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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十六条”时，“封疆大吏”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军区政委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在小组会上，都表示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态度。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听说，阎红彦、廖志高的思想到现在还不通呢？”李连忙遮掩说：“通了！通了！” 李打哈哈，怎能逃出毛泽东的眼睛？
新的考验很快摆到阎红彦面前。1966年10月9日至28日，阎红彦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去揭发邓小平的问题。会上，谢富治上将对他的老领导邓小平大加鞭挞，揭发其“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生性过“刚”的阎红彦，本来就看不惯谢富治落井下石的德行，他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又问原三纵作战部长赵增益（时任昆明市委第一书记）：“你知道不知道？”回答是“不知道”。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都涨红了脸，会议因此不欢而散。不幸的是，在当“革命派”还是当“走资派”的考验上，他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积极争当“革命派”，没有能像谢富治那样识时务地按毛、江所指进行检举揭发，落井下石，因而便不由自主地跌入“走资派”泥潭，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阎红彦跌入“走资派”泥潭后，本来形势十分严峻的云南，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冲击并占据了省委办公楼，抄了阎红彦的家，迫使他无法履行职责。
为了对付混乱局面，支持阎红彦工作，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做出决议：“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并把阎的家安排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峪。
11月，年近六十的阎红彦受到了严重冲击，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甚至有时从早晨８时斗到晚上８时，不能吃一点东西，没能喝一口水。
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等等。此时，不识时务的阎红彦，已被毛、江的中央正式列入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单中。于是，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阎红彦”的大标语、大字报。受到支持的昆明红卫兵造反派扬言：“哪里抓到阎红彦，就地处决。”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１月８日凌晨１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正在小麦峪的阎红彦的电话。电话里陈伯达对阎红彦咆哮说：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本来就看不起“阉宦”陈伯达的阎红彦，反唇相骂道：“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圣旨在身的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的指责，让激动万分的阎红彦无法入睡。他来到隔壁房间，对云南省长周兴说：“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清晨４点多，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的消息后，急匆匆地乘车从昆明赶来揪斗。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马上去报告阎红彦，但阎红彦却躺在那里没有反应。曹贤桢大声喊他，还是没有回应。开灯一看，才发现阎红彦已经去世。阎红彦在临终前，愤然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是谁逼死的？真正的凶手是谁？按中共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是被“林彪、四人帮”害死的：中央文革不仅把阎红彦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名单，授权昆明造反派宣布他是“走资派”，阎红彦死后，还下令不准开追悼会，等等，就足以证明。
但在笔者看来，那个“最标准、最权威的答案”，恰恰是中共最不愿反思、最不愿忏悔的表现。
1967年1月12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时说：“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接着1月13日，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向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发去支持电说：“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当阎红彦的死讯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时，当谭震林在大闹怀仁堂中为阎死鸣不平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的记录传到毛泽东眼前时，毛有什么反应？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所谓的“无产阶级震怒”,大骂谭震林等人：“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而对阎红彦的死未表丝毫哀悼或惋惜之情。从毛泽东冷若冰霜的态度上来看，同周恩来一样：阎红彦之死是咎由自取。
显然，逼死阎红彦的真正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对阎红彦的死冷若冰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么，为什么阎本人说是“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呢？在株连成风的毛泽东独裁下，任何公开直接反毛者，都会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为了抗毛，把反对的矛头对准毛的打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良策，也是保护妻儿、亲友不受肆虐的最好选择！
