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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你给我滚！”1969年1月的一天，年近七十三岁的贺龙元帅，怒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对着“医生”大骂起来。
何以使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元帅大发雷霆？
原来，在1967年新年伊始，为了躲避揪斗，贺龙和夫人薛明，逃到老朋友、老上级周恩来家里躲藏。碍着共事四十多年的情面，周担着风险无可奈何地收留了他们。1日1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党组织下达了逐客令：20日凌晨4时，派人将贺龙和夫人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囚禁了起来。囚禁的地方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从此，他们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战斗和紧张工作中度过的贺龙，突然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他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
本来主持军委工作雄心勃勃的贺龙，与总参谋长罗瑞卿联合在一起，大有取代林彪之势。1965年，在解决海军问题时，贺龙与养病中林彪发生分歧。贺龙利用主持军委工作之权，公然向林彪发难：“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又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这“有的人”当指林彪无疑。然而，贺的权谋技艺逊林一筹，被林彪来了个釜底抽薪。林的权谋是：“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他先掀翻了贺的帮手罗瑞卿大将，然后徐图贺龙。随着罗瑞卿倒台、跳楼，贺也失去了主持军委工作权力；如果不是“南昌起义”总指挥的功劳在册，早被林彪掀翻了。
1966年，是贺龙力不从心郁郁不乐的一年。忆当年，他指挥“南昌起义”时，林彪不过是一个小小连长，今日竟在他头上拉屎拉尿；他不想则已，一想起便忿忿不平，大有虎落平川被犬欺之感。然而，年龄不饶人，本来健康良好的贺龙，在精神压抑又与世隔绝的孤寂环境中，性情暴躁起来，原患有轻度高血压、糖尿病也日渐加重：疲乏、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到1968年3月，又患上了脑缺血失语症——他终于被病击倒了。
随着贺龙病情日益加重，他的罪行也日渐升级。林彪在掀翻罗瑞卿后，便对这位南昌起义时的上司，频频出招，一心要掀翻他。开始他说贺是罗瑞卿的后台；在亲信面前他又指责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由于出身“黄埔军校”，自恃清高，他还背地里骂过贺是土匪、“刀客”。接着，他同支持他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成员，翻出了个“小手枪事件”。他们放风说，贺龙有支小手枪，常带在身上，随时准备暗杀毛主席。弄得毛泽东也起了疑心：在一次接见造反派领袖的谈话中，毛突然冒出一句“那个贺龙，到哪都带著枪嘛”的话，引发了“带枪刘邓”的传言。文革小组成员不敢怠慢，穷追猛查，最后，终于查出了小手枪的下落。原来，贺龙确实有支小手枪，但已锈蚀得不能当枪用，便送给董必武的小女儿当玩具玩；当从董家缴获了这支无用的小手枪后，这个案子才算了结。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不论党内党外，都是你死我活，不打则已，一打要往死里打：林彪掀翻贺龙的“二月兵变”，便被精英们炮制了出来。
“二月兵变”是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由毛泽东亲自出题目，林彪联合江青、康生等人做文章的一幕悲剧。悲剧的主人公是贺龙和他的老部下许光达等人。
毛泽东出的题目是“保卫首都”，防止政变。他亲自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秘书长，为防止罗瑞卿旧部滋事，撤销了独立的公安部队，增调两个师加强北京卫戍。据此精神，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全会上，发表“防止政变”的讲话，制造了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紧张气氛。周恩来根据“保卫首都”的“最高指示”，立即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的意见书；该意见书经毛泽东批准后付诸实施。1966年7月初，北大学生丁键根据“保卫首都”的指示和林彪讲话，以二月份有部队人员来北大看房子为由，提出了彭真企图搞政变的“假说”，贴出了一张名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整人、杀人为乐的康生，见到大字报后，为了迎合林彪掀翻贺龙的需要，根据大字报的“假说”，7月27日，他在北师大主持批判工作组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讲起了彭真联合贺龙试图发动“二月兵变”来。他庄重肃然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有极大的阴谋。”随后，他又在中央文革会上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一时间，“二月兵变”流言充斥北京。对于这种流言，周恩来说“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邓小平也说“我们查了，没有这个事”，但“二月兵变”流言却越传越神乎。什么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连周、邓都出来否认的“二月兵变”，为什么越传越神乎了呢？这当然同林彪、江青和康生紧追不舍有关，但关键是毛泽东对此态度暧昧。
毛泽东怀疑贺龙对他不忠吗？否！那两个“枪毙”他不会忘记。一件是当毛泽东执意要娶江青时，遭到党内许多人反对，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力排众议，放出粗话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老子就枪毙他。”另一件是毛泽东与王明争夺王位时，贺龙又放出粗话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震动了整个延安。有人说，在林、贺二虎相斗时，为了“大局”，毛泽东不得不重演保林倒罗的故技而保林倒贺。这种分析虽有道理，但不充分。毛泽东同一切独裁者一样，都有疑心重重的痼疾。无论是保林倒罗抑或保林倒贺，在“疑”字前面，“保”字和“倒”字之间，没有鸿沟。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的权谋，在保谁、批谁、倒谁的选择时，不仅要服从他在“大局”上的政治考量，还要留一手考察。他在贺龙问题上的暧昧，就是这种权谋的表演：一方面他开会时拉着贺坐在他的近旁，做出了“保”贺的宽容姿态，一方面黙许或暗示林彪和江青等中央文革人员对贺制造流言和批判，借以警示一切“带枪”的将帅们，不得轻举妄动，从而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
