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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瘐死政治局常委陶铸
陶铸这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起，因功勋卓著得宠于毛泽东，开始平步青云：1965年1月晋升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又升任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了中共排在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可谓春风得意，红到极点。然而，刚刚“红”了五个月的他，功败垂成，突然被打倒，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打倒对象。全国上下一致高呼：“打倒刘、邓、陶！”拉出去批斗时，罚站、挨骂、挨打、坐“喷气式”等毛式揪殴，成了他必须面对的“考验”。1967年8月5日，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南海内，红卫兵分别于刘、邓、陶所住的三处院子里，举行的批斗会，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他们的夫人跟着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造反派要依“法”斗曾志，被主持人制止，让曾坐在一边。造反派后来得知，当年在井冈山上，曾志与毛妾贺子珍形同姐妹，关照贺生子非常尽心，有恩于毛。此刻，毛知恩报恩，谕示造反派放曾一马。遭受五个多月胰腺癌绝症反复折磨的陶铸，在1969年10月中旬，被无情地押解出北京，发配到合肥。本可以照顾病危丈夫的曾志，把政治生命看得比夫妻关係更重要，无情地抛弃了夫妻亲情的人伦道义，拒绝跟从随护。四十三天后，即11月30日，这位中共元老功臣陶铸，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而痛苦地死于囚禁地安徽合肥，骨灰不知何所。
对于陶铸的倒台的原因，其妻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回忆说，是因为他拒绝了江青要求，在倒刘批邓上态度暧昧，不肯带头发炮，还当面痛斥过江青“干涉得太多了”，导致江青大哭大闹，说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打倒陶铸问题大发脾气。他骂陈伯达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然后又骂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1978年12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篇题为《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的文章，悼念她的亡父。她在《信》中写道：“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写道：“您知道女儿是单纯的，我不敢想，可无情的现实却逼得我不能不想：为什么江青、陈伯达他们要这样从背后捅您一刀？”然而，正是这位“单纯的”小姐，一位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10月初，曾向毛、林状告军校领导镇压群众，直接促成林彪下达了一个“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紧急指示，即1966年10月5日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下达后，军事院校乱作一团，院校中许多专家、学者和教职员工，被批斗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在“主旋律”的坚挺下，这篇遭到许多人反对的《信》，还是被教育部定为教材，印在广为传播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上。
看来，打倒陶铸系江青、陈伯达所为是确定无疑了；但看法并非完全一致。
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文谦，在他的《晚年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拋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毛对此虽然不大高兴，但事后已经表态默认了这一点，因此并不真想算江、陈二人的账，还陶铸一个公道，以免损及中央文革的声名。”
在那个时代，在毛泽东的辞典里，批分“批而保”和“批而倒”，其区别是最终处理不一样：“批而保”，即被批判者不一定要打倒，在认错、拥毛的条件下，还可使用，甚至重用；“批而倒”，则相反，被打倒者必须批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对哪些人“批而保”？对哪些人“批而倒”？毛泽东具有不可争议的决定权！
笔者认为，对陶铸，毛泽东先是“批而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在敲定中共政治局常委排次位时，一句话，把陶从末位提到仅次于周恩来的第四位。她说：“‘老夫子’（陈伯达）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由此，人们可以清晰地窥见到毛对陶钟情之所在：1965年把陶调到中央，就是毛泽东倒刘批邓的部署之一。但为了警告周恩来，毛泽东却默认了“打倒陶铸”的既成事实。
毛泽东重用陶铸是有道理的。
1950年，陶铸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尚未进入毛泽东视线。当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后，在领导剿匪反霸斗争中，因取得巨大胜利才崭露头角。在剿匪反霸中，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广西剿匪45万，杀了4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一万三千多冤魂就这样被追认为功劳，陶铸也因而被誉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受到了毛的肯定。
