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放过总理周恩来
1967年5月初，在抓叛徒的风浪中，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从1930年的旧报纸里，翻到一条“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认为挖出了个大叛徒，便迅速上报到中央文革请功。伍豪是周恩来化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无疑是一颗可以置周恩来于死地的重磅炸弹。早对周恩来在打倒“走资派”中所持的中间立场和在处理“二月逆流”中的和稀泥态度很不满意的江青，对红卫兵的发现，如获至宝。5月17日，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就“伍豪事件”写信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本人，直接向周发难。信中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影印件。
周恩来已有所料。5月19日，他断然否认“伍豪启事”。他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为防不测，这一天，他把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与之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将其拍照下来，印制多份。就绪之后的当天，他即亲笔致信毛泽东，说明事件真相。信中说：“现在弄清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令周恩来意外的是，对这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毛泽东竟这样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毛的批示等于说：“挂起来！”
为什么说“伍豪事件”是个“简单而明白的问题”？其一，“启事”发生在1931年12月，当时周恩来已潜到了江西中央根据地；其次，在1932年3月，毛泽东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布告辟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其三，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启事”已作了否定的结论。显然，“伍豪事件”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但三十五年后，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怎么又成了个问题呢？这是中共整人赤文化之使然！
“伍豪事件”是由“顾顺章灭门事件”引发出来的事件，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
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1931年4月25日，顾在汉口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他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将顾叛变的绝密情报，迅速报告给周恩来。周得到情报后，抢在中统特务动手之前，迅即组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转移。据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当顾顺章还没有来得及出卖中共中央机关而中央机关正在仓皇撤离时，周恩来人格的另一面迅速展现：他当即立断，消灭顾顺章全家，斩草除根，以儆效尤。于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大案，便在上海出现！
在四月底一个漆黑的夜里，周恩来亲率康生和宋再生、王竹友、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等中共特工红队人员，分坐两辆小汽车，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今威海路陕西路）802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幢二层结构的新式楼房。房间里陈设堂皇，一楼客厅摆放着成套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楼里住着顾顺章妻子张杏华和八岁女儿顾利群，同住的还有顾的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爱宝，小舅子张长庚，顾姨母的女儿叶小妹。这就是用苏俄卢布供养的顾顺章八口之家。周恩来带领杀手，鱼贯般地闪进802号。当是时，张杏华正在二楼陪着顾的好友朱完白夫妇和斯励打麻将，而张长庚当晚住校不在家里。周恩来看见了正在打牌的斯励，不觉苦笑了一下。1927年“四一二”清党时，周恩来和顾顺章被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抓获，却被他的弟弟斯励放走。斯励自然成了周和顾的恩公，也成了顾家的座上客。但一不作、二不休，“对待敌人从来不手软”的周恩来，脸一沉，下达了执行的命令。九人一齐动手，人不知、鬼不觉，先后用细麻绳勒杀了顾顺章家庭主要成员（放过顾的八岁女儿）和包括斯励在内的牌友等8人。勒杀之后，趁着夜幕，他们将尸体深埋好，上面栽上花草，作得干净利索，不留一点痕迹。事毕，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了出来。那天晚上究竟杀了多少，说法不一。据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极好的美籍作家韩素音说，杀了17人，留下了一个12岁的男孩和一个8岁女孩。但有的资料说杀了7人或9人，也有说多达30多人。又据周恩来为申辩“伍豪事件”上交给毛泽东的《大事纪》中说：“五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
顾案发生四个月后，王竹友被捕，供出了上述案情。国民党当局向法租界当局接洽，会同法警方，按王竹友指认的地址挖掘尸体。消息传出后，市民挤满墙头，爬在树上，围观挖掘。在充满怀疑和期待下，人们在毫无痕迹的花草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终于在八尺深处，挖出了被勒杀的8具尸体。接着，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功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挖掘出了三十多具尸体，其中，有顾顺章的哥哥中共地下工作者顾维桢夫妇，顾维桢的妻弟中共地下工作者吴克昌夫妇。这些尸体都是被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下令或亲手勒杀的所谓动摇、叛变嫌疑分子。挖掘出的尸体使全上海市为之惊颤！灭门和屠戮新闻不胫而走，传遍全国，震撼世界。1972年来访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周恩来亲切握手后，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特别关照了这件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灭门大血案。他写道：“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
历史是无情的。它昭示了周恩来对中共忠诚和对敌人凶狠的历史形象！
当年上海报纸上登出照片：顾顺章抱尸大哭，发誓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
1931年9月1日，国民党当局悬赏两万大洋，缉拿周恩来或人头，而此时，周恩来正在潜向中央苏区的途中；11月，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而此时，周恩来已潜入中央苏区。由于没有抓住周恩来，离间中共中央领袖关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便被炮制了出来。
