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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文革无义战——夺权大拼杀
13章目录
一、全面内战起因 1、纵火者兼灭火者 2、纵火 二、各地武斗掠影 三、派性大血战实录 四、 武力大镇压实录 五、 武斗休止符 六、人兽之间⑴——杀俘 七、重庆红卫兵公墓 |
一、全面内战起因
1、纵火者兼灭火者
1980年11月，在中共政治局的连续会议上，首次公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斗情况、军队介入情况和武斗造成伤亡人数等文件档案。其中：
“各地原始档案上报汇总武斗伤亡人数：根据一九七九年四月，全国各地公安、民政部门、各地驻军原始档案，上报汇总：文化大革命武斗伤亡人数：1,234,700人。其中群众、干部、学生死亡143,720人，公安民警死亡8,467人，军人31,086人。另有失踪者274,500多人。”
“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省区：文革期间武斗伤亡超过五万人以上的省区有十二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四川省、黑龙江省、河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陕西省、山西省。”
“武斗伤亡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文革期间武斗伤亡超过五千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二个：乌鲁木齐、石河子、郑州、开封、兰州、武汉、平顶山、新乡、合肥、芜湖、蚌埠、宜昌、思茅、昆明、金华、温州、南宁、邵阳、长沙、冷水江、石家庄、保定、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重庆、宜宾、南昌、湛江、贵阳、遵义、西安、宝鸡、枣庄、曲阜、徐州、南通、鞍山、丹东、湘潭、太原、包头。”
又据文革史学者们估计，文革武斗死难者约50～60万人，但也有人认为，武斗死亡不下百万。笔者倾向于前者。
从这个系列数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纵火者的身影。
善于运筹内战的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拟定了乱中夺权的计划。他认为，乱可以打破秩序，从而打破刘、邓长期构建起来的权力结构。为此，他成了一个颠覆刘、邓秩序的纵火者。毛泽东这种纵火脚色，都被历史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1966年6月1日，他下令中央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北大聂元梓的被他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向全国传递了他要武力夺权的决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吹响了用红色恐怖血染中华大地的号角！
同年7月8日鼓吹“大乱”。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8月1日，他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说：“造反有理。”鼓动他们起来造反，揪斗、打倒以刘、邓为首的右派当权派——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分子。
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吹“大乱”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又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
到1966年年底，面对右派越来越激烈反抗，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激烈反抗，善于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中决策的他，决心把“乱中取胜”变为“内战中取胜”。12月26日，在他的生日宴上，他高举酒杯向宠臣们发出号召：“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上，他再次公开号召打内战。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
5月16日，他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5月25日，他对全面内战大加赞赏说：“北京也在分裂成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7月13日，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会议上，鼓吹打死人。他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又说：“现在打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7月18日，在武汉，他赞扬武斗。他对周恩来、谢富治说：“钢工总的工事很好，我还要去看看。”
在他的授意下，7月22日，江青向郑州左派造反派“二七公社”，举起了“文攻武卫”的战旗，令他们以武力击败右派造反派“十大总部”。
他对许多将领“支右”不“支左”行径，早有戒备。善弄权术的他，对军队将领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说军队内有“一小撮”野心家、“走资派”，甚至还有“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无情拷打、处死一些将领，如彭德怀、贺龙、许光达、陶勇等，严厉警告将领们不得三心二意，要紧跟着他，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信任，赞誉他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委以“支左”的重任，要他们在“支左”中“立新功”。
7月28日，他继续赞扬武斗道：“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8月4日，他下令“武装左派”，以武力对抗军队中右派将领“支右”不“支左”的“阴谋”，支持左派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演变成“武攻武卫”。
9月18日 他在视察路经长沙时，召见湖南省军政领导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他对他们说：“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当黎原说到“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时，他说：“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他还肯定了黎原“发枪”的作法。他说：“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又送回来，给你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就抢跑了，这是个好经验。”
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谈话时，再次赞扬武斗。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又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个名符其实的文革纵火者。
但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权谋大师。他一生信奉“一分为二”的“理无常是”哲学，他不会满足于纵火者一种脚色，他还要扮演灭火者脚色。这种双重脚色，能使他左右逢源、横竖是理，从而确保他的表演能充分地体现出“伟光正”的本色。因此，文革以来，在作为一个肆无忌惮的纵火者脚色的同时，他的另一面——积极灭火者脚色，在历史记录里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示：
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当他看见红卫兵强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伤人的野蛮行为后，便对《人民日报》发出指示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1967年1月22日，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时，他批评造反派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是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注：廖、刘、苏都是高级将领）