在林、江等人打倒贺龙的鼓动和穷追下，终于有人出来落井下石、往深处揭发了。
1967年2月14日，武汉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揭发贺龙在历史上曾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林彪见信后，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贺龙专案组成立，贺的“企图叛变投敌”和“二月兵变”等问题，被正式立案审查。祸不单行，1968年3月，与贺有隙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向蒋介石“求降”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二月兵变”也株连了十多个高级将领和官员，如大将徐光达，中将王尚荣、廖汉生、黄新廷、杨秀山、顿星云和成钧，少将雷英夫、金如柏、李贞、郭林祥、向黑缨、谭友林、陈鹤桥和樊哲祥，高官荣高棠(体委副主任)和张仲翰(农垦部副部长)等。重刑之下，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画供”：一共召开了八次黑会，兵变时间是十月一日。晏、李的揭发和成、雷的“招供”，使贺龙陷入挨打的困境。
往死里打，就要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在林、周、江、康等人支持下，贺龙兼任主任的国家体委，被炮轰为重用坏人的“独立王国”。为了给打倒贺龙制造舆论，贺龙在体委的代理人副主任荣高棠在劫难逃。1966年12月24日，在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周恩来大批荣高棠“是彭真型的人”，大声责问并旁敲侧击贺龙道：“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为了保全自己、急于划清界线的贺龙，在这次大会上，对共事十多年的亲密助手反咬一口，说：“荣高棠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的，因为我是老粗，根本看不起的。”他还恶狠狠地大骂：“荣高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大会开得很好，要把荣高棠斗倒！斗垮！斗臭！”于是，一篇批判体委“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文章，在报纸上传播开来。
文章所说的“坏人”，直指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原来，1952年，贺龙出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积极笼络海外运动人才回国效力，傅其芳和姜永宁，被一起从香港被贺、荣“统战”回国。在全国乒乓球赛中，姜永宁获单打冠军，傅其芳获亚军，后被双双选入国家队。1958年起，傅和姜先后担任了国家乒乓球男队总教练和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培养出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何智丽等一批世界级乒坛名将。他们在1961年至1965年的世界杯比赛中，为中国队荣获男、女单打冠军和三次蝉联男子团体世界冠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容国团二十岁便夺得全港乒乓球单打冠军，并挫败了访港的日本世界冠军荻村伊智朗，声名大噪。1958年他从香港被贺、荣“统战”回国，当年便获全国单打冠军。在1959年的世界杯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一举登上冠军宝座，成为中国首位夺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然而，随着后台贺龙、荣高棠的倒台，他们也纷纷“落马”：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傅、姜、容先后被打成“三青团特务”和“日本特务”。因不堪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批斗，三人先后于4月16日、5月16日和6月20日自缢身亡。据说，他们的死，与当时的乒坛精英包括他们培养的乒坛名将落井下石有关。虽然1979年三人都得到平反昭雪，但在当时，他们都是“畏罪自杀”，其后台贺龙也因而罪责难逃。在专案组的贺龙罪行录中，“二月兵变”、“乞降”、“求降”和乒坛三杰的自杀等证词，都成了贺龙“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罪行。
1966年9月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当面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然而，两年后的1968年10月13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宣布“不保”贺龙了，为倒贺开了绿灯。被御用精英们称为贺的“保护人”周恩来呢？1968年3月15日，就是这个“保护人”，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就下令“把斗争矛头对准贺龙。”
绿灯打开后，贺龙专案组便伸入到西山囚贺处。由于贺脾气太大，专案组的面对面审察，往往以双方顶牛而无结果。权变方式，以较有人性的“背靠背”审，即提出问题，要贺龙老实回答。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怒不可遏地吼叫：“真是活见鬼！”“完全是栽赃！”“统统是假造的！”等等。这种不屈服态度，使专案组十分恼火，因为他们常常受到上级领导“办案不力”的责难。于是，他们尝试从精神上、肉体上加大整治力度，迫使不低头、不认罪的贺龙屈服；同时，他们还从毛、林、周、江等“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里，找到了这种尝试的“合法”性。
本来在囚禁中的贺龙，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专案组的“尝试”，又使他的身体越变越坏。专案组的“尝试”首先从饮食上入手。对此，有知情者写道：“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贺龙经常感到饥饿。薛明只好到被允许他们走动的山边去搞些野菜给贺龙充饥。”接着，他们“尝试”用“医疗为专案服务”去治贺。他们精心为贺龙选了个“医生”。据报导，这个“医生”是个神经科护士，对贺龙的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情知之甚少。这个“医生”按专案组的授意，先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缴了贺龙从家中带去的自备药品，继而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普通降糖药也得不到及时和按量服用。一天，“医生”“送错了”药，被薛明及时发现，“医生”也被迫承认了。贺龙本来就认为“医生”不是真正医生，而是个监视他的特务，早憋了一肚子气，今天顺势暴发，怒斥“医生”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那个“医生”毫不示弱，他顶撞道：“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于是，就出现了本节开始的那个场面。
