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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事件”使毛泽东认识到，由于右派军方和地方右派当权派的联合支持，右派造反派很快形成了对左派造反派的压倒优势，武汉拥有130万之众的“百万雄师”，以数倍的“兵力”压倒了以“三钢”、“三新”为首的左派造反派，郑州十多万人的“十大总部”，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区区数千人的左派“二七公社”，等等，就是这种党、政、军内右派联合支持的结果。因此，全国各地左派造反派，纷纷向中央文革告急，尽管“百万雄师”在中央巨大压力下已土崩瓦解。
军队“支右”举动，使善弄权术的毛泽东大失所望。为了不使夺权斗争毁于右派将领之手，毛泽东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做出了“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两项重大决定。
1967年8月4号，穷兵黩武的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下达了“应大量武装左派”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史称“八四指示”。这封信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宣读并交付执行。在毛泽东看来，“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相辅相成，都是制约党、政、军内右派当权派专政的手段：不把专政权力交给他的“群众”，“武装左派”会变成“武装右派”，“走资派”就会专“群众”的政；没有“武装左派”，右派就会当道，“群众专政”就是一句空话。上海“武装左派”工人和学生，确保了左派政权的稳固；北京“红八月”里的喋血，鼓舞了各路红卫兵“横扫”、破“四旧”的士气，就是“群众专政”的典范。
早在“八四指示”前，毛泽东已做出了武装左派的决定，并在高层传开。7月18日，他在东湖梅岭一号对周、谢、王等近臣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他还夸“钢工总”工事修得好，表示要去看看。——这就是后来称谓的“七一八讲话”。当获悉毛泽东“武装左派”的谈话后，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便提出了“文攻武卫”口号，号召左派造反派武装自卫。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8月11日，在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时，他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有人说，“武装左派”的左派，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由谁来界定？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毛泽东喜欢政策的模糊性。模糊性使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哲学有了广阔的游刃空间：左或右均可按“政治需要”和“个人好恶”来界定，而且能使界定达到左右逢源、横竖是理的境界。这是毛泽东的重要统治权术之一。
在毛的“七一八讲话”特别是“应大量武装左派”的“八四指示”在上层传达后，“支左”部队向造反派发枪和造反派主动夺枪事件，相继在多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并很快形成了抢劫武器运动；冲击军事机关、抢掠武器库事件也从武汉、北京向全国蔓延，各地左、右造反派纷纷加入了抢劫武器行列。
8月初，林彪感到事态严重，有些坐不住了，他要下文严禁群众组织抢夺军队的枪枝，但毛泽东否决了他的计划。8月5日，毛泽东针对林彪的计划批示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显然，他支持夺枪；一句话打消了林的计划。这就是后来所称谓的“八五批示”。
8月1日，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发表了。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再次强调了毛泽东的“武装左派”和“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向军内右派将领发起猛烈攻击。
从“七一八讲话”到“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人们看到了一条分裂军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决心要与他“亲自缔造和指挥”的军队分道扬镳！
但形势並没有完全按毛的意志发展，毛的乱军的谋图受到了强烈的对抗。“八四指示”后，各地右派造反派从中汲取教训，在各地右派将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他们也像左派那样，疯狂地抢夺枪枝弹药，胆大到敢于把支援友邦越南的“抗美援越”军用列车洗劫一空。很快，他们不仅在人数上而且武器装备上，都对左派造反派构成优势，成了各地武斗主要挑起者。这样，右派将领们成功地将“支左”变成了“支右”。