同年9月16日，他在浙江对武斗提出批评:“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搞喷气式、抄家、戴高帽子、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
12月，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为了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随着武斗的升级，毛泽东亲自出面制止武斗。1967年9月5日，他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的《九五命令》；1968年，他签发了“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七三布告》；紧接着，他又签发了“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的《七二四布告》；7月28日，他又派遣数千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那里的武斗。他警告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等人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1970年12月18日，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表达了他反对武斗的立场：一不赞成武斗，二不赞成虐待俘虏。
毛泽东两种脚色的表演，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软硬兼施的权棍：他既是一个“为革命”的纵火者，又是一个“为人民”的灭火者。由此可见，毛泽东打着为革命为人民旗号发动的内战，是场名符其实的文革无义战。
对此，有人认为，此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他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口蜜腹剑的历史，都是他人格分裂的证明：一方面以权谋为中心，推重谎言，崇信“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目的，强奸道德”的哲学，甚至是“可以和魔鬼结盟”的魑魅魍魉，另一方面不忘往脸上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成“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和耿耿为革命的“公仆”，一个人间无法类比的天使或大救星。有人甚至说，他人格分裂最为鲜明的是：一面是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一面是个道德败坏的小人。
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的病态表现。双重人格，人皆有之：“崇高与卑劣共存，坚强与怯懦同在，真诚与虚伪并行”，是双重人格的自然态，毛泽东不能例外。所谓双重人格，有心理学家说：“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心理学家们还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阶段，在个人的意识层上只有一种身份，称为主体人格。此时个人的情感、思想和言行，都能按照主体人格的方式活动，不会显示出另一身份的痕迹。但当受到精神刺激之后，可能突然转变为另一完全不同的身份，一切情感、思想和言行都会按照后继人格的方式行事。美国精神病医生则将双（多）重人格界定为“一种癔症性的分离性心理障碍。”据此，有些心理学家进一步认为：双重人格为人的常态，而人格分裂则是个人人格分裂的病态表现。
笔者不是心理学家。但依据心理学家们对双重人格的定义和对人格分裂病态的论述，人们能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他“情感、思想和言行”的反复无常，看到他对权力渴求的“主体人格”和不惜牺牲一切的“后继人格”之间的相互“突然转变”，而这些“反复无常”或“突然转变”，显示他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人。据此，笔者认为，毛泽东既纵火，又灭火，完全是一个人格分裂的病态行为。
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拥有七亿人的中国，被一个人格分裂的狂人玩弄于孤掌之中，难道不是我中华民族的悲剧吗？
但毛泽东的人格属智能型，人格分裂的病态却成全了他“权谋盖世”的天才。为了向刘、邓右派集团夺权，他不惜生灵涂炭，号召“全国全面内战”。在发动内战前期，他曾多次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那是平衡权术的假言，而“全面内战”、“武装左派”，则是他内心的真语。与此相反，在内战后期，夺权目的达到了，他要鸣金收兵，那时他说他反对武斗就是真话，而他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纯系舞台戏言。由此可见，人格分裂的毛泽东，是个天才的信奉权力拜物教的权棍或曰权力谋略家。
在天才的权力谋略家毛泽东的愚弄、蛊惑和导演下，全面展开了文革无义战：数百万红卫兵、造反派，高举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激烈地展开了武装夺权大拼杀，数千万群众稀里糊涂地跟着摇旗呐喊，数亿人在怅然自失中默默冷眼旁观——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惨烈场面：50～60万人在“保卫毛主席”的枪炮声中，“义无反顾”地成了短命“烈士”，一百多万伤残者，也随之成了“荣军”过客。
记者李肃写道：“在这场中国人奇怪的内战当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始终保持着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过程中清除异己，巩固统治。他，就是一手导演这场内战的毛泽东。”正是：
权棍施惑术，导演文革无义战；伏尸数十万，血染万里江山！
2、 纵火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七十三岁生日的寿宴上，发出了令人惊愕的“生日号召”：
“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已经是说一不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怎么会号召全国全面内战呢？是造谣？还是丑化？
笔者在前面“十月进击”一节中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内右派势力的强大阻力，使位极人臣的毛泽东，倍感孤立，大有‘高处不胜寒’之栗。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多月中，一边冷静观察的毛泽东发现，受他支持的左派造反派的造反精神，虽已活跃起来，但各地党内右派扶植的右派造反派，势力依然强大，左派造反派处于少数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党内右派势力的反抗，使他有理由认为，全国政权的大部份权力，还在刘、邓党内右派各级领导干部的手里，形成了刘、邓复辟的党内基础，从而使他的政令很难贯彻到全国。这种权大而不逞的局面，使他深感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党内决斗形势已经形成。对此，1967年2月3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的政府领导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裸露了他当时的心机：‘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们不听。’因此，他决心对权力来一个根本解决。他从重庆左派红卫兵通过制造‘一二四’武斗取得胜利的事件中得到启示：支持左派造反派剥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重组干部队伍，把刘、邓党内右派势力排除于各级权力之外。于是，他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置生灵荼毒于不顾，利用造神运动在芸芸众生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借酒发狂，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内战’。”
那么，重庆“一二四”武斗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８月28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份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