国民党这种笨拙的离间计，当年没有得逞，但在三十五年后的文革中，却起到了作用。
当看到一个佼佼者在他面前点头哈腰、诚惶诚恐的样子，毛泽东便油然产生一种快意和满足。因此，为了控制周恩来，使其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把“伍豪事件”挂起来，是个理想的选择。但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不公正的，是一个令他难咽的苦瓜。周恩来无法怨天尤人，因为，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把毛泽东推上了说一不二的九五帝王之尊。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个不得不重用又不得不警惕的特殊人物；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的才智过人，嗜权如命，但居高临下的霸气和不择手段整人的残酷性，难免众怨，他早晚必取而代之。毛、周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即联合又争斗、充满恩恩怨怨的历史。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屠杀顾顺章全家和亲朋好友之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大搞肃反，开展轰轰烈烈反“AB团”的运动。他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用残酷的肉刑进行“逼供信”，即抓起来就逼，一逼就供，一供便信，一信便杀。先后屠戮所谓“AB团”和“社会民主党”成员等异己分子万余人(另说：有大约七万人被冠以AB团分子遇害)，其中，在红二十军，包括军长、政委在内的副排级以上干部近800人，全部被处决！这就是著名的中央苏区肃反，史称“AB团事件”。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为了夺权而笼络人心，周恩来批评毛泽东肃反扩大化，并在1932年10日的宁都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夺了他的兵权，迫使他离开军队。自此，周取毛而代之，并同王稼祥和苏俄特使德国人李德，组成了中央苏区军事三巨头。
周、毛怨恨也由此引发，使毛泽东耿耿于怀，终生难忘。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化了三巨头的权力，使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坐冷板凳长达两年之久，成了他一生中最为失意、最为落寞日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恩来等人不得不突围向云贵方向逃跑，这给毛泽东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周恩来等人率队逃跑前，处决了近万名俘虏、伤病员和动摇嫌疑分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同时，周恩来等人，还以打游击的名义，将异己的中央要员如患肺病的瞿秋白、患疟疾的毛泽东等人，留在中央苏区，让他们在国民党围剿中自生自灭。不久，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在福建上杭濯田附近被国民党抓获，1935年6月18日，被杀于长汀。
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能看破周恩来等人的借刀计。在疟疾康复中的他，紧紧跟在他熟悉的部伍后面，没有执行周恩来等人要他留下的命令。翻盘机会终于来了，在清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反客为主，对中共头头博古和三巨头，大张挞伐，赢得了一些将领的支持，但却无法撼动博古和三巨头的地位。然而，周恩来的突然倒戈，成全了毛泽东，使张闻天取代了博古，撵走德国人李德，换上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毛、周积怨并没缓和。在延安，毛泽东借助刘少奇、贺龙、彭真、高岗、康生等人之力，爬上了中共权力峰巅。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借批王明左倾路线之名，整肃对手周恩来。正当周恩来处境险恶之时，1943年12月22日，苏俄党魁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首领季米特洛夫，向毛泽东密电要求停止对王明和周恩来的整肃。密电说：“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政治上是错误的。”莫斯科的支持，使毛泽东不敢对周下狠手，周也因而保住了他的权力。
领教了毛的报复手段后，周恩来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开始用“太极软功”与毛周旋。1957年，当他在经济上反冒进的举措被毛斥为“离右派只有50米的错误”后，他立马改弦更张，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1958年经济计划，完全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张安排。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他同刘少奇一样，成了毛的主要帮手和积极执行人。1959年，当中国农村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时候，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他不顾人民的死活，着意拉开与“右派”的距离，力图完全甩掉“50米的错误”，把出口粮食从1958年的266万吨，提高到415万吨，出口量猛增56％！他这种改正“错误”的丑行，加速和扩大了中国的饥馑发展，至少增加了1,000万个饿殍。在饿殍遍野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派别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左、中、右三派。善于左顾右盼的周恩来，摇摆于左右之间，没有像右派刘少奇、邓小平那样，把大跃进失败的责任，用暗示的方式推到左派毛泽东的身上，巧妙地往自己身上贴金，而是主动承担经济失误的责任。他没往毛身上泼粪，使处境困难的毛泽东舒缓了一口气。
在谋划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中，天才的毛泽东充分利用周与刘、邓的矛盾，把老对手周恩来，当作可团结的对象加以利用。果不出所料，周恩来在“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中，亲临一线，指挥红卫兵打、砸、抄、烧、杀，可谓赤膊上阵，废寝忘食，为毛打倒刘、邓党内右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汗马大功。对此，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当斗争的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毛发现，周在高喊“打倒”的同时，却在暗中保护党内右派和中间派的老干部，心里老大地不高兴。不过，毛也发现，周恩来虽有暗保“走资派”的嫌疑，但在保谁、打倒谁上，都在看他的眼色行事，没敢擅自做主。为了打倒党内右派，团结中间派，毛泽东做出决断：放过周恩来，把“伍豪事件”挂起来；同时又默许中央文革，利用“五一六”红卫兵来敲打周恩来，使他不敢轻举妄动！
周恩来卑躬屈膝的“太极软功”也收到了效果，使他涉过险滩，稳坐第三把交椅！
附1、犬儒：
原指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哲学家学派，这里借来泛指像犬忠一样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