从历史看，阎红彦是个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毛的怨气由来已久，而这种积怨，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内部就产生了井冈山派和宝塔山（延安城东南）派的分野：前者以井冈山败逃到陕北的精英为代表，他们认为他们是革命的中流砥柱；后者以陕北土生土长的领袖为核心，其中包括阎红彦，他们则认为他们拯救了党中央。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不同诉求。
众所周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八万六千多中央红军，被迫从瑞金出发，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已被国民党政府军荡平了的井冈山湘赣根据地，开始了死伤惨重的、前途未卜的漫漫遁途。1935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几经险阻，到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下不足8,000人。因此，在宝塔山派看来，没有他们的庇护，井冈山派难逃灭顶之灾。但毛泽东并不看重他们，而仅仅想利用他们。为了站稳脚跟，权谋大师毛泽东依托和利用中共中央的权势，对宝塔山派玩了个“捉放曹”的闹剧，摇身一变，成了宝塔山派领军人物刘志丹、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救命大恩人，初步稳住了宝塔山派的军心。但不久，宝塔山派内发出了要毛泽东另辟根据地的呼声。震惊之余，权谋大师又耍了个借刀计，让潜在的对手刘志丹和他的亲信杨琪、杨森等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光荣牺牲”。(据说，延安党史馆证实：刘志丹是被警卫员从背后开枪击毙的，而这个出身中央红军的警卫员，以“被敌人买通”罪被处决。另一说法：刘被特派员裴周玉击毙。)为了控制住流痞成性的陕北红军，权谋大师又来了个换头术，把比较听话的、善于投机钻营而流氓成性的大麻子高岗扶植起来，让他当了中央西北局书记，成了群龙无首的陕北红军新头领。扶植高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延安刘志丹派在利益和权力上的诉求，从而使毛泽东和他的党中央、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此时，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阎红彦，刚从苏联返回陕北，手中已无兵权，但对重用高岗很反感。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他们不能代表宝塔山派。阎说，在陕北，他们打家劫舍，到处“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对此，在三甲塬整顿时，负责整顿的阎红彦就清洗过他们军中的地痞、流氓300多人，还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此人在“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因此，阎红彦认为，只有已病逝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只有他和他的追随着，则应代表宝塔山派获得权力。可惜毛泽东没有看重他，甚至有意压着他，使他耿耿于怀。
陕北根据地开创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有等档案解密后由史学家们去了结。从流传的资料看来，阎红彦确有过高估价自己的地方，至少性格刚而少柔，缺乏政治家应具备的钻营手腕。
1964年12月２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毛的一语道破了红军时代的天机。
有人这样描述红军时代：“闹红军时，我不到十岁，我家院子就是关押土豪的地方，几十个，哪有那么多土豪？有三两户地主早逃到城里去了，还能等他们来打？谁富裕一点，谁就成了土豪。小工商业全毁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吓得我夜里尽做恶梦。”没钱花了便抓人，叫人家拿洋钱赎人，一手交银元，一手放人；不拿钱，撕票：这不叫绑票，叫“打土豪”。没饭吃了，便拿着枪去“借”粮，还装模作样地打个借条什么的：面对带枪者，你敢不“借”？在陕北，大官们可以随军带着“妻妾”，随时发泄，逃跑也不忘用驴驮着她们跑。在井冈山，没有陕北人那么土气，她们可以穿上军服，扎上皮带，挎上手枪，俨然一名战士，不叫“压寨夫人”，叫秘书，或升级叫秘书兼妻子。例如毛泽东，在1928年，当他的发妻杨开慧(1930年11月被害)还在监狱里服刑时，便“纳”土匪王佐、袁文才麾下挎着手枪的17岁战士贺子珍为“秘书”。小官呢？当兵呢？不是曾鼓励过他们像1927年毛泽东宣扬的那样“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吗？“迎闯王，不纳粮！”至今还被某些专家、教授津津乐道。“不纳粮”千军万马吃什么？但这种胡说八道却大有市场。不近女色的阎红彦，想用土匪、流氓等罪名告倒高岗，是告错了地方。
不可否认，革命者也有另一面。当懂得“水可载舟，亦能覆舟”道理后，他们也能自我约束，即在裸露魔鬼一面的同时，也不忘张扬天使一面；两张脸皮的变换，随政治、军事需要的变化而飘忽。于是，“奸一民女，如奸我母”，被闯王叫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不准调戏妇女”等较有人性的条款，便被毛泽东唱了出来，——这就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禅机！如今，在“主旋律”作用下，经过一代接一代作家们的努力 ，“高大全”的“佛面”被塑造出来，擦掉血污的屠刀，装饰成“革命文物”。由此可见，在革命洪流中打游击的阎红彦，很可能也有两张脸皮表演；他把刘、高说成土匪，似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到1942年，机会来了。在10月召开总结陕甘宁边区历史经验的高干会议前，高岗主动与阎红彦修好，但被阎拒绝。阎不为名利许愿所动，严词以对：“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得到毛泽东宠信的高岗恼羞成怒，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有野心”。对阎、高之争，毛泽东很快以党中央的名义表了态：“刘志丹、高岗是正确路线。”阎红彦败下阵来，还挨了整，自然又憋了一肚子气。
1945年，阎红彦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会议，对大会选举高岗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表示不满。会后，他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高岗问题，提出了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望中央注意和要求记录存档的“几条意见”。
记录存了档，但“几条意见”没被采纳。在同年7月，在召开的第二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即解决刘、阎分争（实为高、阎分争）的会议上，阎红彦受到了批判。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得胜后的高岗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阎红彦又一次败阵。