为了稳住重庆，９月初，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示意，可以效仿国务院支持成立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即“西纠”那样，建立重庆工人纠察队。到了９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很快建立了起来。由于是各级中共组织、各地公安和各单位保卫部门发起的，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都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左派造反派无法匹敌。“工纠”中党员多，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认为造反就是“右派翻天”，这就注定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左派造反派誓不两立；他们人多势众，且有各级党政权力撑腰，这也注定他们在与左派造反派发生矛盾冲突时，往往居于上风。尽管他们人多势众，却被骂成令人不齿的“保皇派”。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司令部”，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人，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等等。这时他们才发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为了稳住阵脚，争取主动，甩掉“保皇派”的帽子，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一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便调整策略，改“工纠”的组织名称为“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他们接过造反大旗，决定于12月4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十多万“工纠”队员参加的大会，学着左派造反派那样，将大会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以此来证明，他们是造反派，不是保皇派。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演出”，怎能逃过左派造反派的眼睛。消息传出后，重庆左派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12月３日上午，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联席会议，制定了冲击大会主席台方案。由于冲击主席台必然引起武斗，他们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并计划将三辆救护车，安排停放到主席台后边的马路上。为下一步斗争做准备，他们还计划在武斗开始后，迅速占领和控制住火葬场。
也许当事者迷，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等人，都是政治角斗场上的老手，竟没有识破红卫兵娃娃们的诡计。12月4日，“工纠”组织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如期召开。
令大会主持人没有想到的是，大会刚开始，十多万“工纠”队员参加的大会，竟被千余名左派红卫兵所控制。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红卫兵，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夺过话筒，抓住“工纠”写的“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标语，以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进行了激烈批判。他们说，当我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口号时，“工纠”竟敢提出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的“反革命口号”，是可忍？孰不可忍？台下的左派红卫兵冲着“工纠”队员，高呼挑衅性的口号：“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工人纠察队员被激怒了，双方发生了口角争执，继而推搡抓扯，接着便是拳脚相加……大规模武斗，终于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上发生了。
军警迅速介入，迅速将对立双方隔离，大会也因而迅速流产。
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红卫兵造反派，抓住有利战机，发动哀兵攻势。他们以受害者身份血泪控诉重庆市委和“工纠”的暴行：他们声明，他们在“一二四血案”中，伤亡200多人；他们从控制的火葬场抬出五具待火化的尸体，摆放在重庆市委门前进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他们通电中央文革和全国红卫兵造反派，“强烈抗议”重庆市委和工人纠察队的暴行；接着，他们又组成了“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告状——他们把中共妖魔化敌人的诡诈权术，运用得精妙绝伦，表演得有声有色。
他们的宣传攻势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当“一二四血案”传到北京和各地后，引起全国震惊和激愤。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来电慰问左派红卫兵，各地造反派纷纷致电重庆红卫兵造反派，表示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策动和帮助重大“八一五”制造这次武斗的“红卫兵首都三司”，于12月17日发起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重庆，……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重庆“八一五”代表在会上作了40分钟慷慨激昂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莅临大会，作了重要报告。他指出：“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
在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全国左派红卫兵造反派的声讨声中，重庆工人纠察队和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土崩瓦解，重庆市委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尽管后来的调查证明，“一二四事件”只打伤了人，没有打死人。
重庆“一二四事件”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是以左派造反派胜利告终的一次大规模武斗。重庆左派红卫兵造反的胜利，鼓舞了毛泽东，使他看到了通过内战战胜刘、邓右派的光明前景。于是，他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在毛泽东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的第四天，即12月30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所在地的康平路上，发生了号召内战后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双方伤残91人；不足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地区，发生激烈枪战，两天内战中，双方打死29人，打伤80多人……自此，一场导致数百万人伤亡的全国性内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有权就有理”的中共赤文化。无论是左派造反派或右派造反派，他们长期腌渍在“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一切”、“驯服工具论”和“对敌人手软就是对革命残忍”等血腥专制思想的染缸里，一朝权在手，他们便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容分辩的绝对真理。在这种“有权就有理”的薰陶下，他们便理直气壮地要为攫取权力而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