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囚死重伤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默示，江青打电话给在成都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头头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戚本禹听后心领神会，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另一个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韩爱晶，对他说：“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12月27日晚，北京红卫兵，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共同将彭德怀押解到北京，囚于北京卫戍区某部。
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文革四十年祭》文中写道：
（1967年）7月11日，北京市50多所高等院校师生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动员开展大批判、大揭发。江青几次对红卫兵说：“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啊!”
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造反派头头会议，戚本禹对韩爱晶等人说：“你们要彭德怀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不能对他客气。”
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彭德怀是个军阀，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要打翻在地再踏上几只脚!”
19日酷热的中午，彭德怀刚吃完有人塞给他的一个玉米饼，就被拉进吉普车，押到北京航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几十个红卫兵。
红卫兵厉声地要彭德怀交代问题!
“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彭德怀昂着头态度温和地说：“我几十年来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
韩爱晶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70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彭德怀被人拉起来时，他头上淌着血，站不住。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
这次批斗会上，彭德怀受了重伤。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
同其他体制内作家一样，在批斗彭德怀问题上，纪希晨有意回避了决策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在1967年，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简略介绍了他被关押的经过，希望毛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并说：“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毛阅后，“拿起一支黑铅笔，迅速在信上画了一个不规整的圈，没有任何批语。”显然，那“一个不规整的圈”，放出了可以任意批斗彭德怀的信号。
7月26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在北航南操场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万人大会”。身负重伤的彭德怀又被拉去批斗，张闻天也被拉去“陪斗”(图14-6)。会上对年近七十的老人彭德怀、张闻天大搞“喷气式”。会后，红卫兵又把重伤的彭德怀押上卡车进行游斗。游斗中，彭被迫弯着腰，两个人揪着他的耳朵，一个人托着他的头，另有人时不时对他拳打脚踢。游斗是从北京航空学院开始，经新街口到天安门，由于游斗距離过长，致使彭德怀伤势恶化，昏倒在车上，红卫兵不得不把他从汽车上抬下来，送回“特监”。
|
|
|
|
图14-6：批斗身负重伤的彭德怀——彭德怀元帅戎装像(左1)；台上批斗(左2)；揪斗(左3)；张闻天陪斗(左4) | |||
没有毛泽东的默示，江、康、陈、戚、韩等人，敢对开国元帅大打出手吗？没有毛泽东那个“不规整的圈”，处在第一线代表毛泽东指挥文革的周恩来，能对昔日患难与共的战友无动于衷吗？更为恶劣的是，在那“一个不规整的圈”的信号传播下，与彭有积怨的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借机把便纸篓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亲手把彭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恶狠狠地骂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
毛、彭怨恨由来已久。在1959年4月庐山会议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曾强压怒火，对亲信们脱口说出了心存已久无法疏解的愤懑：“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给毛泽东提供了整肃异己的机会。在毛看来，彭的“万言书”，就是向他下的“战书”，不应非君子也！于是，他率众罢了彭的官，并把彭逐出中央决策层。(详见“序幕”图注19：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整肃彭德怀的表面理由是彭反对“三面红旗”，但其深层原由则是两人积微成著的怨恨。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同彭德怀三十一年芥蒂关系：“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成融洽，七成搞不来。”
那“搞不来”的“七成”是什么呢？
其一. 彭德怀翦除王佐、袁文才土匪武装，获罪于毛泽东。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能站稳脚根，得力于王佐、袁文才两支土匪武装的包容，而毛的“秘书”兼妻子贺子珍，是袁的部下，又是袁促成其美，因而同王、袁两人情同手足；但土匪武装为共产国际所不容。中共在前苏联莫斯科兹维尼果罗德镇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对土匪武装作出了决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亦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均应当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时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应完全歼除。”由于毛同王、袁情深意厚，气味相投，对六大决议深不以为然，在红四军前委讨论六大决议时，毛把处置土匪的条款删掉了，有意保护王、袁两人。但王、袁后来还是看到了原文，遂生叛意。
