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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高级干部是59岁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张霖之曾对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大跃进政策有过不满，且颇有微词。文革中，在毛的默许和江青的怂恿下，1966年12月，戚本禹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自此，张霖之以“不满”和“株连”的双重“罪恶”，多次受到批斗和殴打。1967年1月22日，终于在矿业学院内被左派红卫兵暴打致死。(图14-1)。
图14-1：批斗张霖之 |
一位目击者偷偷在日记中写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xx，载x猛扑上前，用力压。接著，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著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進衣领，张部长拚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著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xx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後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xx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最後，打手们把一个大铁炉挂在他的脖子上，用皮带铁头打裂他的後脑骨，他就这样死去。有专人拍照，照片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毫无疑问，也到了毛泽东的眼前。”
对于张部长的死因，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但在“舆论一律”和后来的“主旋律”的监控下，这些解读都被一一边缘化了，而在史无前例的大审判中，官方则把他们的解读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历史。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审判》一书中，官方详尽地记录了对江青的审判：
“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60斤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和批斗。这是目不忍睹、骇人听闻的场景。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病中关押的33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52次。1967年1月21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30多处，头部被打得伤口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证据放映后，针对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的辩解，“公诉人江文痛斥江青的无耻诡辩”。他说：“江青妄图把自己的罪行推到毛主席身上是绝对办不到的。”接着他列举了六宗迫害老干部和群众的罪行，执问江青说：“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江青干的吗？”当列举到张案时，公诉人江文大声执问江青：
“江青诬陷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煤炭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指使戚本禹煽动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批斗张霖之40多天，张霖之被迫害致死，难道这也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
江文痛斥江青时，可以说是理直气壮，所列罪行，条条都是有理有据，罄竹难书。但公诉人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的辩解，却不予采信，显然是内定好了的。
张霖之是不是被江青“咬”死的？历史不会忘记，张霖之的命运，早在两年前已经安排好了。那是1964年12月，在总结“四清”运动经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毛说“四清”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对毛的说法表示不满。他发问道：“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忿怒地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自此，张霖之成了争宠谄媚者、告密出卖者和落井下石者的“众”矢之的。据说，张霖之对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和大跃进政策不满的私下言论，都从不同渠道，秘密地传到了毛的案上和耳里。由于是“据说”，张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已无据可考，但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又有《彭德怀自述》和《庐山会议纪实》两本书加以旁证，使这句话的真实性大为增加。人们流传说，张霖之曾说过一句“触讳犯忌”的话：
“历史上的第一任都很厉害，如秦始皇、毛主席等等。”
从“触讳犯忌”上来说，张霖之的这句话，即不“触讳”，也不“犯忌”，因为,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回应右派指责他是“秦始皇”时，他痛斥道：“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中，他命令全党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完成大炼钢铁任务。面对一个自称为秦始皇的毛泽东，张霖之的话怎么能说是“触讳犯忌”呢？其实，张说的那句话，的确有不敬之嫌。中共是个等级森严的党，尊贵与卑微，界线分明，在延安时期，物资上就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别。言论上呢？言论上不仅内外有别，上下更有其别：毛泽东说自己是秦始皇，那是高尚的自谦，因而是革命的；臣民这样说，不是恶毒污蔑，便是卑劣攻击，因而是反革命的——这是赤文化规定好了的原则。
江文在“痛斥”江青时，有意回避了毛泽东大骂张霖之的那句致命的话，更回避了他和特别法庭都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录：江青当时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她那来的那么大的权力，能置一个中央后补委员于死地？
江文在“痛斥”江青时，还有意掩盖了历史无法抹去的杀戮氛围：毛泽东所支持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中，公开宣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自此，批、斗、辱骂、罚跪、坐“喷气式”、颈上吊砖等“触及灵魂”的毛式批斗法被以抄家、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奸污、吊打、打死等暴力为主的毛式揪殴法所取代。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到1966年8月，在全国就形成了批、斗、抄、打、杀红色恐怖氛围，形成了导致十万人丧生的“红八月”——文革第一次大屠杀。其中，在北京，就有5,000多人被打死。在这个红色恐怖氛围继续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又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宴会上，举杯发出了“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的“生日号召”，接着，又在他直接策划和江青的直接指挥下，乘着红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借着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之势，于1967年元月6日，掀起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又称“一月风暴”。在毛泽东掀起的“一月风暴”里，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被逼自杀身亡，1967年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陶勇中将被打昏后推入井中淹死。同日，毛泽东向他的副手国防部长林彪下令：“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第二天，1967年1月22日，红卫兵应声把张霖之打死在北京矿业学院里。因为，在两年前的1964年12月，张霖之已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国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有人说，阎红彦、陶勇和张霖之是为毛泽东武力夺权祭旗而被逼杀、打杀的，这话不无道理。为了夺权，毛泽东要排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于是，拿反对文革的阎、陶和张霖之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开刀祭旗，是势所必然。由此可见，张霖之被江青“咬”了一口应属真实，但没有“主人”的口令，“犬决”张霖之是不可能的。
在“势所必然”的杀戮中，毛左集团里的江青、周恩来、陈伯达、张春桥等权贵，都是听命于毛的马前卒。然而，只有江青一人，敢于承认她是毛的一条“狗”。邓小平的中共谎骗乖谬之处在于：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把“狗”与主人分开，指责“狗”利用主人的“晚年错误”乱咬；但对主人养“狗”、训“狗”和纵“狗”的责任，却避而不审。
同贬谪臣下、褒美君王的封建传统一样，避而不审主人养“狗”、训“狗”和纵“狗”的责任，是赤文化规定好了的原则。但中国人都知道“马仁狗义”的真理，也知道“打狗看主人”的古训，因此，江文和特别法庭硬把江、毛分开，以打“狗”饰毛来媚主，也使自己堕入到巴儿的犬儒（1）行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