1951年11月，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方方在主管广东省土改中，犯有温情主义的错误，被毛泽东斥责为“土改右倾”和“迷失方向”。“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陶铸，被毛调到广州，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他一上任，便大批“和平土改”思想，撤换了许多“对地主不够狠”的土改干部，其中5.2%被判刑或处死。陶铸提出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新方针是：“对地主要狠”，即“村村见血，户户斗争”！不能让地主交出（包括主动交出）土地和财产，就算完事；要发动贫僱农，追忆地主剝削之苦，控诉地主压迫之恶，打斗地主之身，内部规定，每村至少杀一个地主“以立政威”，借以提高贫僱农紧跟共产党的政治觉悟。于是，杀地主定额秘密分配到县、乡一级，杀人审批权限也下放到县、乡一级。由于档案尘封，人们不知道广东省土改中枪杀的具体人数，但据知情者披露(待核实)，每县处死地主约两、三千人，全省处死约为20～30万人(含自杀)。又据《带刺的红玫瑰》一书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粤西地区在土改中，有1,165人自杀,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自杀者高达805人。由于功大不可抹，1955年，陶铸被毛提拔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到了1957年，中共功臣陶铸在反右中又大显身手。5月19日，他学着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玩了个“引蛇出洞”：他亲自到中山大学发动师生给共产党提意见，鼓励中文系教授董每戡和詹安泰、政治经济教授林楚君积极提。结果，这三个提意见的“积极分子”，统统被打成右派。据统计，广东省共划右派分子36,610名。其中，全省8,076人的民主党派成员中，有1,623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省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广东反右斗争的胜利，使成百上千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反右有功，陶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毛主席的好学生”陶铸，紧跟导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广东的粮食亩产可以达到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他以亩产数千到数万斤的“高产卫星”为根据，尖锐地批驳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的“荒谬”，嘲笑了他们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贫乏”。据此驳论，他提出了“三餐干饭不要钱”的著名口号，叫响全国。他的文章和口号，对于当时处在“瓜菜代”饥肠辘辘中挣扎的广大农民来说，是张美丽馋眼而无法填肚的图脯和画饼；但他却在广大农民敢怒不敢言中，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一颗耀眼明星！在“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口号下，全省有65.7万人在图脯吞咽中倒毙，在画饼充饥中饿亡，这些在曹树基所写的《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证。如果不是广东得天独厚，有数以十万计的华侨通过港澳接济，饿殍将超过百万。由于饿死人数相对较少，名列全国第14位，这个政绩，又被记在陶铸的“功劳薄”里！
面对“三面红旗”造成的可怕恶果，陶铸也许良心再现，有所反思。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彭德怀敢于“我为人民鼓与呼”的万言上书，曾表示过支持，差一点为此付出代价。但当毛泽东率众批斗彭时，在中共伦理共识作用下，他摇身一变，坚定不移地站在毛的一边，对彭大加鞭挞，痛斥彭德怀的“《意见书》不过是公开放的箭，在背后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庐山会议后，全国饥馑迅速扩大，陶“功”不可抹。此时的陶铸，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封疆大吏”，被人称之为“南霸天”！
上调中央后，特别是在“横扫”、破“四旧”和支持红卫兵批、斗、揪、打、砸、抢、驱、游、抄、烧、杀中，在批刘、邓和批“彭罗陆杨”中，陶铸紧跟导师的部署，赤膊上阵，“刺刀见红”；他积极参与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他主持起草了林彪、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历次讲话稿，等等。由此可见，他在支持和推动文化大革命中，功勋卓著，理所当然地飞黄腾达，从一个普通中央委员，一跃成为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国第四把手。然而，好景不长，在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同周恩来一样，不自觉地维护了一些右派高干，特别在上海夺权风暴中，同情和支持老朋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偏离了导师的教诲。1967年1月8日，他在被他的导师斥为“很不老实”后而惨遭大难。他同周恩来一样，对“阶级敌人”立场坚定，从不手软，而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却是佛心高照，总是心慈手软，关爱有加；可惜手段玩得不如周恩来高明，最终促成他对毛晚节不保，死无葬身之地！
毛泽东对待中共功臣是关爱有加的，只要不威胁他的权力；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功臣，也能网开一面，只要你能低头认错，紧紧地跟着他。在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毛泽东见陶铸同周恩来一样同情和支持一些老朋友，偏离了他批斗“走资派”的大方向，自然非常恼火，在高层中说了些“很不老实”和“打倒”的气话，也借以敲打一下周恩来，其内心深处还没有准备打倒陶铸。不料，早想扳倒陶铸的江青听了后，如获至宝，便伙同陈伯达、康生等人，把“打倒陶铸”捅了出去。对此，毛泽东自然生气，在常委会上怒斥江青、陈伯达也在情理之中，并非像有人分析的那样是“逢场作戏”。而从“批而保”到“批而倒”，诚如高文谦所说，是毛泽东对既成事实的不得已认可。
由此看来，尽管曾志的回忆有谄媚邓小平之嫌，但她和她的女儿把陶铸悲剧直接归罪于江、陈是有道理的。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她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腌渍中执迷不悟，而那种无法摆脱的根深蒂固的顽钝和偏见，使她们无法承认发生这种悲剧的根源。当陶斯亮顿足锤胸、大声哭喊“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时，那些在陶铸铁腕统治下的数十万冤魂的在天之灵，听了陶女的哭嚎，会有何感受？也许有人认为：他们会幸灾乐祸，大骂陶铸死有余辜。不！那是官方和上层精英们的思维模式；恰恰相反，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听到陶女的哭嚎，也会痛心疾首、落下同情的泪珠。因为，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血腥镇压的洗礼，他们都已懂得了真、善、美华夏文明和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之可贵，多年洗脑所形成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酷虐观，在另一个世界里，人类兽性一面的仇杀、冷酷、淡漠和冥顽等恶疾，都被恢恢天道自动洗涤干净，变成了天使具有的恻隐、宽容、仁爱和理智等天理之心！他们对良心再现者如是，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不例外——这一切都是陶斯亮母女和官员们无法或不愿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