为了翦除王、袁，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联合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于1930年2月23日,将王、袁骗到永新县城中。次日凌晨，朱昌偕将袁文才击毙在床上，王佐闻讯逃跑时，被彭德怀的红五军枪杀于城东冬瓜潭中。
毛泽东在赣南闻听王、袁被杀的消息后，愤而生怨，怒而生恨。机会来了，特委书记朱昌偕在当年年底，被打成“ＡB团”成员，遂遭“错”杀，抚慰了王、袁幽灵！五十年代初，毛将王、袁追任为烈士，又接见了他们的遗孀，算对情谊做出了补偿。由于种种原因，毛放过了彭德怀。
其二. 彭德怀对打“AB团”有所反省，使毛不快。
1930年2月，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主持的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上，发出了捕杀“ＡB团”号令。
从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内开始了“反AB团的斗争”。11～12月中旬，毛泽东在他直接率领的一方面军内，迅速发动了“快速整军”运动，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处决了4,400多名“ＡB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毛泽东在一方面军内开展的捕杀运动，为中共苏区党、政、军内的肃反，做出了榜样。
与军内捕杀的同时，12月3日，毛泽东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向中共苏区地方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江西省行委发出一封《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信中说：“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信中指名道姓说省行委李白芳等几名常委是“AB团”分子，而且要求“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他在另一封致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的信中命令道：“党内地主富农成份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这是二十年后的土改和三十五年后的文革大规模捕杀“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先声！
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接信后，在他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父亲）的主持、审讯下，几天中用残酷的肉刑进行“逼供信”，即“抓起来就逼，一逼就供，一供便信，一信便杀”的审讯办法，先后把120多个地、富出身的党员、干部，把读过几年书的小知识分子和其他异己分子，打成“AB团”分子，杀害了其中的41人。据知情人回忆：“李韶九在十二月七号到了富田，当晚就开始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你，叫你长久地痛。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又据一位受害者事后控诉，李、曾“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李、曾的滥杀引发了红二十军兵变：12月12日，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发动兵谏，逮捕了军长刘铁超，李、曾逃脱，释放了全部被关压的“AB团”分子，高呼“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事变迅即被已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毛泽东定性为“AB团”分子“叛乱”，尽管事变后，刘敌派人给中共中央送去200斤黄金，并请求处分。
1931年4月18日，当刘敌按约来到宁都县青圹村中央局“解决纠纷”时，迅被毛泽东捕杀。接着，毛又指令彭德怀、林彪处决了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以下、副排级以上军官近800人。接着，毛泽东便在全苏区展开了肃“AB团”分子运动。
据报导：在肃“AB团”运动中，先后处决了一万多（另一说七万多）“AB团”分子、“改组派”和数千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肃“AB团”运动虽没有正式平反，但六十年后的1991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里，明确肯定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在肃“AB团”问题上，毛、彭“搞不来”发于1945年1月。当毛泽东“征求意见”时，彭德怀竟毫不客气批评道：“‘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面对彭德怀的反省，毛泽东愀然变色，极为不满。
肃“AB团”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是毛泽东，但“主旋律”的史学家们，却把罪责算到王明等人头上。由此可见，在“主旋律”面前，历史是个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
其三. 在毛泽东落寞中，彭德怀有落井下石之嫌。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受到了多方指责：批评他“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保守”、“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和“单纯防御路线”等等。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担任。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挑战中，毛窥见到彭的不逊身影。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共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围剿的矛头首先指向兵力较弱的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为了配合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敦促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快速北进，威胁南昌。