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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抓叛徒和叛徒集团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但反对《十六条》的中央委员不在少数，多数人同情和支持刘、邓，思想上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他决定利用红卫兵打、砸、抢、烧、杀的法西斯无畏精神，去摧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内右派官僚的反抗。于是，从8月18日开始，历时三个多月，他先后八次“接见”了1,200多万红卫兵，把北京红卫兵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屠杀“地富反坏右”以及毛式揪殴法的经验，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但形势的发展却应了他常说的一句话：“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形势已向失控方向发展：在右派官僚的暗中支持下，各地右派“保皇派”红卫兵，迅速壮大，使造反的左派红卫兵变成了少数派；同时，不少地方官僚甚至公然骂“娘”，阻挠中央决定的贯彻；有的甚至公然利用权力，派出军警干涉、镇压左派红卫兵。然而，天才的毛泽东技高一筹，他决定在“接见”红卫兵的同时，适时采取非常手段，不停顿地向右派官僚发动攻击：8月22日，他指示公安部发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使打、砸、抢、烧、杀等法西斯暴行合法化；10月5日，他下令林彪和中央军委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引发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高潮，极大地支持了左派红卫兵；10月9日至28日，他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让陈伯达代表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全面讨伐刘、邓右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成为过街老鼠；1967年1月13日，他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严惩文革反抗者、骂“娘”者，等等。
尽管毛泽东对右派官僚不停顿地发动攻击、攻击、再攻击，但心里仍不踏实。他明白，他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可以挑动年轻的红卫兵为他冲锋陷阵，但却很难说服党内广大干部。实际情况确也如此。在广大干部看来，如果不是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即在农村实行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政策，在干部问题上实行“甄别平反”和“神仙会”等较为开明、较有人性的政策，很难走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所造成大饥荒的困境。因此，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批判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得鱼忘筌、卸磨杀驴之举。毛泽东对他长期训导下的干部们的这些想法，十分清楚，因此，他必须在打倒刘、邓问题上，找出一个比批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有说服力的“实质问题”。于是，由康生策划的“抓叛徒”策略，便应运而生。
“抓叛徒”在以选票定成败的民主党派之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党派成员，没有义务为他所在党奉献一切，他们有权自由出入于这个党，甚至有权自由加入对立的党，他们的自由没有因而受到生命的威胁。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党则完全相反：他们的成员，无权自由脱党，更无权自由参加对立的党，否则，他的自由将受到党的严惩。
刘少奇是在白区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带出的一大批白区干部，都在党政军显要岗位上工作，构成了右派官僚主干。这批人被捕、脱党甚至叛变、当特务的机率很高，从他们中抓出叛徒、特务，将会给刘少奇增加一项“招降纳叛”的新罪名。于是，在“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康生在天安门上对南开大学的红卫兵说：“要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查出几个实质问题来，比如叛徒、特务，就会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茅塞顿开。在查校党委书记高仰云的历史时，查出了个包括高在内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在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里，集体办理了自首出狱手续。他们发现，在1936年8月31至9月2日《华北日报》上，先后刊登了他们的反共启示。启示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
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信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笔者：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人
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们还查明，在这个叛徒集团还活着的成员中，有二十二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职务，十三人为司局级干部。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廖鲁言、国家经委副主任周仲英、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徐子荣、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德、西藏工委书记王其梅、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等等，这些都是在刘少奇领导下的白区干部。
11月1日深夜，南开大学红卫兵，秘密上书向康生邀功，说他们已“查明”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对南开大学红卫兵“查明”的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康生了如指掌。1931年前后，一批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入党入团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他们的刑期已满，需要履行一个“反共启事”手续才能出狱。当时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建议，让他们履行手续出狱。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致电党中央。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在与其他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商量后，做出了同意北方局建议的决定。由是，张闻天向刘少奇发了回电，表示中央批准了“履行手续出狱”的建议。于是，在押的薄一波等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先后分九批出狱。
这件康生了如指掌且早已定论的往事，为什么引起他的关注呢？这要从康生的个人品质说起。
康生非等闲之辈。他才艺稍佳，长于鉴赏，书画也颇有名气；政治上则多谋善变，阴险狡诈，以罗织罪名为能。因从师于苏联政治保卫局“格伯乌”，丰富了他的肃反经验，崇拜杀人不眨眼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仁斯基，被诩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
在中共党内，康生最初是拥护王明起家的。由于王明握有斯大林的“尚方宝剑”，他便把他的未来压在王明身上。当他察觉到王明在党内嫡系不多，对手强悍，如林育南、何孟雄等，他决意帮助王明铲除林、何等对手。他设计了阴毒的借刀计，有意将林、何等人的机密泄露给国民党。1931年1月17日晚到18日凌晨，准备召开反王明会议的林育南、何孟雄等36人，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不久后惨遭处决。康生的借刀杀人计，成功地帮助王明扫除了党内反对派，也为他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中共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深造，并成了王明的副手。在莫斯科，他在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康生在中共党内的迅速攀升，却又开始于出卖王明。1937年11月，初到延安的王明，受到毛的亲迎，赢得延安知识界的拥戴。那时的康生也在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然而，当他察觉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稳固与王明分歧日益尖锐时，他迅速背叛王明而投向毛泽东。表面上他仍然与王明十分亲近，经常到王明住处去，以亲信的姿态与王明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同时，他同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成了拥毛倒王的打手。康生还力排众议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由此获得毛的完全信任。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到了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几乎成为毛最信任的前台打手，变成了毛手中的狼犬，一跃而成为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二号人物，升任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嗜血污、好眼泪、喜看家破人亡，是康生的乖僻嗜好。当发现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将被毛泽东整肃时，康生一改过去对他们的迎奉笑脸，成了批判他们的冷酷无情的急先锋。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篇“杰作”，就是他暗授聂元梓那张大字报。在那张大字报里，他通过聂的手，提出了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被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5月28日，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从此，他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手脚色。