据曾担任过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道远回忆：“1967年《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出来后﹐还发来文件﹐有‘武装左派’的精神。我和方保林（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等几个人去找时任15军政治部主任康星火﹐要求发枪。第二天他们就答复说，武装你们肯定是应该的﹐但是群众组织很多﹐单给你们发枪其它组织找上门来不好办﹔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我马上召集会议﹐决定由武大﹑武测和武工三校学生去﹐守卫排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派了几个人开门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开进去了﹐我也亲自进了仓库。先是拿枪和子弹﹐后来连擦枪布都搬回来了﹐还有几尊迫击炮也运回来了。”他还说：“武汉警备区部队派了很多校枪的﹑修配的技术军官过来。”“训练也是部队的干部搞的﹐还打过靶﹐此事还在《解放军报》上登过。”
据不完全披露，在毛泽东“七一八讲话”后的一个多月中，发生了数十起抢劫武器事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在浙江，7月21日，温州军分区所属的6515部队6分队、防化连及军械库的武器，遭两大派组织抢劫。被抢武器中，除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外，还有60炮、82炮、122榴弹炮等重武器。8月5日，受驻浙江20军支持的右派造反派“省联总”头头张永生等人，组织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骗开大门，强行砸开仓库，将1,000多件枪械和价值约40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9日，张永生再次组织上千人，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5日和9日，两次共抢劫走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523挺，炮40门，子弹120万余发，手榴弹1.69万余枚。
在四川，7月下旬以后，泸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就被造反派抢劫21次，被抢步枪2,481支，轻机枪115挺，重机枪12挺，手榴弹115枚，各种炮72门，子弹28.4万多发。8月下旬，重庆市北碚地区造反派武斗人员2,000余人，冲进404团营区，抢走枪支3,000支，轻重机枪49挺，炮16门，枪弹16万发，手榴弹8,000枚，打死指战员2人，抓走18人。
在广东，广州两派造反派在抢劫武噐上都大显身手。8月5日深夜，他们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捆绑起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1,850支，子弹数万发；8月8日晚，他们将广州市郊区金鸡岭枪械库洗劫一空；8月9日，他们冲击广州市军管会，又抢去一批枪支弹药；8月10～12日，广州警备区机关先后遭受造反派8次冲击，抢走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
在吉林，8月11日，造反派“长春公社”，袭击了长春市英俊区武装部和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大量武器；8月13日，他们又联合长春军事院校数千人袭击了第5坦克学校军械库，抢劫走了大量枪支弹药，其中有机枪120挺，高射机枪50挺。另一造反派“二总部”也不示弱，8月14日，他们出动近千人，50多辆汽车，洗劫了白老虎屯武器库。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9日到8月14日的5天中，长春市就发生40多起抢劫部队及人武部门枪支弹药的事件。
在福建，据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报告，停泊在厦门某地10艘军舰，8月21日遭厦门造反派抢劫，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武器。
在湖南，从7月底到8月下旬，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818支，“60”、“82”迫击炮27门，手榴弹1万多枚，子弹250万发。
在江西，据张春桥9月28日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讲话披露，江西全省造反派得枪7万多支，其中大多数是发的，少数是抢劫的。
在抢劫武噐运动中，其他各省夺枪都有发生，只是规模相对小点。
据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中记载：到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事件。共抢夺走步枪2.16万余支，冲锋枪4,600余支，手枪2,000余支，其他枪2,100余支，轻机枪1,190余挺，重机枪350余挺，高射机枪78挺，60炮40门，迫击炮22门，火箭筒61具，无后坐力炮8门，子弹648.7万余发，弹药1,296公斤，雷管4,290余支，手榴弹163万余枚，喷火器10具，高射机枪子弹700发，发射药28吨。
本来“武装左派”是毛泽东对付“支右”的右派将领和军队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与他预期相反：右派造反派得到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左派。此时，他忽然发现大事不好，急忙于9月5日下达了禁止抢夺武器的“九五命令”，似乎已完全忘记了一个月前他否决林彪的“严禁群众组织抢夺军队枪枝”计划的“八五批示”。但抢劫武器运动的惯性已势不可挡。据报导，在“八五批示”下达后不到一年里，约有180多万支枪、数百门火炮、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艘舰艇，落入各种造反派手中。
在“武装左派”、“群众专政”和“文攻武卫”等鼓吹武斗的口号下，左、右两派造反派都在夺枪中武装了起来。实力大增的左、右造反派们，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旗帜下，相互攻讦对方是“右派”、是“反革命”。于是，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在全国展开，全面实现了毛泽东“全国全面内战”的号召！
