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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举杯“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后，便亲手打开全面内战的“潘多拉魔盒”，解放了争权夺利者、挟嫌报复者、恣意妄为者、寻衅滋事者等众多痞子、流氓无产者。野心勃勃的痞子、流氓无产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推动下，统帅造神运动中制造出来的失却文明理性的芸芸群氓，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上厮杀。
到了1967年8月，毛泽东还在继续策动武装左派、彻底打败右派，第一夫人江青还在继续号召左派造反派“文攻武卫”，8月16日，毛泽东还在充满信心的对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说：“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又说：“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军内右派将领“清君侧”的呼声高涨起来。周恩来适时将这一“情报”以暗示的方式密报给毛泽东。此刻，毛泽东有所醒悟，突然意识到右派势力强大，短期内不可能彻底铲除，如不及时改变策略，调整部署，“退一步”寻求适当妥协，局面将很快失控。于是，天才的毛泽东，在发出“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最高指示”后的二十一天，8月25日，迅速做出改弦更张的决断：抛出他的忠诚打手王、关、戚，以慰抚高级将领；逐渐淡化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以安抚各级党政官员；鼓励“走资派”和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官员们承认错误，同刘、邓一伙右派划清界线，听他的话，站到他这一方来。显然，他改弦更张的目的，是力争同党内中、右派联手，化解“清君侧”的危机，以稳定国内局势，并为体面地结束文革创造条件。
毛泽东的决断，很快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大班子”的名义，付诸实施：
8月25日，发出了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9月5日，发出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史称“九五命令”；9月13日，发出了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9月23日，发出了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10月14日，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10月27日，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11月14日，发出了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此外，毛泽东多次召见地方大员，向他们伸出和解的“橄榄枝”，以缓解对抗。
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他为了稳定局势，就产生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打算；而要体面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就是借助党内中、右派力量来稳定当前的国内乱局。于是，9月4日，他在回答文革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对，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9月16日，他在同浙江左派当权派南萍（笔者：二十军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代政委）、陈励耘（笔者：空五军政委、浙江省军管会副主任）谈话时说：“龙潜(笔者：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阮贤榜（笔者：原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9月17日，毛泽东在召见江西左派当权派程世清等谈话时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皇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这次谈话，成了镇压左派造反派的先声。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9月16日，他在同南萍、陈励耘谈话中还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笔者：1967年7月14日～9月23日），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９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又“满怀信心”地宣布：“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两个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1968年春和年底。显然，他要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来缓解右派对抗。
然而，毛泽东很快改变他的结束文革路线图。
也许是受到御用精英们提示，毛泽东很快发现，他宣布明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并不能结束右派对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质疑和不满，也无法抚平右派心中的创伤和怨恨。于是，他发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样，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克敌制胜的谋略。根据这个理论，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秉旨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断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将其颂扬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显然，他警告右派，在解放干部中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为了同党内中、右派联手来稳定当前的国内乱局，他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让步，把文化革命方向转移到枪口一致对外上，让他们在“继续革命”中“立新功”从而达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目的，成了他的新的战略选择。
12月18日，他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基于这样的认识，1968年4月10日，他通过喉舌《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提出了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至此，毛泽东推翻了他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图，把由打倒“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向右派夺权等内讧式革命，转移到清理阶级队伍等与外部阶级敌人“继续革命”上来。
这一系列措施和谈话，使党内保权的右派和中间派备受鼓舞，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右派造反派攻击和镇压左派造反派；而党内左派如鲠在喉，他们暗中支持左派造反派反抗。因此，各地的武斗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向大规模方向发展。
到了1968年夏天，两派武斗愈演愈烈。同时，两派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和商店,烧毁和炸毁公共建筑和民居,抢劫车船，中断铁路、公路交通和邮电，私设电台,冲击部队机关和兵营，抢夺武器、装备和援越军用物资,等等，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不可胜数，各地纷纷向中央告急。混乱状态迫使毛泽东下定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两派武斗。
1968年7月3日，他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7月24日，毛泽东又授意中央“四大班子”发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实际上是剿灭左派造反派的命令。历史已经证明，在两个布告发布后的几个月里，各地革委会(或革筹组)、军区、军分区和驻军，同各地右派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对左派造反派进行了残酷镇压。到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以二、三十万人伤亡的代价，才基本上制止了右派镇压、左派反抗式的大规模武斗。
同时，毛泽东还决定，由数万工人、士兵组成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进驻清华、北大等北京高校，解除了两派武装。７月28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严厉斥责他们“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毫不留情地警告他们，“谁如果不听劝告……就歼灭之”。北京大规模武斗也终被平息。
解铃还须繫铃人。从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号召“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到《七二四布告》发布和“七二八召见”五大领袖为止，在20多个月的时间里，他这一“繫”一“解”，使全国50～60万人为他的向刘、邓夺权的大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