但为了保存实力，总政委毛泽东等人，命令红一方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毛的按兵不动，特别是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失利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迁怒于毛泽东。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违抗中央命令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受到了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负责人的指责。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权力长达两年多，是他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日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成了“千古一帝”的毛泽东，提起“宁都会议”，那忿忿不平的心情难以自制。而此时，谨小慎微的周恩来不得不经常检讨，说“宁都会议”是他“一生中最大错误和罪恶”，乞求毛高抬贵手。彭德怀呢？在当年这场周胜毛败的角力中，他荣升任军委副主席兼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因此，生性耿直、孤傲又不愿请“罪”的彭德怀，能逃落井下石的嫌疑吗？
其四. 毛泽东疑林彪要他让权的信系彭德怀所为。
1935年3月10日三渡赤水前，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召开会议讨论。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张闻天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打的决定，并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取代毛泽东去指挥作战。但到第二天，应毛泽东的要求，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多数人，改变了张闻天打打鼓新场和彭德怀取代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的决定，组成了以周恩来为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在毛泽东看来，在打不打打鼓新场问题上，不是胜算多少的分歧，而是张、彭勾结要夺他的兵权。
四渡赤水后，中共高层又出现了严重分歧。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为了摆脱敌人，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他回忆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吗？”
1935年5月11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后，利用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他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随后，林彪直接给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写了一封长信。据聂荣臻回忆：林彪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要朱、毛下台，让权给彭德怀。
为了整合分歧，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他还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遂将夺他兵权的企图，推到了彭的身上。
对彭德怀“鼓动”夺权之事，毛泽东耿耿于怀。据彭德怀回忆，从1935年到1959年，毛泽东曾四次提起此事。他说：“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彭的担心不幸言中。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矛头直指彭德怀。令彭意外的是，紧跟毛的林彪，在会上立即声明，说他写的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对林彪的声明，彭十分感激；但为时已晚，怨恨已有结果：毛泽东彻底打倒彭德怀的决心正在付诸实施中。
其五. 彭德怀反对毛泽东消极抗日的卖国思想。
彭德怀亲自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是中共整个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上规模的抗日战争。然而，这次真正的抗日战役，却受到中共和毛泽东的无理责难，引发了“骂娘四十天”的冲突，成了彭德怀的“罪证”之一！（详见“序幕”图注05“抗日战争”图注06“百团大战”。）文化大革命中，精英们在声讨彭德怀的“滔天罪行”时著文说：“一九四○年八月，彭德怀背着毛主席伙同朱德擅自搞了个‘百团大战’。战役进行了三个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军主力，使日寇攻打蒋介石的军队来进攻我军，保护了蒋介石，使我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这种无耻的消极抗日的自我保护主义，至今仍有很大市场。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纪念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显然，当年中共和毛泽东为保存实力而对“百团大战”的谴责，并不影响中共做出中共是“中流砥柱”的结论！这就是中共领袖和上层精英们的历史观！
其六.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彭德怀不情愿地发动了第五次战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当中朝军攻到三七线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引发高层激烈争吵。金日成和苏驻朝大使兼北朝鲜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认为，志愿军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联合国军赶下大海。他们毫不客气地批评彭德怀右倾，并把“状”告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处。