如果说“八四指示”前，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停留在棍棒、长矛、大刀等冷兵器的水平上，那么，“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后，武斗已升级为现代化战争。
河南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在听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后，旋即在郑州等地成立了武斗指挥机构，拉起庞大的武斗队伍，修筑工事，配置武器。7月26日，他们大规模洗劫了郑州卷烟厂和开封化肥厂，导致了37人毙命，291人伤残，300人当了俘虏，2人被活埋的惨剧。此后，“文攻武卫”合乎逻辑地升级为“武攻武卫”。
8月初，在广西梧州市驻军，一次向他们认为的左派造反派发枪700多支，引发了一场恶斗，双方死亡1,470多人。
重庆对立两派造反派，继5月14日打死103人、打伤1,500人的武斗外，８月５日，两派又在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展开大规模武斗；是役，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重武器，死22人，伤不计。８月８日，两派的“重庆八八海战”，震惊全国；是役，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8月12日，武斗队又在嘉陵厂摆开战场，双方参战均在700人以上，支援者上万；除枪炮外，也动用了坦克；战斗到13日夜结束，双方均死伤一百多人。8月14日，他们又在嘉陵江大桥畔开展战斗，一方猛烈炮击上清寺，当场炸死11人，伤多人，烧毁房屋数幢。
在宁夏铜峡，两派在8月16日展开战斗。8月28日，驻军断定一方是“反革命叛乱”，遂下令镇压，当场打死101人， 打伤133人。
同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发生严重武斗，8人死亡，700多人受伤。下午2时多，六七四厂和港务局200余人，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在两辆坦克配合下，扫射另一派造反派人员，当场打死12人，重伤20人。
8月18日，广州两大造反组织，在省总工会大楼展开战斗，枪战4小时，双方死亡3人，伤33人。
在浙江，8月24日，“省联总”部署所属组织，攻打富阳县城，死伤多人。8月26日凌晨，张永生、贺贤春组织省级机关和杭州市经过军训的三四千人，全副武装攻打萧山，打死90多人，打伤100多人。10月3日，“富联总”造反派谎称县主要领导被龙门公社对立派所绑架，在得到省军管会的支持后，“富联总”当晚组织攻打龙门公社，在攻打战斗中，打死100多人，伤残300多人，俘获700多人，烧毁房屋1,200多间，砸了166个单位和2,000多间房屋。
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军区司令程世清等人，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介入，先后打死干部、群众65人。
在毛泽东“八四指示”和“八五批示”下达后的一年多里，在“文攻武卫”和“武攻武卫”的口号声中，武斗在全国各省、各县市、各乡镇全面展开，约有50～60万人在武斗中丧生，伤残不计其数。
毛泽东“支左”和“武装左派”的决定所引发的抢劫武器和武斗，使军队走向分裂。据报导：
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自3月23日正式成立以来，在“支左”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南萍、陈励耘为首的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而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则比较支持“红暴派”。8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任命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军内两派的分歧日益发展，从而促使左、右两大造反派抢枪和武斗日趋白热化。
云南省也出现了类同浙江的问题：自“支左”介入地方两派斗争后，省军区和军管会内部便出现了意见分歧，甚至出现了尖锐斗争。于是，对立的两大造反组织，在军管会内，都找到了它的靠山，从而对抢枪、武斗有恃无恐。
8月10日，中共中央认为，江西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经毛泽东批准，改组了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并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毛的决定，加剧了军内的分歧，使省内各地抢枪和武斗进一步发展。
其他各省诸如甘肃、内蒙、湖南、河南、四川、东北三省等，军队内“支左”分歧严重，使造反派抢枪、武斗的规模不断升级。
对此，毛泽东对他的“八四指示”所引发的全面大屠杀毫无悔意。1968年7月28日，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时，他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武斗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造成10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伤残的“全面内战”，竟获得了他的赞扬，再次凸现了他嗜血的本性。——这就是曾被御用作家们描绘为“怕泪、怕血、怕死人”的“伟大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