到21日的7天里，毛泽东不但没有树立起一个大联合夺权的样板，反而鼓动仇恨，加剧冲突，使武斗规模更大，更加血腥！
同全国左派造反派一样，他们的头头大多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平民出身。“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们过着无权无保障的贫民生活，他们对中共官僚特权阶级深恶痛绝，因而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成了他们的渴求，也成了他们造反力量的渊源。但在十七年中，他们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想的熏陶下，“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如过眼云烟，已丧失殆尽。他们从贵族红卫兵、右派造反派那里，看到人类兽性张扬的价值。因此，当他们被套到造反战车上时，他们便走到了他们渴求的反面，用你死我活回敬对方，在冲锋陷阵中，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同北京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一样，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个卒子，他们看不见中共党内左、中、右派之间的冲突，只是权力再分配上的较量，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无论那一派都是官僚特权阶级，而毛泽东则是这个特权阶级的总代表。因此，当“卒”子“过河”后，他们会发现，一旦左派把右派打倒，或不得已与右派成功妥协，他们的价值转瞬即逝，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他们这些“过河卒子”。那时，后悔晚矣！
“七二○事件”后，左派造反派胜利了；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好一阵子得意，好一阵子疯狂！得意中，他们趾高气扬地目空一切；疯狂中，他们清剿残余“百匪”，残忍地报复杀人，主动或积极协同军方追捕逃亡的“百匪”头目，等等。据湖北省委统计，“七二○事件”之后，在“清剿”与反“清剿”的战斗中：全省被打伤、打死的人高达18.4万；在武汉，打伤、打残者高达6.6万人，打死600多人；其中，多数是曾经不可一世过的又被骂为“百匪”的“百万雄师”成员。——这就是毛泽东来武汉树立大联合样板的成果！
左派造反派的出身背景形成的思想意识，证明他们不是中共的同路人。他们在革委会中得意了不到两年，因看不惯中共特权阶级的专横跋扈，打起了“反复旧”的旗帜，与新贵们对抗。很快，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中纷纷落马，右派政变成功后，他们的头头如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等被追判重刑，其中曾诵诗铭志“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的“工总”头头胡厚民，因“顽固不化”，拒绝认罪，被科以20年重刑，九十年代死于狱中。
左派造反派没有右派造反派幸运。右派宫廷政变成功后，湖北省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事件”研究后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于是，曾在1967年7月18日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1978年11月26日被邓小平彻底平反。“百万雄师”平反后，他的一号头目俞文斌，这个曾组织过数十次武斗，造成数万人伤亡的罪孽深重、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文革中虽坐狱四年（据说他曾亲手射杀过多人），文革后却得到补偿：他先后荣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等要职。
“七二○事件”的制造者呢？支持武汉左派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四人帮”，同与事件没有太大关系的林彪一起，被推上了镇压“百万雄师”的被告席；而另一个事件制造者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则在被撤职而“委屈”了几年后，又返回了大军区领导的任上。当年大肆批判“百万雄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呢？他们摇身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成了“百万雄师”赞扬者，没有丝毫知耻负疚的表示。
“七二○事件”的主要制造者和现场导演毛泽东呢？在中共党内右派掌权后，林彪、“四人帮”成了他的替罪羊，他本人则在右派蓄意掩盖下，仍旧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