这个“反共启事”案，是个中共早已定论的问题；但作为打手的康生，却发现了其中的新内涵。他查阅档案发现，尽管不少人回忆说，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但没有查到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记录，这就为重审这个案件提供了可能。经过与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要员的秘密策划，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了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而此时，南开大学红卫兵还在为康生直接交给的挖叛徒任务忙碌着。
1966年11月12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红卫兵发表了号召揪斗叛徒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组织了“抓叛徒战斗队”，进驻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南京、苏州、广州、郑州、长春、乌鲁木齐等地，在各地掀起了抓叛徒的风暴。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等人，先后以叛徒罪名被揪斗。而此时，不知内情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被蒙在鼓里。11月24日，周恩来在西北局请示中央的急电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同样的复电也打给了东北局和吉林省委。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当时毛泽东没有想到康生的心计，挥笔就批准了周的报告。
到了1967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革命的阻力相当大，尤以来自刘少奇系的干部阻力最大，而他能用来清除这些干部的罪名并不多。而此时，“执行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不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抵制，1月13日深夜刘少奇的抗拒态度，就是这种不服和抵制的表演。信奉“理无常是”辩证哲学的毛泽东，根据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决定改变态度，采纳康生的意见。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在做180度的大转弯时，力图转得“有理、有利、有节”：2月3日，他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现在一查出来”是毛泽东发明的一大“专利”武器。1955年他宣布胡风是反革命时，就举着这个“专利”武器说：“胡风的这个简单历史，是最近才查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为了打倒彭德怀，他又举起这个“专利”武器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1966年5月，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点火，他把这个“专利”武器指向邓拓，他宣布：“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专利”武器，被他运用得从心所欲，令人瞠目结舌！
毛泽东对巴卢库的谈话，显然给了康生出了一个明确的题目，要他在重审重做结论即“现在查出”上做文章。
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嗜血的康生开动了他善于整人的天才，重新审定的结论很快被写了出来。1967年3月16日，康生起草了一个《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中共中央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文件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全国，引发了全国抓叛徒的高潮。
这个中共文件的形成，周恩来和张闻天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落井下石作用。
善于看风转舵、左右摇摆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态度明朗，蓄意要借叛徒问题打击刘少奇和他的势力，便不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说话。他装聋作哑，好像当年他不知道这件事；去年11月24日他给毛写的信，以及毛的批复，也好像压根儿都没有发生过。
张闻天的表演则更上一层楼。这位当年的总书记、中共第一把手、“履行手续出狱”建议的批准者，1967年2月18日，他致信中央文革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他还昧着良心说：“（我）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在信里，他还嫁祸于人说：“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招降纳叛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
周恩来的装聋作哑的表演和张闻天嫁祸于人的信，使“履行手续出狱”的原结论顺利被推翻，从而使当年“六十一人”中的存活者，全部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其中，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监委会副书记刘锡五、西藏工委书记王其梅等多名中共高干，先后倒毙在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批斗中。
毛泽东死后，为了开脱张闻天撒谎的责任，他的妻子刘英辩解说，当时张闻天如果承认六十一人出狱的事毛泽东知道，就等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罪名他“担待不起”。由于“担待不起”，就可以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促使他死于非命？这种“理直气壮”又毫无廉耻的“辩解”，这种为了保全自己不惜采取昧着良心、嫁祸他人和落井下石等恶劣作风，不就是司空见惯了的中共赤文化的重要特色吗？
在全国抓叛徒的高潮中，抓出一个“冀东反革命党”。1938年，中共冀东党组织李楚离等领导人，没有领悟毛泽东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指导思想，便与当地国民党以及当地的民众爱国组织，联合在一起，发动了名震全国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然而，同“百团大战”发动者的命运类同，二十九年后的1967年，李楚离等冀东党组织领导人，因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被打成叛徒和国民党特嫌；参加当年抗日大暴动的八万多人，都受到了审查，其中，在毛式揪殴法的残酷批斗中，有2,955人自杀或被枪杀，致残者达763人。（详见第16章“冀东大血案”）
在全国抓叛徒的高潮中，江西省省委书记方志纯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等九十人，被打成“新疆叛徒集团”。他们曾在新疆国民党狱中服过刑。1946年6月，他们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办理了“声明脱党”手续后，被放出监狱。这批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亲自参加欢迎晚会。但二十二年后，他们都成了“新疆叛徒集团”成员。他们的命运是：方志纯被宣布为叛徒集团的头头，包括方在内的91人，被投入监狱；其中，包括马明方在内的24人，先后死于残酷批斗的折磨中。
此外，在抓叛徒的高潮中，还“挖出”了“东北叛徒集团”和“南方叛徒集团”，数百名曾被中共党组织批准“自首”出狱的党员干部，都被以叛徒论处，遭到清洗式的批斗。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不完全统计，仅在1967年头五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过的中共人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者，高达5,200多名，其中，有数百人在毛式揪殴中遭折磨而死。
毛泽东抓叛徒的决策，大大削弱了刘少奇党内右派集团势力，为左派集团全面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