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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每次发动镇压运动前，都要做妖魔化阶级敌人的舆论准备。道县毛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也学会了这一套，但他们妖魔化的水平，远比毛平庸、低劣。然而，平庸、低劣妖魔化的手段，在落后、愚昧的农村，还是起到了作用。他们屠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理由”是：
⑴、“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道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 这是一个最普遍、最统一的“理由”。
⑵、“四类分子要造反”。这又是一个最普遍、最统一的“理由”。中共零陵地委处理文化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组，对这段历史所作的总结中说：“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他们说的四类分子，实际上是指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
“理由”是中共赤文化“目的崇拜”的一种：为了达到屠杀之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妖魔化敌人。因而，“理由”等于谎言。
但也有不是谎言的“理由”——毛的党员、干部们，亦即毛的“群众”们，还从“官本位”出发，规定了多项维护官员尊严和官僚体制的屠杀条条：
⑶、不尊敬干部者，杀！第一个被“开刀祭屠”的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当过军统特务的光棍朱勉。此人读过很多书，曾因特务问题坐过12年大牢；出狱后，仍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他对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和大队治保主任陈甫厉的历次“管教训话”，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而是不以为然地随便站着，大有不尊敬之嫌。两陈早想整整他，杀杀他的傲气。机会来了，已升任寿雁公社“抓促小组”组长的陈智希，请示上级后，便以子虚乌有的“搞反革命组织”的罪名，下令陈甫厉把朱勉“搞掉”。8月13日晚上，接受命令后，陈甫厉便以“不老实”、“不请假”的“罪名”，叫了几个民兵，把朱勉挟持到山上打死。
⑷、“表现不好”者，杀！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便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他这一回家，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曾在道县担任过教师和一中校长等职，因出身不好被开除回家。其时，蒋晓初竟天真地跑到大队部，向大队干部宣传“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毛泽东思想，试图说服干部不要乱杀无辜。但这种宣传在毛的“群众”看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表现不好”之罪，对此，毛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们，岂能容忍？于是，他同他的父亲蒋勋、二弟蒋晓中和几十个地子女一起，被抓了起来，遂遭屠戮。
据零陵处遗工作组统计：零陵地区被“群众”屠杀的9,093人中，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四类分子”有3,576人，占39.54％，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四类分子”子女有4,057人，占44.61％，犯有“表现不好”之罪的其他成份者有1,049人，占11.53％。
⑸、持不同政见者，杀！当了右派造反派“红联”司令的四马桥区杨家公社秘书蒋文明，成了地方当局的保护伞和打手。8月13日，他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向公社各大队干部发出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蒋四条指示中的“革联”，是湖南省左派造反派“湘江风雷”在道县的下属组织。参加“革联”的大多数人，都是长期受压的弱势群体，而对立面“红联”，则是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下中农和基干民兵为骨干的右派造反派。两派政见不同，在“全面内战”的号召下，自然势不两立。在省城长沙，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最高指示”下达后，“湘江风雷”红火一时，大有半壁河山之势；但在县城和农村，那里却是右派的天下。在那里，左派造反派“革联”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湘江风雷”鞭长莫及，爱莫能助。会上，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郑逢格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于是，会议决定先把钟佩英“搞掉”。
8月15日晚上，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和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和子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向钟佩英喝斥：“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话没说完，便被握着生杀大权的民兵捆了起来，拉到山上，用锄头和棍棒把她“搞掉”。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民兵们按分付，又将她的一个20岁、一个18岁的两个儿子，分别拉到两个山头上，先后用锄头和扁担打死。这样，在道县的“群众专政”中，第一起灭门案便被毛的“群众”制造了出来。
⑹、生性耿直者，杀！清塘区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三、四十人冲到右派分子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他打死，然后抛尸于禾坪边的水塘里。唐玉者何许人也？何以这般惹人恼恨？他家庭出身中农，原先是小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许多人说他“蹲点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别人敢怒不敢言，为人生性耿直的唐玉，帮人写了一张状子，把蒋特派员告了，害得蒋不仅受了批评，仕途也受到很大影响。自此，蒋白举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他把他揑造的“唐玉是‘人民党’成员、想当区长”等“罪行”，“举报”给区领导周仁。
8月17日，在部署杀人的干部会议上，清塘区武装部长兼“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说：“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如果让他们的暴乱成功，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也附和说：“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当说到蒋白举“举报”唐玉要当区长时，周仁冷冷一笑说：“我们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拿到“令箭”后的当天，蒋白举便带领三四十人，用乱棒将唐玉打死在禾坪上。
⑺、未婚妻漂亮者，杀！7月，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是在县城读中学时认识何端珍的。事情偏不凑巧，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xx。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端庄秀丽，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骗得了这么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带她来刺我们的眼睛！妒忌生恨，他一口咬定贺远能是“革联”的探子，叫民兵把他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脱了臼。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
伤好后的贺远能，鬼使神差使他自投罗网，竟于8月24日回到了的家里。此时的蚣坝公社，杀人已杀红了眼，屠杀人数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公社。他见势不妙，便连夜逃跑，躲到洲背岭上草丛中。第二天，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贺主席，以放跑“奸细”罪，处决了他的父母和弟弟全家人，并下令追捕他。躲了一天的贺远能，因思念未婚妻而冒险下岭，终被民兵抓获。贺主席问：“你要怎么个死法？”听到这话后，贺远能失声痛哭起来，不停地喊着未婚妻何端珍的名字。对这个可怜的情种，贺主席下令用鸟铳处决。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在支撑，鸟铳三声响后，贺远能竟没有倒下，依在石头上痉挛。贺主席又下令，把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大块石头，推到潇水河里。有人说，贺主席由此赚得了“棒打鸳鸯作话传”的恶名。其实，在中共党员干部中，棒打鸳鸯寻常见，本书就记载了多例。