不论贺龙如何怒骂，也不过是一只在铁笼里咆哮的猛虎。“尝试”很快显效。在政治上打击，精神上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刁难下，贺龙病情迅速恶化，到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过7次。此时，贺龙已发现，专案组要饿死他、困死他、拖死他，他对夫人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他说的“他们”是谁？是“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余立金和张秀川吗？还是“贺龙专案组”的直接领导“中央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可惜，困兽犹斗的贺龙已无回天之力了。在“医生”给他输了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后，1969年6月9日，被三零一医院医生确诊为糖尿病酸中毒，旋即送进医院抢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不成人样的贺龙，当天下午3时04分，因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
贺龙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他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一户农民家庭。因父母早丧，幼年便生活在姐姐贺英家里。少年时，曾赶着骡子行走于湘、鄂、云、贵、川之间，驮运贩买盐巴、烟土和马匹。1916年20岁时，率领21名弟兄，带了几把菜刀和马刀，劈砸了桑植县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十几支步枪，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 1917年，因刺杀湖南督军潭延阎失败后，逃回湘西。在慈利县，他同一名弟兄，各拿一把菜刀，干掉了知县的两名护兵，夺得两支步枪，又拉起18个弟兄的队伍，并通过打劫、抄杀，壮大了队伍，打起湘西援鄂军第一路游击支队的旗号。1918年春，在石门县被编入湘西护法靖国军，先任营长，后任团长。由于年少得志，年轻力壮的他，难免有寻花问柳、男女苟且的传闻。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由来，同时也是林彪和造反派骂他是土匪、“刀客”的原因。
在1924年至1927年间，贺龙拥护蒋介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和第二十军军长，是北伐军中左派将领之一。1927年，他倒戈站在共产党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中共起义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转战于湘、鄂、川、黔等地。长征期间，他任中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打破了国民党追堵、围剿。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为中共保存实力、积极发展做出了贡献。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国内战争开始后，贺龙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1949年12月，他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二野，在成都地区歼敌数十万。西南各省“解放”后，他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在领导清剿土匪、杀掠式土改和“解放”西藏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52年冬或1953年春，未满18岁的笔者，在重庆西南军区高干招待所里，曾有幸目睹了贺龙的风采。
1947年7月，在山西兴县，中共用大刀秘密处决了一名“要犯”，把砍掉的头颅和尸体扔在一个枯井中。是贺龙下令处决的，体现了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的精神。这个“要犯”是一介文弱书生，他就是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精神的、直言不讳的、敢于大声批评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等级森严的天才作家、翻译家王实味。
又据报导，在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时，发现了一个案子。记者写道：“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记者还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这个案子再次体现了贺龙“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的精神。据说，贺在临终前曾“为滥杀而痛悔”。
1954年，贺龙上调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国防建设。1964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纵观贺龙的一生，可以说赤胆忠心为中共的一生，是中共重要开国元勋之一。然而，他被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归宿令人心寒：终被“杀人不见血”地困死、药死！林彪摔死后，为了安抚军队将帅，毛泽东把处死贺的责任推给了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声言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又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毛的所谓“做点自我批评”，竟被精英们赞誉为“他真诚地做出了自我批评”。总管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周恩来闻讯后，下令对贺龙专案组提出的“证据”重新审定。重新审定结果“证明”：
晏章炎的揭发是诬告，李仲公上交的求降“亲笔信”是伪造，“二月兵变”子虚乌有，是康生的胡编乱弹，成钧中将和雷英夫少将的“供词”是屈打成招。正是：
来有形，去无踪，一切都在魔术师的皮囊中！
历史就是这样被中共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晏章炎也因诬告罪被判八年重刑，放过了伪造罪的当事人八十多岁奄奄待毙的李仲公。
株连罪在毛泽东时代司空见惯！最为惨烈的是，跟随贺龙南征北战多年的大将许光达，在贺倒毙前六天，以“二月兵变”总参谋长之罪，被专案组严刑拷打致死。最为冤屈的是中将秦基伟。这位刘伯承、邓小平的部下，从没同贺单独共过事，仅因其妻是贺龙、邓小平领导下的西南军区里的一名干事，贺曾为他们牵过线，因而受审、流放、坐狱长达七年之久。好在八十年代，邓小平叫他当了国防部部长并晋升为上将，算是对七年冤情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