连续三次战役使彭德怀意识到，今天的对手不是当年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毛泽东的消灭美军一个整师和速战速决的方针不现实。他清楚，在第四次战役反击时，中国曾以五个师的绝对优势，包围了美2师23团的阵地，力图歼灭一个整团。但攻击几天后，除阵亡两千多人外，一无所获。最使他痛心的是，由于没有空军掩护，一次在大江南岸，因接不到撤退命令，四个军的6万多志愿军，大部分死于炮火和轰炸之中！因此，他认为，必须改变消灭整师和速战速决的方针，为此，他必须说服最高统帅。（见“序幕”图注09: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2月21日，彭德怀夜飞北京，赶到毛住地新六所，排闼直入，唤醒酣睡中的毛泽东，力陈兵员不足、后勤保障困难等问题，并晓之以速胜的危险性。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修改了他的战略，敕令彭德怀：“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了彭德怀，但却下令彭德怀组织第五次战役，把联军赶到三七线上。彭德怀不得不按照毛的旨意发动了损失惨重的被西方媒体称为“绞肉机”的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的失败，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彭的右倾情绪错失“战机”，特别对180师全军覆没，负有不可推缷的领导责任。
其七. 毛、彭个人品质的某些方面相形冰炭。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共党的指导思想。“解放”后，毛的威望如日中天。1949年10月1日，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两个口号。由于这两个口号散发着浓厚的封建臭气，与中共“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格格不入，因此，在设计1950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时，宣传部门没有把这两个口号收录其中。但在审定口号时，矜而持之的毛泽东，大笔一挥，添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口号。自此，“毛主席万岁”口号以中央文件形式固定了下来，自动成了各级领导人和群众必须高呼的口号，一直呼唤了27个春秋；而“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则在一年后逐渐销声匿迹。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更不靠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共产党的《国际歌》歌词。《国际歌》的词曲，是《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战斗精神的强烈张扬。然而在中国，领袖毛泽东却被赞誉为“人民的大救星”，其颂歌《东方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二十一世纪！这种理论和实际的背离，是中共赤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在大唱《东方红》中，总理周恩来的“功”不可抹。为了争取毛宽恕“宁都会议”之罪，他配合“学雷锋”、“学大庆”、“学解放军”等造神运动，在1964年9月，亲自导演了有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了古今中外少有的歌舞鸿篇巨著。直到2008年，这部“史诗”还在公演。这对于“须要点个人崇拜”的毛泽东来说，难掩内心之欢愉！
从延安时代起，中共首脑们就有组织舞会跳舞的习惯。据说战争年代也没间断过。“建国”后，每星期六晚成了例行舞会时间。到了星期六晚上，首脑大员们便不约而同地来到舞厅，由各军种总部派出的女文工团员们陪舞。许多年轻的文工团员，以能陪毛主席跳舞为荣。有时夜半，她们中有人还会有幸被召入“伟大领袖”下榻“促谈”。
对毛泽东这些习性，彭德怀很反感。据传，大员们见毛泽东时，除朱德常称“润芝”外，其他都喊“主席”，唯独彭称其为“老毛”。这显然是对毛尊严之不敬。平时，彭不加掩饰地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反对唱“东方红”，这些在庐山会议上都被揭发了出来。这显然是对毛最高权力的蔑视。毛对于彭德怀这种孤高自傲的德行，常强压怒火忍受；最不能容忍但又无法拿到台面上去的是，彭对他好色隐私的攻击！
彭德怀是中共不涎女色的少数大员之一。在女色方面，他对属下要求更严。
1953年夏天，他在视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闲暇之余想看看松花江。在院长陈赓和院政治部副主任张衍的陪同下，来到松花江边。夏季松花江江水浩大，年轻人们在堤下游泳、玩水，传来阵阵嘻嘻哈哈的打闹声。彭德怀突然问：“江水这么急，淹死过人没有？”张衍不经意脱口而说：“听说每年都有人淹死，我们学院最近就淹死了一个女护士。”彭德怀认真地问道：“为什么淹死了？”张衍说：“她是我们医院里的一个女护士。有个干部追求她，姑娘不愿意，可顶头上司又出面‘劝’她，姑娘心眼小，一时想不开，晚上跑上江堤投了江。” 彭德怀听了眉毛一拧说：“自杀？”然后大声问道：“你们怎么处理？”见部长变色，张衍赶快煞车：“我们正在调查处理！”彭德怀怒道：“有什么好调查的？把那几个干部统统开除党籍！”说罢，不看松花江了，转身对陈赓说：“回学院！”
1956年，为了防止军官借舞会搞不正当男女关係，他下令军以下机关不准跳舞。彭的这种生硬、粗暴的领导方式，得罪了不少将领和高级军官。1957年，笔者曾在任教的高级工程兵学校目睹了一场为跳舞问题引起的分争：最后，校政委以“下级服从上级”为由，“说服”了校政治部主任——下令不准跳舞。笔者从此告别了舞场。
彭德怀的悲剧在于，他对下级如何严厉都不要紧，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矛头对准最高领袖：当听说毛泽东夜召女文工团员到下榻“促谈”时，他一怒之下，撤销了由年轻貌美女孩子组成的总政中南海文工队建制，没给毛泽东留一点面子。他还毫无顾忌地批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总政治部主任箫华，斥责他们经常挑选漂亮女孩子往中南海里送是“选妃子”。当“选妃子”一说传入中南海后，毛泽东有什么反映？人们不得而知；但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便把彭德怀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里通外国”的罪犯，便可窥见到“选妃子”一说的严重性。
八年前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挟中共中央大员罢黜了彭德怀的官，应该说已解除了毛的心头之恨，但为什么到1967年又把这只“死老虎”拉出来当“活老虎”来打呢？——“痛打落水狗”，毛泽东怨恨之深之至矣！正是：
量大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彭德怀这位在中共高级大员中少有的比较耿正、较有良心的元帅，为指挥为毛泽东所反对的真正抗日的百团大战，为批评为毛泽东所发动的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祸国殃民政策，为反对为毛泽东所怂恿大唱《东方红》的个人崇拜，为责难为毛泽东所笑纳的“选妃子”、输送女孩子的卑劣行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长达8年的囚禁中，彭德怀备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终因年老体弱，不胜其虐，郁郁成癌，于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心脏停止了跳动，是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