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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专政”在湘南道县暨文革第二轮大屠杀
(本节根据以下十多篇资料撰写：《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采访手记之一∶血海拾遗》《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惨命运》《老虎坪纪事》《人性，在疯狂与血腥中失落》《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等)
1982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回故乡探亲。当中共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中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委书记没有想到首长会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 地委书记很清楚，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群众专政”中，被残忍杀死的。
1984年5月，中共右派当权者，根据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在湖南省零陵地区成立了有1,389名干部参加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对以道县为中心的全地区屠杀情况，进行了清查、处理和遗留安置。据“工作组”清查后透露：
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该县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都进行了屠杀。共屠杀2,778户，死亡4,519人，其中，被打死、枪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大屠杀向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扩散，全地区各县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屠杀。据清查统计：全地区（含道县）屠杀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为：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按年龄划分为：未成年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大屠杀直接受牵连者，高达14,000多人。
又据不完全统计，除道县外，零陵地区各县和相邻地区的县市屠杀情况如次：
宁远县：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屠杀，共屠杀1,092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1967年8月29日起，历时57天，共屠杀898人；
双牌县：共屠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
江永县：先后屠杀325人；
东安县：屠杀11人，但在杀人腥风停息了８个月之后，该县又屠杀141人，自杀278人，致伤致残1,132人；
祁阳县：33个公社，共屠杀218人；
永州市：9月间的几天内屠杀158人；
南山县：共屠杀145人；
常宁县：共屠杀83人;
邵阳县：杀死295人，自杀277人。
新田县9月8日开始屠杀，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就有18个公社先后在现场大会上杀人；冷水滩市也发生了全市性屠杀事件。此外，在湘南的郴州、桂阳、嘉禾等地，都传出了大批杀人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新田、冷水滩、郴州、桂阳、嘉禾等地，都没有留下杀人记录。
湖南零陵地区和相邻地区的县市杀人手段，大致归纳为以下10种；
⑴、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⑵、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⑶、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⑷、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⑸、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棒打）；
⑹、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⑺、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⑻、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⑼、火烧（含熏死）；
⑽、摔死（主要对付未成年的孩子）。
在毛式有政府的无政府法西斯主义的“群众专政”下，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甘肃、江西、黑龙江等省的县城和农村，也都发生过与湖南类似的屠杀，其规模、时间和波及的范围，各有不同。
也许是巧合。正当湘南“群众专政”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1967年9月18日，毛泽东驻脚湖南长沙，进行视察。他在视察时的讲话内容，竟只字不提湘南屠杀，却对湖南省、地一级领导面对屠杀放弃管理的不作为行为，大加赞扬，对大屠杀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请听，当湖南省委领导们反映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时，毛泽东赞道：“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当湖南省委领导们反映“公检法”不能发挥作用时，主张“群众专政”的毛泽东回答道：“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在坐的省委大员们，听到毛支持大屠杀、鼓动政府放任不管的讲话，无不因震惊而颤栗。可见，有人说“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是有根据的。
那么多共产党组织、党员，难道没有一个主持正义吗？下面一则报导，请读者剖析。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见“序幕”简评四清运动附注）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后来县“处遗办”查明：“散发反动传单”，实际上是台湾国民党空投飘到湘南的传单；当时四个区报上来的七个“反革命组织”，全部是假案；至于“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等等，更是子虚乌有。但这毕竟是第一份表态反对滥杀的文件。然而，一个握有“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事管制和军训大权的零陵军分区，不仅“情况上报”中有袒护屠杀之嫌，且明知“不宜滥杀”却又不采取强制措施去制止滥杀，如军事管制等。对这种熟视无睹的不作为行径，同毛说的“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和专家说的“省级国家权力的失灵”联系在一起，难道不能发人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