陕北刘、阎之争或称高、阎之争，使毛泽东坐收渔翁之利：既可以淡化“陕北救了党中央”的不逊之议，还可顺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强化对宝塔山派的监控，从而进一步巩固井冈山派的主导地位。历史就这样为毛泽东积累、制造了“伟光正”的条件。
1954年，又一次机会给了阎红彦：高岗因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被毛泽东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他那强奸、诱奸、玩弄一百多女性的流氓丑闻也被揭了出来，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0多名，迫使高岗自杀了结。但高岗的倒台并没有给阎红彦带来升迁的机会，还在副省级上徘徊。令他困惑的是，高岗党羽习仲勋、贾拓夫在高倒台后，都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还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级和部长级的高职，就连曾被他清洗出游击队的刘子丹弟弟刘景范，也当上了地质部副部长，而他本人仅免强进入后补中央委员序列，外放当了个副省级的四川省辖重庆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3月，终于有了转机。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又当众宣布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此时的阎红彦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计谋，对毛的“道歉”已经没有兴趣。
1959年8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独挡一面。也许是长期压抑的结果，使他良心再现，天使一面张扬起来；但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他不得不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在三年饥馑中，由于他和他的前任或被迫或忠实地执行了毛的政策，使浮肿病蔓延，饿殍环生，从而使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动荡不安，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他在调查时发现，“三面红旗”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罄竹难书。特别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为了吃一顿饭，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滚了一身泥。他动情了，良心使他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政策产生了恶感。1961年5月9日，他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冲着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而被打倒的教训上书，公然批评毛的人民公社政策，大胆提出了他的意见：社队规格“该小就小”，甚至“可以包产到户”；“办不办公共食堂，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耕牛、大牲畜归生产队所有”等等。这些公然同毛泽东“一大二公”相对立的意见，是抗上犯忌的，不仅自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会株连众多他人。他的上书，着实让朋友和助手们为他、也为自己揑了一把汗。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批示说“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
可惜，阎红彦不懂权谋大师“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以为毛接受批评，竟大胆作为起来。
1961年６月16日至７月16日，他在昆明西山召开的云南省委工作会议上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他对邓小平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他大胆地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该集体不集体是路线问题；不该集体你硬集体也是路线问题。”“按空气办事是危险的”。1962年12月21日，他在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的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公开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明确主张，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比较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经过通盘调整以后，云南省政治和生产形势有了好转，出现了国民经济比较协调的发展景象。1966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2.01头，居全国第一位；边民外逃也得了控制。阎的这些较为开明的政策，被视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声。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阎红彦被赞誉为“生产书记”。
创造了云南黄金时期的“生产书记”阎红彦，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他针对阎的“该单干的坚持单干”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言论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阎红彦面临受惩处的危险。
有人说性格决定一切。刚而乏柔的阎红彦，没有悬崖勒马，没有低头认错，反而固执地坚持他的对抗。1966年4月，阎红彦明确倡导“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落实在生产、生活上”，又公开与林彪的“四个第一”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叫板。于是，毛泽东和毛的意志执行者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周恩来，便把他打入“走资派”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中。他最后走向自杀的命运，为势所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